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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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零六)

钮先铭,1912年生于江西九江。

南京保卫战时,钮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他后来回忆说:“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我奉召自法返国,参加了上海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七年末的南京保卫战。不幸的是日军以野蛮人而加上文明的智慧与武器,我们打败了。而我个人则躲在庙里——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此后,张恨水以钮先铭的这段经历,创作了名为《大江东去》的长篇小说,从1939年开始,在香港的《国民日报》上连载,从此钮先铭名噪一时。

抗战当中,钮先铭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据该班第四期学员张赣萍回忆,当时这位“被张恨水写成‘小说人物’,曾一度被日本人追得削发为僧的钮先铭将军”,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赣萍说:“另一位最受我们欢迎的教官,是多次向我们讲解时事的钮先铭,他那时在军令部任职,在情报参谋业务上,他也是我们的上司。他来向我们讲解时事,由于大众受了张恨水的小说,以及有关他种种风流韵事的新闻影响,大家对他早已心仪神往,可说‘先声夺人’;但又耽心‘小说家言’,会言过其实,人不如文。故在他第一次来班讲演之先,同学们都在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下,一早便坐在课室里,屏息静气等候他的驾临。”

张回忆说:“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言态潇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旁及战术。对敌我两军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间中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人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军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并且听了就算,既不做纪录,又不必做作业,所以也是最轻松愉快的一堂课目。大家在全神贯注中,他每次来演讲的两个小时,都能在不知不觉中溜过了;连中间那十分钟休息,也认为是一种损失。”

按:钮先铭是蒙古族人,后举家迁徙到江西。其父即钮传善,前清进士,民国时曾任财政总长。因此,钮先铭既是官宦家庭出身,又是典型的“诗礼传家”,且14岁即“负芨东瀛”,毕业于“陆士”,回国后从基层军官干起,未几又赴法国留学,所以说,钮先铭是标准的“允文允武”。加之当时钮供职于军令部,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非常了解,给参谋人员做教官,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当时,大家都请钮先铭“加多一点时间或次数”,钮说:“你们是奉命听讲,我是奉命演讲,加多减少,都由上面决定,大家只有服从命令行事。”

还有的人请求他“现身说法”,“把他被迫做和尚及逃出陷区,与经历的风流韵事讲给我们听听。” 钮先铭说:“这不太好吧?在编定的时事演讲中说自己私事怎么行。你们既然欢喜听我的私事,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我请大家去到石头城里痛饮三杯吧,等待那时再说好了。”

张赣萍说:“这当然是张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这里多说一句,钮先铭的《还俗记》写得极为坦诚,他虽然是一位军人,但在那种人间鬼蜮的环境下,也会害怕,在回忆中,钮丝毫不惮于暴露自己当时的怯懦。

比如他说:见到日本鬼子进城,他会“过分惊恐”;日本鬼子来搜查,“前后虽不过十几分钟,可是紧张的情绪使得每个人都近乎昏厥,我也不例外。”当日本鬼子盘问他的时候,他会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丝毫矫饰和矫情,可谓君子坦荡荡。

此外,钮先铭的多才多艺和机警智慧,也给人留下深刻影响。比如他假扮和尚,引起日寇怀疑,令其背诵佛经,刚好钮在儿时,跟着母亲学过佛经,多少还记得一些,当即背诵了半部《心经》,这才蒙混过关,否则,没准早被日寇看出破绽。

再比如,他在南京鸡鸣寺的时候,看到很多来“朝拜”的日本鬼子都想盖一方鸡鸣寺的“印信”以“留念”,于是灵机一动,找了块石头,找了把修脚的刀子,刻了一个山寨版的“古鸡鸣寺”石章,以糊弄日本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刻图章发展到给日本人写字,还很受欢迎,既以此为自己、为寺庙加上一重保护色,避免了汉奸的骚扰,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定的“润笔”,以养活自己和僧人。

由于钮先铭的《还俗记》和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流传都很广泛,这里就不再更多引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吧,颇值得一读。

钱新民做的第二件事,是着手恢复与特务处本部的联络。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刚刚沦陷时,两位女报务员在亲戚的掩护下,进人了难民区暂时隐蔽起来。到1938年3月,城里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钱新民就派交通站站长刘汉臣在六合瓜埠镇开设五洋杂货店为掩护,开始与南京城里的组织联络;同时命令城里的军统电台开始架设,以便恢复通讯。由于技术问题,这两位女报务员未能架设成功,乃派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前往架设,并以夫妻名义与周光球在一起工作。电台架设成功以后,就与汉口航空委员会气象情报总台联络,报告气象情报和替军统局南京区收发电报。”

潘光祥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京沪区的,他后来回忆说:“关于南京区的电报,是由该区译电员翻译好送交电台报发的。当时我刚刚毕业于武汉特训班(这个班是电训班,正式名称是‘训练总监部军训电讯干部训练班’,该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魏大铭,教育长是董益三),暂时在汉口航空总台当报务员。因为我是南京人,便于掩护,乃派我到南京区工作。”

潘光祥说:“1938年5月,我从汉口出发到达淮阴时,南京区区长钱新民来接我了。他把我带到六合八百桥镇暂住下来,不久就派我到六合王子庙镇乡下建立航空第八十八分台。同时又将城里的女报务员周英杰调到我台当报务员,后来我们就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工作。为了加强南京城里的工作,把航空第八分台调进城里改为军统南京区城里电台。当时我台除与汉口航空总台联络外,还与城里电台通报,为南京区收发各种情报电报。我台虽然是属于航空委员会电台所管辖,但必须受军统南京区的支配,不得单独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情报。但汉口航空总台台长陈一白,多次要我台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的情报,为此,我曾多次口头向钱新民报告这一情况。因此,以后该区就陆续供给我台关于日本飞机场的情况和日本海军活动情况,为此曾受到汉口航空总台的嘉奖。”

京沪区策划的第三件事,就是“金陵毒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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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零七)

“金陵毒酒案”的关键人物,就是在“日人藏本失踪案”中提供了重要线索的袁露,到这时,他已经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潜伏了5年了。

袁露,本名詹长麟,出身于南京一个机工家庭。他自述说:“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机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按:所谓“机花子”,即机坊里做机工卖苦力的人。江南的丝绸制品是出名的,尤其是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为此,在前清,成立了专门的织造衙门,派出自己的亲信担任织造,在提供贡品的同时,还兼着密报民情、舆情的任务。如南京的江宁织造,从曹雪芹的爷爷曹玺那辈起,一家三代干了好几十年,一度富比王侯。

因此,南京有一大批人,是世代做机工的,詹长麟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穷苦家庭。

1934年,一个叫王明和的机工,向詹长麟的父亲詹士良提起:“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

按:王高科本人就是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仆人,从后面的事态发展来看,王极有可能早已经加入了“团体”,奉派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潜伏。

另外,詹长麟的姑父潘崇声,公开身份是南京首都警察厅特警课外事股股长,亦是特务处特工。

从这两点来看,詹长麟之进入领事馆,显然是当时的南京区长赵世瑞有意的“走闲棋、布冷子”。

詹长麟回忆说:“我爸爸从茶馆回到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和哥哥,并问谁去干这个差事好。我让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谁也不想去,因为听说给日本人做事,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后来还是我爹做出决定,他说让老二去,因为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当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织缎子维持生计很困难,想想就去了。”

这一年,詹长麟21岁。他后来回忆说:“过了几天,王高科就把我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的办公室。宫下书记官四十来岁,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见了我后,感到满意。”

日本人满意在哪些地方呢,因为詹长麟符合他们挑选仆人的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本话,不识日本字,防止你做间谍;第二,要有至亲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便于控制;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

接着,宫下又带着詹长麟去见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请他面试,须磨看了以后,说:“呦西。”

詹长麟说:“从此,我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役。 我在日本领事馆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有时还接听电话。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

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要说真是够辛苦的,简直拿人当畜生使唤,不过,“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这工资也确实不低。

据学者考证,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十元钱(1935年11月之前是银元,此后是法币)就能买一石大米,以当年人们的简单生活,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前提下,詹长麟这样一个没有学历,无任何专长的人,靠这样一份工作,足可以养活一个三口之家了。

我们再对比一下王蒲臣,1935年12月5日,王蒲臣加入特务处,月薪法币100元,那真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

詹长麟回忆说:“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带上黄包车,然后来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走进后,我见房间空无一人,便有些纳闷,即问这个年轻人。”

这时,赵世瑞出现了。

詹长麟说:“话音未落,又见另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上也穿蓝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房间来。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为什么对我这番经历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按:黄永淮,国民革命军88师第262旅第524团中校团附,即谢晋元的前任。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黄永淮作战受伤,入医院治疗,由524团中校参谋主任谢晋元接替。此后不久,谢即率部入驻“四行仓库”,就此,“八百壮士”名扬四海。

黄永淮则于1944年5月在许昌的对日作战中牺牲。相比于谢晋元,知道黄永淮的人太少了。

詹长麟回忆说:“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詹长麟说:“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至此,袁露就成为特务处派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潜伏人员,而且,他确实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赵世瑞做了不少事。袁露回忆说: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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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零八)

在袁露的情报工作中,最出色的,就要说是协助赵世瑞破获“藏本失踪案”了。

袁露回忆说:“我进日本领事馆时间不长,发生了一件事。 1934年的6月7号,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副领事藏本昨晚失踪的消息,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尽快的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

袁露说:“6月6号晚11时,我正好在馆内值班,副领事藏本从总领事办公室出来,找到我,对我说,他现在要出去有事,让我找司机小刘(名字记不清了)把小轿车开出来送他出去。我找到司机,让他把车开到领事馆大门口,并拉开轿车门,让藏本上了车。我看到车直往北极阁方向驶去。我赶紧把藏本的去向写在一张纸上,告诉了组织。”

如前所述,根据袁露的情报,经过一番周折,赵世瑞寻获了藏本,并最终获知了所谓“藏本失踪”的真相。袁露说:

“事后才知道,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到南京紫金山自杀,企图制造他被中国人暗杀的假象。但是这个藏本到了紫金山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起自己家乡,不想死。他在那儿饿了两三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紫金山山上一个洞里面钻出来,拿自己的金戒指去换吃的,结果被当地人发现了。因为得到我的情报,首都警察厅已在紫金山方向搜寻藏本,村民发现他后告诉了首都警察厅的警察,大批警员上山去搜捕,在一个山洞里把他找到了。”

袁露说:“首都警察厅就把藏本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领事馆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以后,跟当时外交部部长汪精卫是这样解释的:‘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过了几天,藏本就被遣送回国了,走的时候带了一大批文物,我帮他装箱的。我为搜索藏本提供了这么一点依据,否则中日的事端有可能早就发生了。”

以上,就是袁露所讲的“藏本失踪案”。

在这里,我们还要讲述另外一个版本的“藏本失踪案”,讲这个故事的人,叫做徐志道。

——不错,就是在李宗仁代总统时代、曾经做过“保密局局长”的那个徐志道。不过,此时的徐志道,还不是戴笠的手下,而是一位宪兵。

徐志道,1902年生,江苏南通人,军校四期毕业。

徐志道从军校出来以后,一直做警卫工作,1932年1月,谷正伦建立宪兵司令部,徐志道任特务营长。

徐志道回忆说:“关于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馆员(亦称书记)藏本(全名藏本英明)失踪事件,那是民国廿一年四月,国联调查团离京赴平之后发生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我奉命搜寻,经过了四日夜的奔波,终于在孝陵卫附近之紫霞洞左上方,距约一里左右的小庙中寻获。事隔四十几近五十年,仿佛犹在目前。”

注意,徐志道所说的藏本英明“失踪”事件,是在“民国廿一年四月”,即1932年4月,与我们历史书中通常记载的1934年6月,居然差了两年还多!

因此,许多年以后,徐志道特意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篇回忆录,其中强调说明:“年来我拜读了几位作家写的历史性小说与传记,都有藏本失踪事件的描述,而所记的藏本失踪日期,则均为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八日,详究内容,显皆牵强附会,以讹传讹,造成一般误传,缘是,引起了我查证的兴趣,重加记述,聊供史家参考。”

根据徐志道的说法,“藏本失踪”的大背景,是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他说: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制造中村失踪事件(即喧腾中外的‘九一八’事件),藉词采取军事行动,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我国向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提出控诉。国联组织调查团,推举英人李顿爵士为团长,率领团员四人(美、法、德、义各一人),秘书长哈斯(时任国联组长)与中日代表(中国代表为顾维钧博士)各一人,来华进行调查。于民国廿一年二月廿九日(在‘一二八’日本侵华沪战开始后)行抵日本,三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与日军将领接触,并在英国驻沪领事馆举行停战会议,直至廿七日始抵南京。”

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上述时间点均正确无误,尤其1932年是闰年,2月多一天,足见徐志道在回忆的时候,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估计也查阅了相关资料,否则很难记述得那么准确。

当时负责国联“调查团”警卫工作的,就是徐志道,他回忆说:“其时我任宪兵司令部特务营长,先已奉命准备派遣宪兵仪队迎送,负责调查团安全,我分析日方必认为调查‘九一八’事件,对彼不利,日谍极可能勾结地方氓痞,伺机制造意外事故,为扰乱调查团之借口,故除命令第二连长周竞人编组仪队迎送外,复于各连中挑选干练宪兵,化装工、农、学生,分布于预定之调查与经过路线与驻息地点周围,严密戒备防范。”

徐志道说:“是日调查团在我政府所派人员陪同下,由下关车站乘车直驶黄埔路励志社驻宿,以外国使节礼仪接待,连日与政府有关部门首长酬应交换意见,并于廿九日晋见国府林主席,了解‘九一八’事件真相,旋复游览市郊名胜,迄四月四日,偕我政府官员往游武汉,七日转回南京,即搭乘我方预为准备之津浦铁路专车,前往北平,转赴东北进行调查。”

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国联“调查团”到达北平的时间,是1932年4月9日。根据徐的回忆,藏本的所谓“失踪”,就发生在次日。他说:

“不料日方在无隙对调查团采取于我不利行动之情况下,却处心积虑,于调查团离京后之第四日(推算为四月十日,亦即在‘一二八’沪战发生后,战事暂时停顿之际),仿效中村失踪模式,制造了藏本失踪事件(当时盛传,藏本失踪,是日总领事受了陆军大臣压力所造成)。”

此后的记载,《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上就没有了,完全是徐志道的回忆。他说:

“我国外交部于四月十一日上午,按到日领馆通牒,大意谓其领事馆馆员藏本英明昨(即指十日)晚外出,迄未回馆,当已失踪,并强调被我地方不良帮派劫持,以失踪地点在我国之首都,要求我方负责交人,否则一切后果,概由我方承担,词意强硬,显示威胁。”

徐志道还分析说:“究其目的,不惟图在调查团尚未到达东北进行调查之前,制造掩饰侵华借口,且亦隐有藉词自沪进兵占据南京的阴谋。”

徐志道说:“外交部鉴于中村失踪事件之往事,认为事态严重,立即呈报行政院,另函首都警察厅(当时有无分函其他机关,未有所悉)妥为处理,警厅自必命令辖区警察,全力搜寻藏本下落,不在话下。”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起,就在1932年的三月间,形成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团体——力行社。

不错,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8日,地点就在南京的励志社总社。据力行社骨干干国勋回忆,头天,蒋介石还召集了预备会,对大家进行了“知难行易与力行哲学”的培训,并令大家回去分头撰写心得。

干国勋说:“(次日),即由蒋先生领导往礼堂当着总理遗像,连他在内手牵着手,他并说:‘这个组织就叫三民主义力行社。’这个名称,正是对症下药,适当极了。随即各人拿出预先准备好了誓词,肃立面向总理遗像举右手宣誓,誓词笔者虽然记忆不大清楚,似乎是:‘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制裁,谨誓。’”

此后,力行社下的各个“职能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到4月1日,力行社特务处成立,以戴笠为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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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志道回忆,指挥侦破“藏本失踪案”的,就是力行社,具体实施的,即戴笠。他说:

“且说是日(指1932年4月11日),甫于民国廿一年三月八日,秉承领袖指示成立之‘三民主义力行社’,而又于四月一日正式成立之‘力行社特务处’,亦获藏本失踪情报,滕杰书记指示特务处迅速研办,戴笠将军处事负责果断,随以军事委员会名衔,下达最速件命令,分令警备与宪兵司令部(名义上是两个单位,机关组织只是一个,司令由谷正伦将军一人兼任),暨警察厅,尽力搜寻藏本下落。司令部于晚上接到公文,次日谷司令上班看到命令后,立即召我晋见。”

按:力行社并不是政府或军方机构,也不具有任何“官方色彩”,一个“群众团体”而已,与黄埔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性质完全一样,因此没有任何权力向党、政、军方的任何一个机构发号施令。好在他们的背后是蒋介石,因此,戴笠得以“军事委员会名衔,下达最速件命令”,说白了就是狐假虎威。

当时,谷正伦给徐志道看了“军事委员会”的公文,随即说:“日方此举,显然又是一种阴谋,问题很不简单,现在我把这搜寻的任务交给你,你尽快联络警察厅,将藏本找回来,如果活的找不到,尸体也得找回,才好解决问题。”

这时,已经是4月12日,据藏本“失踪”,已过了两天,徐志道回忆说:“我奉命后即回营部,着手布置搜寻工作,研判藏本可能隐匿地点,挑选干练宪兵三十六名,分成六组。每组六人,一律便衣化装。分布于山内夫子庙、玄武湖、暨市郊雨花台、清凉山、汤山、孝陵卫一带,进行搜索。”

此时,一个“疑似”袁露的角色出现了。徐志道说:

“偶忆日领馆内有一工友,似乎是常州人(也许是镇江人,已记不清楚),在我任宪兵连长时期,曾和他见过几次面。”

徐回忆说:“我想探察日领馆内动静与藏本失踪真相,乃于晚间八时许,换穿便衣,前往鼓楼附近日领馆。领馆门前并无警卫,走进大门,馆内亦无人影。瞥见左侧有间门房,探首一望,发见那工友正靠着座椅瞌睡,我喂了一声,他张目看见是我,立即站起招呼入内,讲了几句客气话。”

徐问:“馆内怎生就你一个人?”

工友说:“下班后,大家即回去了,我是住在馆内的,今天又是轮我值班。”

徐即问:“藏本如何失踪?”

工友听了,“似惊奇”地说:“我们领事馆内。没有听说藏本失踪呀!”

徐又问:“藏本什么时候离开领事馆的?”

工友“思索了一下”,说:“昨天晚上大约九点多钟,我看见藏本提着一只手提箱,从他房间出来,走进副领事室,没有几分钟,他就匆匆离开副领事室,走出大门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徐志道的思维十分敏锐,政治上也颇为老道,从工友简单的叙述中,他马上意识到,所谓藏本“失踪”,极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他分析说:

“藏本失踪已两天,领馆内竟如此平静,而且连馆内工友也还没听说过,昨晚此时,早应下班,藏本与副领事为何留在馆内?可证藏本失踪,是有计划制造的了。那么,藏本临出馆时走进副领事房间,自然是最后请示,也可说是准备个人牺牲,作最后告别了!”

徐又问:“你有没有藏本的照片?”

工友说:“有!”随即领徐志道“在他所住宿的小房间内,检出一张藏本的小照片”,徐道谢之后即离去。

徐志道回忆说:“我原与警察厅约定,当晚十时左右,到该厅督察处会商配合搜寻藏本办法,乃即赶往督察处,会晤该处担任主要督察任务的乐干先生,乐即电话约请外交部亚洲司主办科长范汉生(后投伪组织汪精卫)前来,共同研商今后三机关如何密切联系,达成搜寻藏本任务,直至午夜始返住所。”

按:乐干,时任南京首都警察厅督察长,也是特务处干部。

范汉生,安徽黟县柏山村人。“柏山范氏”属当地望族,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中,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

范仲淹籍隶江苏吴县,据说到南宋时,因金兵南侵,其后人迁居安徽黟县柏山村。

范汉生是日本留学生,1924年,就曾任黟县财政局副局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范入外交部,后任国府驻“朝鲜京城总领事”。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1937年12月20日,驻朝鲜京城总领事范汉生到天津附逆。”

汪精卫伪政府成立以后,范被派任驻日本神户“总领事”。

徐志道说:“第二天,就是十三日一早,他(指乐干)就率便衣宪兵二名和亲随勤务兵一人,前往市内外,已布置有宪兵地区巡察,并传示藏本照片。迄晚所得结果,除汤山方面,据报,曾发见有一日本人,背负猎枪,似为狩猎者,不可能是藏本外,其他各处,均无一丝线索。第三天(十四日),各处亦均未发现任何迹象。此时公民营报刊,连日报导藏本失踪消息,尤其民营报刊,甚至捕风捉影,推测胡扯,一时人心惶惑,大有风声鹤唳之势。我既奉命负此搜寻责任,心情益感沉重!”

徐志道所说的“尤其民营报刊,甚至捕风捉影,推测胡扯”这句话,挺有意思,看来大报和小报的区别,无论何时,概莫能外。

徐志道回忆说:“翌日(十五日)早晨六时稍过,我就赶到营部,率同宪、勤兵先往孝陵卫,亲自搜索,特别注意山丘,丛林等偏僻地点,辗转探察,终未发现有何痕迹。”

这时,一个意外的线索从天而降:“约莫九点多钟,行至前山一条山坡上马路,正拟稍作休息后,转赴汤山,遥见马路东端有一农夫,肩荷锄头,向我们站立处走来,迨行近我身旁,我就喊声:‘老乡! ’他即停步向我注视。”

徐志道“很礼貌”地问:“请问老乡,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在这附近走动?”

农夫听了,马上说:“有!”

说着,他就“转过身来,指着他走来的方向”说:“从这里走过去,大概一里左右的地方,马路边下面有一家小吃店。我经过那里时,正看见一个满身脏污的日本人,低着头,由那家小吃店门前小径走上马路,再朝那方向走去的。”

想不到,藏本的下落,得来如此简单,徐志道回忆说:

“我听了那农夫的指点,觉得藏本有了下落。好像服了颗镇定剂,疲劳也消失了,就道了声谢谢,急忙带着随从人员,向前奔行。赶到一处大山洞(即紫霞洞),洞高逾丈,宽犹过之,洞内黑暗,难辨事物,正是人犯匿迹的好地方,判断藏本必已来此洞内。”

然而,哪有这么简单,徐志道说:“(我)即命宪兵分站山洞左右,严密监视,我即偕勤务兵入内,但觉地面泥泞,阴森可怖,打开手电筒照看,只见满洞都是芦草,蜂蝶小雀乱飞,再看地上,亦未见有何足痕,不禁泄气,想来又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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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一十)

此时,峰回路转,徐志道回忆说:

“退出山洞,我独自颓丧地爬上洞口左侧山坡,四面瞭望,遥见右上方,距洞约一里多处的山坡上,有一小庙。默忖,藏本既被发见在此地区内,且为时不久,未匿于那山洞内,可能就躲在这小庙中了。乃即招呼宪、勤兵上坡,相偕爬行至小庙,小庙周围静无人烟,当命宪兵在庙外监视,我带同勤务兵由右侧门进入庙内。庙中未见有和尚、庙祝或守庙夫役,想是废庙。”

徐志道说:“因暗无光线,很难看清庙内陈设,只有藉小手电筒来回摸索,由庙后间搜索至前间,忽发现左前方墙角有一团黑影,并闻有微弱呼吸声,不禁内心一震,忙拉着勤务兵急步上前,打开手电筒一照,果是一个矮而微胖的日本人,满身脏污,形容憔悴,身侧果然还有一只小手提箱,与日领馆工友给我的藏本照片,及他告诉我的经过情形,完全符合,欣幸达成任务了!”

徐志道的任务,确实“达成”了,此人正是失踪四天的藏本英明。

徐志道说:“比与勤务兵交互推扶身体,始终沉睡不醒,乃令勤务兵出庙招呼宪兵入内,合力抬出庙外,置于小天井地上,再试图侦询,可是藏本似在半生半死状态中,问他:‘为何外出,为何不回领事馆,是不是受人指使,到过那些地方? ’只见他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偶一出声,亦只答说:‘不记了,不记得了! ’”

徐志道说:“此时已近十一点钟,在偏僻的山上,很少有人来往,无法找人帮助,只得由我们四人,把他半抬半拖地移到下面山腰马路,凑巧有一辆空马车经过,给宪兵拦住,就将藏本抬上马车,我们也一起挤坐车上,赶回营部,将藏本交卫兵室暂时看管,我遂晋见谷司令正伦,报告寻获藏本经过,谷司令面谕即将人送入看守所,多准备些饮料食物,好好照顾,等候处理。”

次日,谷正伦接见徐志道:“关于藏本事件已与军事委员会、外交部、警察厅联络协调,藏本由外交部派人领去,送还了日本领事馆,你这一次太辛苦,可以休息一两天。”

徐志道回忆说:“是时各报刊早已得到寻获藏本的稍息,无不详尽报导,日领馆且函我外交部表示歉疚和谢意,并向新闻记者发表消息谓:‘藏本原患有神经病,此次或因旧病发作,将予遣送回国治疗……。’国人获悉我方已找回藏本,莫不欢欣庆幸,一时意外风雨,至此又雨过天晴了!”

徐志道强调说:“以上是我亲历搜寻藏本的记实,并非如小说家笔下的小说,叙述容或稍嫌琐屑,然为求详实,自也不惮其繁了。”

为求严谨,在回忆中,徐志道还特地列举了几位旁证,除了文中提到的滕杰、乐干两人,还有郭寿华、吉章简和严灵峰,“均可查证也”。

另外,徐志道在回忆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即1934年6月,确实曾经传出一个日本外交官“失踪”的消息,不过另有其人,并非藏本英明。他说:

“廿三年六月×日(是不是八日,我想不起来),确也有过日领馆副领事失踪消息,但那副领事是名‘松本’(也许是名‘杉本’,已模糊记不清楚),而绝不是‘藏本’。”

徐志道说:“其时我任宪兵训练所教务主任,记得那天下午五时稍过,所中一位留法的宋教官正为我补习法文,副官送来一份晚报,载有那副领事失踪报导。困与我任务无关,稍一过目,就仍补习功课。越日又见新闻,大致说是,副领事原定送领事到下关车站,后又陪伴领事去了上海,未与领馆联络,致有失踪的误传,现已回到领事馆了。”

这就是徐志道版的“藏本失踪案”,与通行的说法,的确相去甚远,不仅时间相差两年多,且通篇看去,没有赵世瑞什么事,不知道此后他俩在军统做同事的时候,是否“沟通”过此事,因赵世瑞的一生,都以曾破获“藏本失踪案”而自豪的。

不过,读徐的回忆,有时间、有旁证、有细节,还是比较合理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藏本英明的故事回顾到这里,接着说袁露。

南京潜伏期间,袁露先后有4 个联系人,也就是他的上级:“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

袁露说:“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

袁露还记得,黄泗清曾对他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

黄泗清的这句话,给袁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不久后,袁露就遇到了一件需要他“低三下四”的事情:“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

袁露说:“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接着,为配合工作,袁露将他的妻子和哥哥发展进了“团体”,由其妻任交通员:“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这个工作干了好几年。”

袁露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实,便要把我调到领事馆的公馆去。这样公务楼就差个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了进去。他也加入了组织。”

就这样,詹氏兄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一直潜伏到了抗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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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一十一)

沪战之后,日军开始做进攻南京的准备,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提前撤回国内,令袁露兄弟二人看管房舍。袁露说:

“1937年12月13号南京沦陷后,我和我哥哥同时接受组织的指示,不能离开南京,继续潜伏,了解搜集日军内部的情况和情报。尽管南京沦陷了,但我和我哥哥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为日本领事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白色袖章,袖章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叫‘日本领事馆使用人’。我们带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南京城看,尤其是我哥哥,他骑着自行车整天就是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地转,甚至郊区也去看,他看了以后把这些都记下来:哪里发生大屠杀,哪里在杀人,哪里在放火,他都知道。并把看到的情况向特务组织汇报。”

袁露愤愤地说:“对日军的暴行,真是一个字:恨。真是恨!我们讲这是民族恨,国家恨,还有家族恨。我的表弟,叫徐万兴,他有个儿子,就是在日本轰炸的时候,死了。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从1937年8月15日到1937年11月15日,九十天里,轰炸了一百多次,死了五百多人。日本飞机每丢一粒炸弹下来,只要是落到居民区,总是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的景象。”

袁露说:“看到这些日军残忍的暴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1938年初,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复馆”,袁露说:“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听到这话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

袁露回忆说:“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我时刻记着自己的任务。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什么叫忍辱负重,这就是忍辱负重。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这个机会,在1939年6月,终于到来了。

袁露回忆说:“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三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要员。”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上海市大道政府”之后,在江南出现的第二个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即南京沦陷的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北平匆忙拼凑起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更像是华北方面军在与攻克南京的华中派遣军抢时间,等于是抢注了一个伪政府的“商标”,意思是北平这边已经有了新“政府”,你南京那边,就别再搞类似的活动了。

对此,华中派遣军当然不会买账,并称:“在华北匆忙确立中央政权基础,将给上海方面的政权问题带来坏影响。”

1938年1月,日本陆军省制定《华中新政权建立方案》,并拟定了南京伪政权的名称为“华中临时政府”,与此同时,近卫发表第一次《声明》,宣布今后“不承认国民政府”。

看到未来的“华中临时政府”有可能继承国民政府的“法统”、成为近卫的“谈判对手”,华北方面军强烈抗议,称如果这样的话,就解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日本军方打消了成立“统一”的伪政权的打算,并将“华中临时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列,“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维新政府”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以安福系余孽、著名诗人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还有个“外交部长”即前面说过的陈箓。

按理,“维新政府”应设在南京,问题是此时的南京几成废墟,所有像样点的房舍均已被日寇占领。无奈,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等在南京草草举行了“成立仪式”之后,又回到上海的新亚饭店,将“政府”所有的各部、会,均设在饭店里,每个单位几间房,大家遂称“维新政府”为“饭店政府”。

到1938年6、7月间,日寇腾出了一部分房子,“维新政府”才逐渐迁到南京,其中“行政院”就设在战前的国民政府。10月1日,沐猴而冠的梁鸿志来到南京,美滋滋地搬进了“子超楼”二层、国府主席林森原来的办公室。

袁露及时地把日寇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的情报向他当时的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袁说:

“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名单中,囊括了当时驻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政府的骨干分子,包括梁鸿志。军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反日寇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

策划这起行动的,就是卜玉琳。

李雨生介绍说:“卜同志,天津市人,毕业北洋大学,乃北洋纱厂之少东。抗战之前及参加本局特训班受训,卒业先分发汉口,旋又调至南京区任政治组组长,时年三十四岁。卜同志为人精明能干,沉默寡言,平时即对份内工作尽忠职守,且多有贡献。南京陷敌后,留京任助理书记,为尚副区长得力助手。民国二十七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

李雨生的介绍,有些地方不太准确,卜玉琳是辽宁人,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后入南京中央军校政训班,毕业后被戴笠看中,选入东北训练班学习,因此,卜玉琳与张奉馨、倪中立等人是同班同学。

1933年1月,因华北形势吃紧,该班仅训练了一个多月即草草结束,全部23名学员派赴华北前线工作。

李雨生介绍说:“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政府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密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二人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期间,因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之配合等问题,曾发生困扰,又一一予以克服)。”

按:李雨生回忆中说的“二十八年七月初”有误,实际上是1939年6月初;“张建华兄弟”显系詹氏兄弟另外的化名;“钱念慈”则有可能是京沪区埋伏在日本领事馆中的另一条线。

根据军统的指令,6月6日晚10时,钱新民在丹凤街二十二号潘崇声家召开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

袁露说:“我哥哥去参加了会,会上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负责筹划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与我们兄弟俩联系。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李再生负责我们全家的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选定毒药。我负责在酒席上投毒。”

按:袁露口中的“李再生”,应该就是李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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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一十二)

令今天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是,为避免日寇的事后追查,会议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袁露必须在当晚与敌人同归于尽,一了百了。袁露回忆说:

“为了保证投毒行动的成功,会议决定让我投毒后,也喝上毒酒,与日军、汉奸同归于尽。这样子日本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好像就到此结束了。我哥哥把上面的精神向我传达了。

对于执行投毒任务,袁露没有二话,但他对詹长炳提出了两个问题,请他向上级转达:“一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如何?能否毒死人?如果毒不死人,把我赔进去也是白搭。二是,完成任务后,尽量安全撤离。我还年轻,我不是不愿意死,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我不能去死,活着也是保存力量嘛,也是一个抗日力量嘛,还可以继续杀敌,继续为国家工作。”

袁露回忆说:“结果我的哥哥把我的意见又向上级反映,军统局后来认为还是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你可以不死,但是事情必须要做。’”

以下,均出自袁露的回忆:

“军统局为了使我把这件事情干得更好,还做了这样的安排,就是在1939年6月10日这天早上,请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父母,在南京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由军统局把家人全部送过江,到八卦洲隐蔽起来。毒药是军统局给了我姑父潘崇声,姑父后来把药交给了我哥,我哥晚上带回家的。过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讲,说 ‘你看,药已经拿来’,我看到是一个很小的,小针头这么粗的瓶子,药不多。上面有USA三个字母。这个药是由军统局提供的。”

“我手上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足有半斤重,领事馆里大大小小的柜子都归我管,所有吃的喝的也由我来管。酒是有专门的人采购来的。这次宴会的酒是从南京中华路老万泉酒店买的,这是一个老字号的酒店,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名酒都有。日本人最爱喝中国黄酒,黄酒称为老酒。喝黄酒的时候要温热。黄酒越热越好,人喝了不会醉,喝了以后不上头。”

“我药拿到手以后,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就倒在一个温桶里,就是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晃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

“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宴会开始以后,我佯装肚子疼,正好碰上一个叫刘玉山的仆人,我说我肚子疼,看一下医生拿点药就回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从后门溜走了。”

此后,据领事馆中的其他人说,袁露离开十多分钟以后,就有人喊:“酒里有毒!”接着全场大乱。

李雨生说:“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级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本案及为卜玉琳同志全权擘画,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

6月13日,《申报》以《日领馆员中毒毙命》为题进行了报道:“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欢宴日本外务次官清水之时,到‘维新政府’政要甚多,到会诸人,均因饮酒中毒,其中日本领事官员两人,中毒较深,已于昨日殒命。”

关于毒死的两个日本人,袁露说:“船山是领事馆里讲中国话最好的,这个人对人很客气。官宫,是日本领事馆的会计,发钱的,这两个人吃了酒,被毒死了。其他人吃得少,没死掉。”

对此,袁露说:“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当时历史的情况。”

许多年以后,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詹长麟说:“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你问我后悔吗,还后悔呢,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还后悔呢,我从不后悔!”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袁露的逃亡过程。他回忆说:

“我哥哥一直在傅厚岗叫高原岭的巷子等我,我从后门遛出后,骑着自行车去和他会合。他还在傅厚岗买了两个枇杷。我们骑车穿过了玄武门,过城门时下车向日本兵鞠了个躬。江边有一只小船事先已经藏好等着我们。要上船时,我哥哥舍不得扔那两辆自行车,因为那两辆车非常好骑,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是日本货。燕子矶有个地方叫八斗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江面比较直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过江。当我正要上船的时候,日本前后两艘小火轮,架着枪,前后有一二百米吧,就开过来了,我和哥就把船划到江上的芦苇荡里。先避避风头,到了凌晨三四点才过了江,在一个叫徐家洼的地方上了岸。”

袁露回忆说:“王高科一直在岸边等我们。他一见我们就说:‘这么晚才到,你们再不来我就走了。’我哥哥非常生气,说:‘安排好的,等到天明你也要等啊。’一气之下两个人吵了起来。”

王高科带着詹氏兄弟来到徐家洼的一个小茶馆。袁露说:“这是个秘密据点,主人叫毛蓝田。军统局是这样安排的。叫我们先潜伏下来,不要惊动,因为拖儿带女目标太大,一路上盘查也很多,半年以后再行动。”

三个人坐下来,“准备吃一点茶,好好休息一下”。袁露回忆说:

“正在这个时候,日军一卡车,汉奸带着,就搜过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他们该怎么办。王高科说后面有个空房子,于是我们几个人都钻进去了。一看有一张床,我哥就说他想躺躺,他说他很累,我一看,要躺的话,房门如果关着,人家会起疑,我就把门打开,演了一个空城计。我们站在门后面,门开着,床上是空的,日军以及汉奸就从房子的这个门边一个一个走过去,没进那个房子。我说这是老天在保佑我们,他们要是进来的话,就必死无疑了。”

袁露是逃了,别人可倒了大霉,尤其是他的家人。袁露说:“得知领事馆的两个仆人不见后。日军开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那天晚上,据说是大小城门,外十三内十八,全部关掉了。结果他们都没搜着。他们抓了一千多中国人严刑拷打,还牵扯了我们很多亲戚。我有个二姨,他丈夫受罪了,给日本鬼子打坏了,我老婆的姐姐被灌辣椒水。尤其是我的婆婆,给日本鬼子抓到了以后,用烧红的烙铁在胸口上烫。直到她去世,这个烫伤的伤口都没有愈合。这就是日本人干的事儿。甚至连老万泉酒家的掌柜也遭遇了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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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一十三)

半年以后,袁露等辗转到了上海,准备转往后方,为避免牵连更多的人,京沪区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的名义,给日本人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国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誓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生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了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在上海过了半年,詹氏兄弟携家带口转往后方,詹长麟回忆说:“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

路上,詹长麟得了黄疸性肝炎,幸而遇上一个好心的中医,救了他一条命。但他新生的女儿则在颠沛流离中死在了福建莆田,詹长麟回忆说:“老伴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一想起就哭。”

经过千辛万苦,詹长麟一家终于来到了后方,他回忆说:“1944年,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我辗转来到了湖南衡阳干部培训班,这是军统局照顾我,让我当个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我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静庵。毕业的时候,还发给了我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

按:詹长麟说的1944年来到衡阳,有点问题,这一路不可能走4、5年,疑为1940年。另外他说的“胡静庵”,即戴笠原来的上司、后来的下级胡靖安。

为表彰詹长麟的功绩,国民政府奖励他一面刻有“忠勇杀敌 ”四个字的银盾。

抗战胜利以后,詹长麟回到南京,脱离了军统,用政府奖励他的钱开了一家旅店,其兄詹长炳则留在了军统组织,并参与了战后的肃奸工作,詹长麟说他的哥哥当时曾“红极一时”。

晚年,回忆起当年这段经历,詹长麟说: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呀,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聪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没有病。我天天锻炼,打太极拳,在床上做俯卧撑,现在还能做二十几下,我天天锻炼呢。”

回过头来说京沪区,“金陵毒酒案”之后不久就出事了。潘光祥说:

“1939年9月,南京区城里组织遭到江伪特工破坏,负责人谭秘书、译电员杨国栋、电台人员张云飞、温酿均被捕,不久即投靠了汪恃,分别做了汪特专员、科长等伪职。”

“谭秘书”即谭文质,促使他叛变的,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陈明楚。

李雨生说:“缘南京区助理书记陈弟容、化名陈明楚(明楚二字乃取自区长及副区长化名中之第一字而来),于二十六年年底自南京区调至上海区,仍任助理书记。陈在沪工作期间,于二十八年初,受胁诱而投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继则出卖我京沪各重要组织,并勾引其同乡时任南京区专员谭文质交出南京区留守人员名单(尚副区长振声适去江北六合洽公,故未受株连)。”

陈明楚、谭文质出卖的京沪区重要干部,就包括卜玉琳。李雨生说:

“时卜玉琳同志及部分同志于二十八年八月(某日已记不起)在南京被捕,拘禁于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我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卜同志虽倍受酷刑,但坚不招供,且开始绝食,决心殉国。未久,消息传出,卜同志在被拘第十日,果瘐死狱中,悲壮成仁。与卜同志同案前后殉难者,尚有南京区行动总队所属大队长王愈同志。”

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也是最早被军统“制裁”的叛徒,李雨生说:

“卜、王二同志之牺牲,直接受害于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之变节所致也。其后陈、谭二逆均为我方绳之以法,是死有余辜。”

陈明楚的死,以后再说,先说谭文质。潘光祥说:

“同时对城里的叛变投敌分子也采取了措施,准备把他们暗杀掉。不久,从后方调来一个女特务(姓名不知),化装成女学生,设法和杨国栋接近,以谈恋爱为名进行勾引,终于在新婚之夜把杨国栋、谭秘书杀死。那个女特务完成任务后,曾来到六合八百桥区部,不久又回后方去了。”

潘光祥的说法,为陈恭澍所否认。因为,谭文质就是在他的命令下,由上海区执行“制裁”的。陈在回忆中说:“上海区奉上级制裁令,即交由第二行动大队赵圣、陈默执行,乃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将之(指谭文质)击毙于上海愚园路。”

在回忆中,陈恭澍似乎对这种针对原来的“同事”、今天的叛逆的“制裁”行动略有不忍,他说:

“说起来,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事,一旦发生了,不幸就会接踵而至。如检讨其原因,从人性到现实,有太多的微秘之处,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得尽的,还是就事论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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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一十四)


京沪区做的第四件事,是继续追杀汪精卫。

汪精卫是1939年4月离开河内的,陪同他的,是不久前还将他“吊”在河内的日本人。

犬养健回忆说:“曾(指曾仲鸣)遭不幸的详细报告,二十二日到了东京,政府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命令影佐把汪精卫从河内救出,影佐推荐我与他同行。”

为确保万无一失,日方还特派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事务官矢野征记和伊藤芳男直接飞往河内,预作安排。

说到这里,觉得挺滑稽,汪精卫被中国人追杀,千方百计“营救”他的,居然是中国的交战国日本。

4月6日,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离开日本,租用了一艘山下轮船公司的货轮“北光丸”前往安南。

与此同时,日方“和平阵营”中的西义显来到上海,探寻“周佛海路线”。西义显说:“高宗武于1939年2月来到东京,其目的是为挽救‘高宗武路线’,请求日军发动牵制性作战,但其意见没有被采纳,因而大失所望,无计可施,只好于当月下旬回到香港。”

此时,日方已经断定:“对于‘高宗武路线’来说,虽然不是一筹莫展,但在当时,遭到日本统帅部的拒绝,这是高宗武没有预料到的。他更加灰心,深感前途无望,而且事实上,由于高宗武丧失了对和平工作的自信,‘高宗武路线’的流产,也等于汪兆铭和平工作的失败。”

西义显说:“由于‘高宗武路线’的失败,因此应该寻求取代他的新出路。”

日本人看中的“新出路”就是周佛海。西义显说:“周佛海与高宗武一样,都是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人。而且,周佛海事实上又是汪兆铭平运动的中心人物,在汪的内部,一向是联系同志的核心。”

因此,“周佛海在高宗武丧失自信回到香港之后,成为取代高宗武担任对日谈判的中国方面的代表。”

4月21日,即“河内刺汪案”发生的整整一个月之后,根据汪精卫的指令,周佛海、梅思平从香港来到上海,与西义显进行了会谈,地点依旧在“重光堂”。

在会谈中,周佛海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方面拒绝高宗武的提案,说明此方案已行不通。既然如此,我们虽然不按原来的方案办,但现在只好得到日军的谅解,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然后以政府的力量来开展和平运动。”

对此,西义显提醒说:“您想想,进入日军的占领区,在日军庇护下建立政府,这能获得民族主义的中国民众的赞同吗?”

西义显进一步说:“要是采用这种办法的话,恐怕就没必要请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汪先生出场了。完全可以让以前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来领导。”

西义显的话,应该说很有道理,一般人还真不好驳他。谁也想不到,周佛海的回答比他更绝“绝”:“既然已经请日军牵制作战,那么,到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不是一样的事吗?”

西义显心想这能一样么,于是他说:“事物应有限制。高宗武所想的是在西南的日军未占领地区设置‘第三势力’的根据地,并为此目的而请求日军进行牵制作战。……虽然依靠日军牵制作战来保障中立地区的自主权。这起码要比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要容易保持自主权。这样做,最后的自由行动权也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西义显又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情况就不一样了。生杀予夺之权都在日军手上,说起来,竟成了日军的俘虏。你们何苦要主动当日军的俘虏呢?”

最后,西义显提醒周佛海:“如果你亲自主动当俘虏的话,有心的中国人是不会积极主动地赞助的。这样一来,甚至能否组成一个像样的政府也是成问题的。”

周福海听了,继续偷换概念:“您担心我们成为俘虏,但是做不做俘虏,这不是日本方面的问题吗?如果日本方面坚持把我们当成俘虏,那么,现在不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获得和平。”

西义显听了周的话,深感无可奈何,只好实话实说:“我们的同志正在努力使日本政府成为老兄所期待的那样的政府,但是,您要知道,实际情况很让人遗憾,日本政府距所期待的政府太远了。假如日本政府是那种卓越的政府的话,早就会有机会解决日华事变的,也不一定非得请汪先生出马,我相信和蒋介石政府间也早已有直接对话的机会了。”

周佛海听了,对他的提醒表示领情:“您的意思我很理解。感谢您的忠告,您的反对意见也值得重视。可是,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政府由于你们同志的努力,12月22日发表了近卫第三次声明。正因为这样,日本政府也认为,为卓有成效地实现该声明,同意我们建立政府。而我们一方也认为,日本政府如能忠实地实行近卫声明,是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的。”

周佛海这个话,也是实话实说:“已经混到这份儿上了,这个汉奸我们是当定了,谁劝也不行,你们支持不支持吧?”

最后,周佛海强调指出:“假如日军保证尊重我们的政治独立,我想向汪先生建议:坚决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推进和平工作。”
听到这里,西义显明白:“在推进汪兆铭和平工作中,实践‘周佛海路线’已是大势所趋了。”

至此,周佛海就成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日后的汪伪政权中,大家会看到,周佛海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基础,也是在此时开始奠定的。

与此同时,高宗武开始“淡出”“和平运动”的中心舞台,并逐步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离心离德,直至最终震惊世界的“出走”,实已肇因此时。

事实上,大家应该还记得,早在重光堂会谈的时候,高宗武已经表现出了某种消极情绪,连日本人都看出了蹊跷,但由于谈判“正使”梅思平的“锲而不舍”,没有影响会谈的最终效果。

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秘书张令澳也是日本留学生,对高宗武等前辈学长非常了解,而且他在唐纵手下搞情报工作,知道很多情况,他后来说:

“在这次会谈中(指“重光堂会谈”),高宗武实际上已退居次要地位,主要由梅思平代表汪精卫出面承担一切。促使高退居的原因是当时他有很多考虑。首先是他原先主张,日本战是与蒋战,和亦非与蒋和不可,不然战事依然不可能停止,所以当时他仍希望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和谈。其次,他原来听信周佛海之言,渭一旦汪精卫出面号召和平,会有许多实力派人物参加进来,如何应钦、龙云、何健、陈济棠、张发奎、余汉谋等。到那吋,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将联合起来成立新政府,共同拥汪与日本和谈。而和谈一旦成功,从而恢复国民党的统治。”

张令澳分析说:“对于这一点,高宗武仍抱着幻想。认为既已上船,且看局势发展下去再说。”

到了1939年2月的日本,高宗武奉命去试探日本人的态度,此行令他受到绝大的刺激。高宗武回忆说:

  “这些人(指日本政要)在与我谈话时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风度,我特别感到板垣和多田说的某些违背良知的,企图安慰我的话。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画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

高宗武一针见血地说:“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为傀儡。”

高宗武的这句话,点破了日本人的企图,也是促成他从此离开汪集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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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一十五)

所谓“和平运动”,走到今天,已经与高宗武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

按高宗武的设计,不管是谁站在前台来操作“和平”,都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即通过较小的代价,最终达成国民政府与日方的“和解”,实现和平。

但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日本人的不讲信义,更重要的,是汪精卫身边的人,出于各种自身的考虑,给汪“瞎码棋”,结果跑偏了道,这样的“和平运动”发展下去,最终只能是一个结果,即汪精卫在敌占区另立政府,而这个“政府”一定是傀儡政府,事情真的像西义显所预言的,“和平运动”成了“反蒋运动”。

高宗武不傻,高宗武更了解日本人——“和平运动”搞不搞、怎么搞,可以研究;但汉奸可是万万不能当的,再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则万劫不复,这一点高宗武非常清楚。

从此,高对“和平运动”的态度就转了一个大弯子。他回忆说:“汪的住宅被袭后,我认为汪已不能留在河内,理应远赴欧洲休养。我坚决反对他往东走!!去上海,去北平!!因为那将与溥仪往北走成为傀儡‘满洲国皇帝’并无二致。”

对此,当时也在香港的陈公博,与高的见解略有不同:“陈公博认为袭击对汪的重大打击,使汪难以承受赴欧的旅途劳顿。他指出,汪过去旅行一直依靠曾仲鸣陪伴,如今没有了曾,汪在海外将会过得非常不愉快。陈认为唯一的去处是香港,甚至上海,但不能去北平。这样,我们可以减轻汪的厌烦和悲痛,同时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也许我们能够劝他去海外。”

对此,高宗武说:“那时觉得陈的建议合理。我们都赞同,虽然我心中有些疑虑。我们打电报给在河内的汪,告诉他我们计画转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可是在我们的小团体中出现一些异议。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入主张慢慢来。我站在谨慎的一边。于是我有两项任务,维持团体和谐与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话。”

同时,高宗武也在阻止汪与日本人的接触,他回忆说:“我们的立场因几名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河内而更形复杂。那些人是在日本军队里做秘密工作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犬养健和影佐祯昭既不通知我,也不知照我的同僚,即从东京首途前来河内。他们从船上发来电报,要我去河内会合。我回电拒绝,并劝他们不要去。我同时电报汪,劝他绝对不要接待他们。”

前面说过,“营救”汪精卫的日本人分为两路,除了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乘船前往河内外,矢野征记先期飞到香港、然后再转往安南,为影佐打前站。

在香港,矢野征记会见了高宗武,并对高的一些做法产生了怀疑。在事后给上级的报告中,他说:

“高几乎每日都执拗要求影佐及其他人不去河内,很难理解。看来他从未向汪充分传达日本方面意向,故不愿影佐一行与汪会见。后来高还曾向矢野明言,仍欲推戴蒋收拾时局。由此可见,他惟恐影佐的河内之行和对汪工作有所进展。”

矢野征记还说:“高与田尻、市田、矢野在某处会面时,田尻、市田一再怂恿其去河内,而他总是左右推辞,最后才好歹告知,将派周佛海和梅思平两人前往。高本系此项工作主要负责人,却不肯前往河内,奇怪至极。”

恰在此时(1939年4月5日),重庆《大公报》披露了汪集团与日方签订卖国协议的消息,令日方十分被动,因此矢野征记等人当面向高提出质询:

“会见时,市田对高谈及,重庆方面发表了揭露此项工作的声明。对此,高硬说是日本方面泄露了机密,并怀疑是上海特务机关所为;但是,当谈到上述4月5日报导中揭露的金钱授受一事,除市田与高外别人并不知晓时,对此极为奇怪问题,高却似乎无以为答。”

4月16日,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来到河内,矢野征记向他们谈到了高宗武的奇怪举动。对此,影佐说:“高宗武听说我最近去河内,便对我说:‘请你们千万别去。’我问他为何不能去,他说:‘从汪先生的做法看,还是以蒋先生为中心搞和平运动好。’”

在回忆中,犬养健也证实了高宗武劝阻他们去河内的这件事,并对高产生了怀疑,称“我本身也要好好考虑一下将来对待高宗武的态度”。

影佐还说:“不管怎样,泄露内部秘密这样实际的问题,必须再核查一下。

从此,日本人就不再信任高宗武了,很自然的,对他的所提出的“以蒋先生为中心搞和平运动”的建议,也不可能再考虑。

汪精卫,也同样没有听从高宗武的忠告。

  在矢野征记和伊藤芳男的预先安排下,4月17日,影佐、矢野和犬养三人会见了汪精卫,为他们担任翻译的,是汪精卫身边的另一个日本通周隆庠。

按:周隆庠与高宗武、邵毓麟都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人称“九大三鹰”。回国以后,高宗武最早进入外交部,并很快被提拔为亚洲司司长。此后,邵毓麟、周隆庠先后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其中周隆庠在高的手下任情报科科长;邵毓麟则任情报司日苏科科长。

另外,高宗武的手下,还有一位亲信,即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董道宁,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虽是高的下级,却比高大十来岁,高如有事或生病,即以董道宁代理司长职务。

当年,高宗武、邵毓麟、周隆庠和董道宁四人都是外交部中的青年才俊、也是新一代“日本通”。不同的是,邵毓麟是坚定的抗日派,高、董、周三人,却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和平运动”,其中走得最远的是周隆庠,抗战后期曾任汪伪政权的“外交部”次长,董道宁在帮着高宗武跑了几趟日本之后就此打住,高宗武则在一只脚已经落水的最后时刻悬崖勒马。

犬养回忆说:“三个人被热情地请到二楼一间屋子里。过了好长一会儿,门开了,一位身穿整洁的白色制服的人,在周隆庠陪同下走了进来。他就是我很早就从照片上见过的汪精卫。汪精卫与我们这三位跨海而来的客人一一长时间地握手。握手时他凝视着对方,向客人表示礼仪。也许是身穿白色衣服的缘故,他的动作总显得有点女性的优雅,具有从前的革命家的风度。他说话时而夹杂广东腔,但听起来却像法语那样柔和而清晰。”

先开口的是汪精卫:“汪开口首先对远来之劳表示感谢,然后称,详细情况通过高宗武谅已了解,并称此地因有法国官宪保护虽属安全,但如与阁下等频繁会见恐将暴露,故今日请尽快进入正题为前提。

对此,犬养也回忆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如果会议时间一长,让重庆特工人员发觉了,恐怕会立即遭到再次袭击。因此,除了开始时的寒暄之外,都尽可能以影佐为代表,直截了当地进行会谈。”

汪精卫接着说:“如所知悉,本人通过高已向贵方提出三个方案,即:第一,如日本方面与蒋介石为对手收拾时局,本人则极力为之斡旋;第二、如使某一第三者收拾时局,在野的本人将大大努力于和平运动;第三、如希望由我收拾时局,则将竭尽全力而为之。本人今日仍准备按三方案中的任何一案,应日本方面的希望而行动。”

在矢野征记的“谈话记录”中,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地加了一个注解:“于是由犬养说明日本朝野对汪先生的共鸣情况,并流下眼泪。汪表示感激。背过脸试图擦泪。继而由影佐言及1月16日声明,声述此乃坚定之国策,且现任平沼总理就任时亦表示声明有效,以此进行鼓励。汪对此表示感谢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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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一十六)


在谈话中,犬养一直在观察汪精卫,他看得很仔细:“汪精卫把上身靠近在他右后方坐着的周隆库,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说起话来。他这样做,既是为着翻译方便,也是不愿让对面的客人看出自己的感动。”

这时,影佐介绍了犬养和矢野的身份,随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根据政府的命令,特意来此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地方。”


汪精卫说:“衷心感谢大家远道来迎。实际上,我也觉得继续呆在河内是危险的。因此,开始做离开的准备。恰好此时贵国政府派遣诸位来迎接,不胜感谢。”

汪精卫继续说:“现在,中国民众应予信赖的中央政府已逃至重庆,故其归趋令人迷惑,且无可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的代表政权,同时重庆方面和其他全国的和平派亦无可以信赖的中央政权。因此,建立能安定民心和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并由日本予以承认,使之担当和平交涉,乃今后本人等工作根本之所在。为此,预计将花费很多时间,遇到相当困难。”

  影佐说:“我想问一下,您感到重庆方面还会有新的袭击计划吧?”
  
汪回答说:“是的,有这种迹象。比如,前两三天就有人匆忙来租紧邻我们的那座楼的三层楼房。此外,有几个好像暗杀团的人在老远地方监视着。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态度挺好,却在竭力制止我的政治行动。他们像是特别害怕在此引起政治纷争。因此,如果再呆在这儿,事实上不可能与香港、上海的同志联系。”
  
影佐不再绕圈子:“那您想今后往哪转移呢?”

  汪精卫听了,说:“我考虑再三,现在还是上海最合适。如果上海不成,香港或广东也可以。不过,在香港,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同志活动也有困难。广东不仅和孙中山先生,而且和我关系也很深。但如今广东也被日本军占领,因此,倘若去广东,就会给中国国民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我是在日军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与之相比,上海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正因我毅然迈向危险的土地,才可使中国国民了解到我献身爱国运动的诚意。”

  此时,汪精卫突然激动起来,他“涨红了脸”说:“不错,上海也沦于日军占领下,但如大家所知,英、美的公共租界很大,市政也是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也在外国人之手。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的自由行动的余地。实际上,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以及梅思平诸君,已经先往上海进行紧张准备去了。我们在讨论之中,先后提出两三个方案。最后,大家都认为,在当前以转移到上海为宜。”

汪精卫的这段话,在矢野征记的记录中,是这样表述的:

“无论如何,今后我们工作的进行,如贵方所知,在当地法印官宪的严重保护下,只是生命安全,而其结果,与同志联系极其不便,因而需要转移到某一安全而且与同志连络方便的地方,尤其是在如前所述云南难以起事的现在,更感到有必要尽快转移。同时应该考虑的是,我逃出重庆时未带护照,是在无护照的情况下得到法印当局许可的。由于未带护照而处于法印当局的保护之下,我们有这样一个方案,即预先租好船,l7日由西贡出发,很快即安全乘上由海防东航的轮船。实际上此事已秘密向法印当局提出,并得到对方允诺。想用此种方法逃出,希望听听贵方意见。”

影佐听了,说:“我们为了协助您离开此地,特意准备了一艘5500吨位的货船。”

对此,汪精卫说:“哎呀,实在感谢你们的好意。我也租到了一只法国人管理的小船。”

  影佐问:“请问是多少吨位的?您这次航行非比寻常。因为在中国的沿海都已经看到了重庆政府发布的逮捕先生的布告,必须格外加小心啊!”
  
这时汪精卫问了一下周隆庠,回答说:“760吨。”

谈到这里,犬养回忆说:“我们不由互相望了望。”——犬养等人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意思很明显:“这样小的船,怎么能在公海上长途旅行?”

  汪精卫是资深政客,一眼就看出了日本人的疑虑,他解释说:“大家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此次航行是会有些危险,但我第一次进上海港就使用日本船,我们的和平运动就会受到很大误解,因此,我想在由此脱出之后,在海防的海上与你们乘坐的船会合。然后,劳驾你们的船稍离开我们小船一点儿距离,护送我们去上海。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你们,现在,周君以及其他人正在商定暗号。”

对此,日方表示理解。在会谈的最后,双方商定,汪精卫的“出逃”事宜,由汪的小舅子、刚刚接替了曾仲鸣成为汪集团“秘书长”的陈昌祖负责与日方接洽。

在“报告”中,矢野征记说:“汪的决心很坚定,觉得他有成败由天,挺身负起和平救国大业的热诚充满容表。”

许多年以后,谈及当年汪精卫与影佐、犬养的这次会晤,高宗武在回忆中充满讽刺地说:

“这两个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只要汪出面,日本愿意做任何事!!日本军方也愿意做任何事!无条件满足汪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听说,他二人说完话都泪流满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泪,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如此这般了半个钟头,像在日本戏台上。那些眼泪可能促成了汪‘最后决定’的最后决定。流泪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眼泪犹如他们的武器。犬养和影佐那天在河内圆满达成了任务。”

4月20日,汪精卫方面通知日方:“汪精卫一行第二天一早九点离开河内去鸿基港。借的船也是法国制的,名叫冯·福林哈芳,载重760吨。但出国许可、海关检查、中国船员的解雇、越南船员的雇用、饮食品的准备等等,至少也得三四天功夫,因此,为了万全起见,希望日本船于25日正午在离海防港5浬的名叫巴库仑比的无人岛附近会合。”

犬养健回忆说:“4月25日上午,北光丸在海防港外的巴库仑比岛周围几次巡航,一直持续到4点,但连冯·福林哈芳的影子也没看到。糟糕的是,随着天渐渐地黑了,海面上也起了雾,这样下去,在夜里会合是不可能的。北光丸的报务员十分焦急,不停地用暗号进行呼叫。不一会儿,海防的法国海军司令部便发出警告:要求连续发出暗码呼号的船只立即停止发报,否则将立即派出驱逐舰。如果驱逐舰来到,一切都完了。没有办法,北光丸只好在暮色里向海南岛的外海岸徐徐航行。”

  此后三天,冯·福林哈芳号仍沓无音信。

  此时,“肩负重任”的几个日本人惊恐万状,影佐曾灰心丧气地说:“汪精卫终于遇害了吗?营救汪精卫这件事是五相会议协商并向天皇做了汇报的,实在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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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谈及这难熬的三天,犬养健回忆说:“我实在不忍心听下去,走到船长室,征求他的意见。他说目前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北光丸安装的无线电发报机是莫尔斯式,属于最早的样式,因此,电波传送距离并不十分远。不过,能否与他们联系上,就看明天最后一天了。因为明天北光丸就将完全通过海南岛外海岸。如果冯·福林哈芳号正航行于内海岸的海峡的话,就会发来无线电联络信号。”

  29日下午三时许,报务员终于接到了冯·福林哈芳号的来电:“我方安全,安全。”

30日中午,“冯·福林哈芳号终于出现在海湾入口处。这只法国小船遇到一点儿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在浪涛中挣扎着迂回前进。这种船只在中国海航行是勉强的。”

  犬养健回忆说:“这只法国小轮船在海湾刚一停下,便派出一只橡皮船朝北光丸划来。一看橡皮船上的人,原来是陈昌祖和周隆庠。两人一上甲板便说起在无人岛走错了路的事。主要原因是鸿基港码头的设备陈旧,船中要贮存的饮用水必须一桶一桶地打来;而且,由于港湾搬运工不足,这样就比预定时间多费了3小时。不仅如此,原说时速能开到8浬,但实际最大时速只能开到7浬。总算心情焦急地开近了无人岛,却又起了大雾,只好从海南岛内侧的海峡通行。”

这时,周隆庠对影佐说道:“那只小船也没有用了。船上大部分人都晕船躺在那儿。在这个海湾上费点事,把我们小船上人都移到北光丸上吧。”

犬养健回忆说:“就这样,汪精卫一行十六人,都上了我们的船。”

犬养健说得一点不错,从此,汪精卫就算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了。

在回忆中,影佐曾说:“在把汪救出来的时候,日本政府是这样理解:汪的计划不是用成立中央政府的方法来造成和平运动,而是在重庆政府外部发展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和平运动,并加以扩大,转变一般舆论乃至重庆的意向,以导致与日本进行和平合作。”

通过在船上与汪精卫的会谈,影佐发现,他的判断大错特错。

汪精卫说:“以前和平运动的展开是根据这样的方案进行的,组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的和平团体,用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错误的原因,宣传和平是拯救中国、拯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而终于使重庆转变过来。可是认真考虑,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如推进百步,建立和平政府,除了通过以上言论进行启发重庆的工作外,更用事实证明,如果日华提携就可改善到这种程度,从而抗战已经没有意义,由此决定舆论的归趋.使重庆政府的动向转向和平,只有这样办较为适当。”

汪精卫请求说:“因此,如果贵国政府没有异议.希望变更以前的计划,改成建立和平政府的计划。”

对此,影佐回忆说:“汪的这个计划实在非常重要。我的任务只是把汪转移到安全地带,因此对这个计划不能表示种种意见。”

于是影佐说:“什么时候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

汪听了,继续说:“如果贵国政府同意我通过建立和平政府展开和平运动的方法,这里有种种要奉托、希望的事项。”

汪说的事项还挺多:

第一:“主要切望近卫声明不仅仅是日本表面的宣言,而要如实地见诸实行。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受了日本的欺骗。重庆不相信日本,把日本看成:嘴上说得好,肚子里实际上不一样。并且如果近卫声明如实实现时,我相信,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的确失掉根据,即使是重庆政府,也不得不随着舆论大势所趋,倾向和平。其次,纵然建立和平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形成全面和平,其间必然要遇到许多波澜曲折。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期待和平政府的发展。”

对此,影佐表示:“日本政府决心援助汪建立政府的计划时,日本政府对汪的这两点希望当然会回答: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因为近卫声明不单是近卫文麿公爵一个人的声明,而是帝国政府的声明,即使政府有交替,这个声明还有生命。从对中国、对世界的信义上来说,日本也要保卫近卫声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影佐接着又说:“至于建立政府不能立刻全面和平,凡是对大局有了解的人都会有深刻的认识。”

这句话有点莫测高深,不知道影佐想表达什么意思,想说明什么。

汪精卫说的第二点是:“建立政府,则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务必希望避免用这种兵力和重庆的兵力战斗,即引起所谓内战,造成同一民族之间流血的惨剧。”

第三:“希望日本人能够好好理解,对中国人来说,无论主张和平,或是主张抗日,都是爱国精神的表现。不论拥有哪一种信念,都是爱国家,希望民族繁荣的。而和平、抗日两种理论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日华关系的根本认识以及对日化对华政策的认识有所不同。希望能够认识,日本光用武力不能从心底里改变抗日论者的认识。只有靠日本对华措施,用事实才能改变他们的认识,这是达到目的的最好策略。”

第四:“希望日本对中国如实地实现近卫声明,并且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平政府,关于这两点,想直截了当地与日本政府身居要职的人见面交换意见。关于这方面,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可行,一种认为时机尚早。主要在香港的我们的同志中间认为时机尚早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据英国方面的情报,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表示悲观。可是上海方面的同志们的意见还不清楚,因此到上海后也参酌这些同志的意见,决定是否到东京去。决定后,再打算商量。”

最后,汪表示:“曾经反复说明,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顾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一点要明确说明,希望表明我的心迹。”

汪进一步说:“在当前战争状态的形势下,抗日论一般容易听得进去。反之,和平论和卖国论很难分清,难以使一般人倾听。只有依靠日本妥当公正的政策、依靠事实的证明才能放出光彩。因此在展开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判。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听了汪精卫的话,影佐已经完全明瞭他的意思:“汪的意图是建立和平政府,在中日之间制造和平提携的活的模范,用事实对重庆政府和一般民众证明,和平论决不是没有根据的;由此引导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和它合作,造成与日本全面的和平提携。这就是汪的运动的指导原理。”

在回忆录中,影佐说:“听了汪表明心迹的话,我非常感动:如果汪的行动不是出于爱中国、爱东亚的赤诚,究竟是为什么?他的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可以泣鬼神,真是不胜敬服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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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一十八)

由于“北光丸”上一下增加了汪精卫等十几个人,而且这些人又太能吃,结果食物不够了,不得不在台湾基隆停泊一晚,补充给养。
5月2日,“北光丸”驶进基隆港,在码头上,有一个日本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这个人就是西义显。西义显是受周佛海的委托,来向汪传达他对下一步“和平运动”走向的意见,即不顾一切,在沦陷区建立汉奸政权。
殊不知,相同的看法,汪精卫已经在船上与影佐祯昭交换过意见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5月6日,北光丸抵达上海。在这里,汪精卫终于与他的“团队”重逢了,这其中,就包括高宗武。高回忆说:
“四月二十七日,汪离开了河内。五月二日,我离开香港往上海会见汪。离港之前,杜月笙来劝我不要去。读过约翰•根室所著《亚洲内幕》的人都知道杜月笙是何许人。杜虽然读书不多,也不曾担任公职,但许多人尊敬他,许多人也惧怕他。他在上海极具影响力。杜拍胸口极力劝我留在香港。我跟他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因汪精卫坚持不进日本租界,但其他的住处又没有找好,因此日本人让汪暂时住在船上,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将其他人送到岸上,就来到日租界的重光堂,会见他们的“中国同志”。
犬养回忆说:“在重光堂等候我们的中国同志中,第一次与我们见面的只有周佛海一个人。他高个子,大眼睛,说话快,动作活泼,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周佛海和梅思平都临时住在重光堂附近。他们特意从家里取来便饭犒劳我们。”
当晚,大家分手的时候,因住处的问题,高宗武与日本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据犬养回忆,当时影佐问高宗武:“呀,高君,你回哪去?”
高说:“法租界的哥哥家。”
影佐毫不客气地说:“这不方便,暂时大家请都住在一起。”
高说:“不,我的家里哥哥负责警戒。”
影佐问:“那个住处早就有吗?”
高说:“最近——这次借的。”
影佐坚持说:“那就不能去啦,高先生!今晚请住在这儿,其余的事明日再谈吧。”
高仍说:“对不起,我要回家。”
早已对高宗武不耐的影佐终于爆发:“高君,你要破坏同志的团结吗?留在这里的周佛海也好,梅思平也好,也都与你一样,有着作为一名中国人应有的骄傲。不愿意在日本租界住宿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大家都以汪先生为中心来考虑问题,是能忍耐的。你一个人洁身自好,这有什么价值呢?”
这时周佛海连忙出来打圆场:“好,好,高君,你回法租界去吧。”
犬养和周佛海把高送到门口,高大发牢骚:“影佐究竟有什么权利破口大骂我这个中国人?我不也是豁出性命为和平运动奔波吗?没有理由让我一定要接受影佐的命令。”
犬养回忆说:“周用说得更快的湖南话劝解高宗武,把高宗武送出大门日。高遂上车而去。今天的事,作为影佐来讲,是少见的感情暴露。不知怎的,我不由感到有一些阴郁的、不祥的征兆。”
此事,高宗武在回忆中也曾提及:“我的伙伴周佛海和梅思平已经抵达上海,住在日租界的虹口,住宅四周把守着中国装束的日本宪兵。接船的日本人企图劝阻我前往法租界我的房子,说:‘你在那边会被暗杀。’我问道:‘你以为解决中日问题的人需要日本宪兵保护吗? ’我也拒绝日本便衣跟随‘保护’,虽然周和梅已经被这些人亦步亦趋。”
“亦步亦趋”的还有汪精卫,5月9日,汪精卫上岸,住进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
汪精卫履行了自己的若言,他真的没有进日本租界。
——不过,这地方比日本租界也强不到哪儿去!
金雄白说:“有着两个租界的上海,本来已经是一个畸形的世界,而沪西愚园路、大西路,以至极司斐尔路一带,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在静安寺路以西,统称为越界筑路,道路的警权,属于公共租界,而路侧的房屋,则属于华界。汪精卫、周佛海等由僻远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虹口搬到愚园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卫力量来保护自己;向正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关余,作为活动经费,分配职务,展开筹备工作。”
金雄白说:“一一三六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恩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
为“一一三六弄”提供保卫的,就是“七十六号”。
早在日本军方同意资助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特务机关时,就曾经向晴气庆胤提出了四条工作原则,其中之一即“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有“见地”的做法——丁、李二人与汪的“合流”,客观上,淡化了“七十六号”的日方色彩;同时,汪集团都是文人,赤手空拳来到上海,“七十六号”与他们“兵合一处”,适足以济其恶。正如今井武夫所说:
“当时在上海,重庆方面制造的各种阴谋和恐怖,到处横行,极为危险,但是日本军的治安警察力量达不到英、法租界,完全无法取缔,苦于应付。从而没有一兵一卒的武力和任何警察力量的汪兆铭一派,当然有讲求一些防卫手段的必要.但是日本军赤裸裸地直接庇护他,不仅违反汪的信条,也会过于明显地有被视为傀儡之虞。在没有找到其他适当手段的时候,汪对丁、李参加运动的申请就不加考虑地同意下来。以后丁、李两人不惜犬马之劳保卫汪派,可以说成为‘新选组’的队长等级的人,这才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同时随着暴力的引进,成为以后政府内部发生各种弊害的原因。”
谈及此事,犬养健曾多少有些不甘心地说:“汪兆铭由我们诱出重庆,而被影佐接受,但真正抓住了他的是晴气。”
今井武夫说:“在这之前,丁默邨和李士群因逃避战祸脱离重庆政府,潜居在上海。他们得到土肥原机关的支持,从四月起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五月汪兆铭从河内到来,立即同汪取得联系,此后就在周佛海和土肥原机关的晴气庆胤、冢本诚两少佐直接指导下推进汪的和平运动,以反共和平救国为口号,主要在上海附近开始了活跃的工作,保卫汪派要人身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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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一十九)

1939年6月4日,汪精卫飞抵日本东京,探询日方对他建立“政府”的态度。今井武夫说:

“这年一月初,日本政府因近卫内阁总辞职更迭为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汪从六月十日起就开始同平沼首相、陆军、海军、外务、大藏各大臣以及近卫前首相进行会谈。平沼首相开诚布公地说,日华合作应以道义为基础予以实现。汪表示他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同志,设想在南京成立和平方针的国民政府,对此,首相保证日本政府将坚决予以支持。”

今井回忆说:“在日本政府同汪兆铭进行这次会谈之前,陆军已从六月二日起把在华各军的参谋将校召集到东京开会,经过种种研究议论之后,决定答应汪之共同合作的要求。”

6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精卫:“汪精卫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扰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

对此,金雄白说:“当是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见以后,中枢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后,又通缉了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罗君强、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缉,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余地。抗战期中不幸的内部分裂,至此到了无可弭缝的状态。”

至此,汪精卫的伪政权,已是箭在弦上。

为了显示伪政府的“正统”,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如同耍猴一般地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就设在“七十六号”。

大会“代表”金雄白回忆说:“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公共租界携着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开着的只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着通道的两侧,虎视耽耽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终于签了一个名,完成了报到手续。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别谈话,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这样多与汪系素无渊源的人参加了!这样多在今天以前还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上海社会形形式式的份子,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为热中的人发出了微喟!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这时,会议“代表”们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代表”当中有“汉奸”!

这个人,就是“维新政府”的“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

罗君强回忆说:“当选中委的一部分上海党棍子汪曼云、顾继武等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认为卢英是耍流氓、当侦缉出身的,作恶多端,当选中委有损党誉,请予撤销中委名义。主席团即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难题。汪精卫认为卢英在上海首先通电响应‘和平运动’,率5000党员表示拥护,现任上海警察局长,故特提名中委,以资鼓励。结果派员疏通,卢英列入候补中委。”

事实上,早在开会之前,已经有人对与会的“维新政府”梁鸿志等人进行“杯葛”。金雄白回忆说:

“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看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参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

金雄白的这段话,实际上说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国民党与北洋的问题。

我们知道,所谓“民国”,国号虽然一直这么叫,但实际上分为两段,从1912年民元,到1928年底,是北洋军阀时期,亦可称为“北京政府”时期;到“二次北伐”结束、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才是真正的“民国”开始。

因此,我们无妨以1928年为界、把“北洋”与“民国”看成两个“朝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代表“维新政府”的梁鸿志等人,就成为“前朝遗老”,与那些推翻他们的“国民党的老党员”,完全是两类人,难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

第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心结”,汪集团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组府”是“还都”、是“救国救民”;而梁鸿志等人抢先成立起来的“维新政府”,则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是“汉奸”,因此“羞与为伍”。

对此,金雄白回忆说:“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于新政权之外,则今后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于国人?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后汉?”

从此,在沦陷区就留下了“前汉”与“后汉”的说法,即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是“前汉”,当汉奸在前;而汪精卫等人后当汉奸,自然是“后汉”。还有人讽刺说:“老汉奸看不起小汉奸,小汉奸看不起新汉奸”,等等。

会上,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罗君强回忆说:

“大会印发的一切文件,开会时原已宣布,只许即席阅读,不许携出会场,会毕全部交还秘书处。散会时秘书处清点收回的文件,缺一全份,正在惊疑。此时,日本梅机关嘱托犬养健来找大会秘书长梅思平,说有要事商谈。梅思平下楼与犬养谈话后,回时面有忧容。据说日方发现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犬养提出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能有什么关系,何能派代表来参加这个会呢?有人说,大会印刷文件,一部份是照以前老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只能如此写法,事实上并无东三省代表到会。我说,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中有此一条,确系秘书处承办人员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但事实上并无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梅思平照我的话再去敷衍一番,才算了事。事后发现这份文件是由李士群交给日方晴气庆胤中佐的,李亦直认不讳。”

会后,汪精卫就准备“组府”了,罗君强说:“大会修改了党章,废除总裁副总裁制度,改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推荐汪精卫为主席,负责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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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


汪精卫在上海紧忙乎的同时,日方探索“和平”的另一条路线也已经走到了紧要时刻,这就是“桐工作”。

话说,在中日战争的初期、甚至到中期,都曾经有很多人在真真假假地致力于“和平”,这当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有代表官方的,也有“民间”人士,其中还不乏大人物。比如,中国方面,有“孔祥熙路线”、“姜豪路线”、“钱永铭路线”;汉奸当中,有“王克敏路线”;日本人中,有“萱野长知路线”;“民间”人士,当然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吴佩孚路线”,等等。

区别于最后唯一走通了的“汪精卫路线”,上述所谓“和平路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管是日本人在操作,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基本上,都是日本人采取主动,其目标,是在保持日方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即保持日方对中国进行奴役的主动权的前提下,达成“停战”。这是因为,在中日之间开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人已经认识到,在短时间内屈服中国比较困难,同时在日本的高层,一直对是否扩大战争存在两种看法,如果能够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此“罢手”,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很好。

在中国方面,除去“民间”人士,所有的官方人员,凡曾参与到这种种“和平路线”当中的,基本上都是出于“谋略”的需要,要么是刺探情报,比如“孔祥熙路线”;要么是为了延缓日方的某些政治或军事企图而进行的缓兵之计;还有的纯粹是在演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主动投怀送抱的汪精卫一伙,上述所有的“和平路线”没有一条能够走通,因为双方的目的本就不一样。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和平路线”已经接近于特工范畴,比如“姜豪路线”、比如“萱野长知路线”,因此并不为我们所熟知。

在这些活动当中,有些就是由中统或军统直接操办的,而且有的还很精彩,所以,在谈及“桐工作”之前,我们先举两个例子,说说“和平工作”中的谋略战。

在这里,我们又要说到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他就是姜豪。

姜豪也是国民党中的工运专家,不过,区别于朱学范和陆京士,姜豪是学生出身,而且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会外语的那种。

既是学生出身,必有独到之处,用姜豪自己的话说:“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我确实扮演过不少脚色行当,从汪系‘改组派’工运会主任,到蒋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从C.C系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到国民党中统凋查局专员,从清帮的通字辈角色,到洪门的‘坐堂大哥’,可谓无所不为。”

姜豪,生于1908年,江苏宝山县罗店镇人。

罗店是宝山最大的一个镇子,曾是县里的首富之区,人称“金罗店”。镇子既富,就设有慈善机构,当时叫“善堂”,姜豪的祖父因热心公益,就被推出来当主持。

按:在此后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罗店争夺战异常惨烈,人称“血肉磨坊”,把一个富庶之地打了个稀巴烂。沈醉在此期间就担任罗店浏河随军调查组组长,他在1937年9月18日的日记中说:“所居之处无不为敌炮之降落或弹着点,故夜间皆不得安眠,大有一夕数惊之叹,所幸每次均得以身免。”

在主持“善堂”中,姜豪的祖父与当地士绅和读书人多有往来,其中有一位就是“名士”施琴南,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姜文蔚随施琴南读书。所以,姜家出读书人,是从姜豪的父亲这一辈才开始的。

施琴南的弟子当然错不了,姜文蔚不仅考中了秀才,还被选上“拔贡”,如果朝考合格,就可以吃“皇粮”了。可惜正在此时,科举考试取消,姜文蔚回到乡下,以行医为生。此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上海,为一位宋牧师的子女当“西席”。

这位宋牧师,就是宋耀如。

大家知道,宋耀如的三女三子,霭龄、庆龄、美龄、子文、子良、子安,个个都是留洋的,但宋耀如比较传统,因此,在孩子们出国前,要专门请老师为他们灌输中国的传统文化。

姜文蔚来到宋家时,几个大的孩子已经出国,因此他的“受业弟子”只有宋子良和宋子安。

此时,姜豪来到上海,就读于他哥哥所创办的文蔚中学,同时也结识了宋家的两位小公子。他说:“给我父亲留下最深印象的宋氏成员,自然是那子良和子安两个受业弟子。当时宋家已很富裕,有私人汽车,生活阔绰,所以这两位的打扮举止在我父亲这种老夫子的眼里看来,就成了‘花花公子’。其实也就是洋派一点罢了,作风上绝无不检点处,对老师也很尊敬。”

姜豪回忆说,很多年以后,他在上海遇到宋子良,宋还曾提及当年,称姜文蔚为“老先生”,并与姜豪以师兄弟相称。

高小毕业以后,姜豪考入江苏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一年后转入南洋大学附中,并于毕业后直升大学。在此期间,姜豪参加了“五卅”大游行,从此开始参与政治活动。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上海,北伐军交通处处长李范一接管了南洋大学。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洋大学被划归交通部,当时的交通部长是何应钦的大舅子王伯群。1928年9月,王将南洋大学(已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个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以上海校区为总校,并自兼总校的校长。

王伯群是个纯粹的官僚,并不懂教育,心思也没在这上头,学生们对他十分反感。当时姜豪是学生会成员,曾经因伙食等问题去找“呈递意见书”,结果“他没给好脸子看,所提建议一概不予接受”。

王伯群不知道,眼前这个“毛孩子”可不是好惹的。

早在1927年9月,19岁的姜豪已经秘密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交大区分部“常委”,此时正值国民党分裂,陈公博等人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创办了《革命评论》,痛骂国民政府是“生殖器政府”,这些言论,颇能使年轻人产生共鸣,于是,年纪轻轻的姜豪就成了“改组派”的一员。

姜豪回忆说:“于是我们把对于王伯群的不满与配合改组派反蒋的任务合而为一,煽动学潮,竭尽攻击,说他是靠妹婿的裙带关系当官掌校(裙带关系正切合生殖器政府的隐义),更以反对官僚治校相号召。这一来从政治上讲,正中要害;以王伯群出任校长以来的实际表现观,亦无虚构夸张之辞,因此受到广大学生响应,很快酿成风潮。这样,王伯群的校长板凳只坐了了五个月,便被迫辞职了。

按:下台以后,王伯群又兼任了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借着为交通部新建办公楼和大夏中学建教学楼的机会,王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三十一号建立了一所豪宅,作为自己与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的“香巢”,被上海人痛骂。前文所说,1939年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就是王伯群的这所宅子。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全国各地反日情绪高涨,纷纷成立“反日会”,掀起抵抗日货的风潮,姜豪成为上海反日会的“调查科”科长,任务是深入到工人当中去,调查有哪些资本家和商人在销售日货。

从此,姜豪的政治活动从校内走到了校外,从学运转为工运,并于1929年4月担任“改组派”的“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此离开学校,成为一个政治人物,此时的姜豪才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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