《戎礼馨香—1931-1937国军对日作战纪念仪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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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礼馨香—1931-1937国军对日作战纪念仪式研究》新书封面(部分)。(温玉珍提供)

2022年是“七七事变”85周年,有关当时的国共两党谁是抗日“中流砥柱”的争论持续不断。最新出版的《戎礼馨香—1931-1937国军对日作战纪念仪式研究》一书作者、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温玉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国民政府当时对日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双重策略,并透过一场又一场的阵亡将士追悼会,统合内部势力进行抗战前精神动员工作,并非毫无作为。她强调,国军才是对日抗战的主力。
《戎礼馨香—1931-1937国军对日作战纪念仪式研究》新书封面。(温玉珍提供)

《戎礼馨香—1931-1937国军对日作战纪念仪式研究》新书封面。(温玉珍提供)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被视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自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这个阶段史称八年抗战。但是,中共在2017年改称为十四年抗战,将对日抗战的起点提前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此举是想在对日抗战史上,提升自己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抢占抗战史的话语权。
“七七事变”85周年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出生自台湾,身为青年军及黄埔后代的温玉珍,现在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她近日出版的新书《戎礼馨香—1931-1937国军对日作战纪念仪式研究》,以抗战前六年的阵亡将士追悼会来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奉行绥靖主义的说法提出平反。温玉珍表达的是她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进行精神动员
《戎礼馨香—1931-1937国军对日作战纪念仪式研究》新书作者温玉珍。(温玉珍提供)

《戎礼馨香—1931-1937国军对日作战纪念仪式研究》新书作者温玉珍。(温玉珍提供)
温玉珍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抗战,国军与日军先后进行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1933年长城战役和1936年绥远战役。其中,淞沪战役和长城战役中,国民政府动员了包括首都警卫军在内的精锐嫡系部队参与作战,战后的纪念仪式也是由国民政府方面隆重举行,以此来对全国军民进行精神动员。
温玉珍说,为了抚慰战争中死亡的国军,各军会安排建造忠烈祠、抚恤亡者家庭,并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筹备处通常在开会前公告周知,邀写祭文、挽词外,还会征集资源,如金钱、衣物、鞋袜、食物等。追悼会不仅是为了悼念死者,也是为了抚恤生者,并补充下一场战事的资源,从中可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仍需诉诸民间力量来补足国家能力的不足。
她表示,追悼会的地点通常在公共场所,如公共体育场、公园、公墓等;举行仪式的当日,通常全国会降半旗并共同默哀;报刊上充满着对战役中的英雄事迹的细节描述,令人感受到当时战前“军民一体,共御外侮”的诉求。
比如,在“九一八事件”的追悼会上,参加群众包括军、政、警、学、商界等社会各阶层。事隔三个月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共计一千余团体及五万军民参与。到了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前夕的“二十五年绥远挺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参加民众达到十万余人之多。
追悼会的宗教色彩
温玉珍说,追悼会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33年冀热长城战役追悼会,因为长城抗战的地点是在环境恶劣的山地,过程非常惨烈,国军死伤惨重,对华北民众的生活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国民政府为了动员民众的抗日精神,特地选在中元节举行纪念仪式,邀请僧侣道士参加,以此拉近官方与民间的距离。
她表示,由于华北民众深度卷入战争,加上纪念仪式充满民俗礼仪,因此这场追悼会成功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情绪。更重要的是,当时参加长城作战的国府精锐第十七军,其建制一直延续到今日的台湾陆军,即为人所熟知的“长城部队”及“埔光部队”。温玉珍说,这是台湾军队的骄傲。
塑造新型民族国家
温玉珍说,当时一场接一场的阵亡将士追悼会除了反映了1931年至1937年间频仍的战事外,国民政府也借由悲怆的阵亡将士追悼会气氛,警醒民众不忘外侮,塑造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
她表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7年“七七抗战”的六年间,国民政府与民间普遍用“国难”一词概括此时期的国家处境。在国军第二十六军的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演说内容有“因为不剿匪国家不能生存”,从中可以看出,国军当时面对的“国难”不仅是来自外部的日军,还有内部的中共,也足以窥见国民政府将内乱与外患视之为内外无分别的等量威胁。
温玉珍说,面对1930年代中共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国民政府当时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以应对内部动乱,还要应对长城、冀东等地的对日作战。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锋的空前变局,强调军民一体,发起长期精神战备。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她说:“国民政府当时采取的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双重策略,以获得备战时间和外部援助,这是本书研究的新发现,也是我对国民政府这一阶段历史作为的评价。然而,国军当年的这些作为,在如今的中国大陆,民众知者不多。”
温玉珍说,从1931到1937年期间的阵亡将士追悼会就能理解,所谓“国军只打内战、不抗日”、“1937年前,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是不抵抗的,是丧权辱国的”等言论,不攻自破。
她说,国军当年固然在与中共作战,但也在抵抗来自日本,甚至前苏联的军事威胁,如果这段历史被淡化,会让今日的中国人觉得战争形同儿戏,不知战争的可怕与惨烈,或许这也是造成今日中国嘲讽式的“抗日神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2020年底曾发表“怎样看待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的文章,指八年或是十四年的看法是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过程与阶段划分的两个概念,而且已经约定俗成。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20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也强调:“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但引发争议的其实不只是中共所谓的“十四年抗战”,还包括中共自诩为抗日的“中流砥柱”一说。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还说:“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抗战的中坚力量,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国军是对日抗战主力
至今,中国学界和政府说法都指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遭台湾方面否认。曾亲身经历抗日战争的前台湾参谋总长郝伯村在2015年接受BBC专访时就指这种说法“有欠公道”。
温玉珍表示,中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想确立中共革命史和执政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对日抗战是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从北京的官史立场看来,抗战时期国军与中共是合作、同盟关系,领导抗战的是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非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而非国民革命军。但在台湾军方看来,抗战时期的中共军队也是国军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与中共是上下级关系,抗战由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导。
温玉珍表示:“回归到历史的本源来看,国军才是对日抗战的主力,这可从当时国军牺牲了200多位将领、伤亡321万官兵的巨大代价,便可一窥端倪。”
她表示,当这种官史立场成为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后,任何试图呈现国军英勇抗战历史的研究,甚至文艺创作,都有可能被视为历史虚无主义而遭到批判。
她说:“这会造成学界、文艺界的自我设限与审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陆前些年的一部反映国军抗战的电影《八佰》,其中涉及到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镜头,几乎被删除。 ”
另一方面,中共近来强调缅怀烈士并为英烈立法,去年前媒体人罗昌平因“侮辱英烈罪”而入刑。中国官方近来也加大力度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只要不符合中共“正确”历史观的,就视之为“历史虚无主义”。
国军烈士地位抬高
温玉珍说,北京开始重视国军抗日烈士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在1979年之前,北京更强调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国军抗日烈士被边缘化,不少烈士公墓或纪念碑也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共为了回应民间的改革诉求,同时也为了改善两岸关系,国军抗日烈士的地位被逐渐抬高,许多公墓或纪念碑也逐渐修复。
温玉珍说,北京如今部分承认国军抗日作战历史的存在并给予烈士重视与褒扬,更多是为了确立其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地位,而且是以不影响中共执政合法性为前提,比如国民政府在七七抗战前的六年“剿共”时期,北京称之为“只剿共、不抗日”的“反动”阶段。又如一二八淞沪战役,北京较为侧重后来反对蒋介石的第十九路军的作用,而较少触及国军首都警卫军的历史价值。中共努力淡化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抗日努力,无形中也强化了中共革命的正当性。
不过,温玉珍个人认为,近些年来伴随“民国热”在中国大陆流行,国军在不少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势必与中共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形成碰撞,未来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很值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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