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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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一)


1932年,宁粤合流,汪精卫当上了行政院长,“改组派”的大小角色也都在政府或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的位置还相当不错,像顾孟余的铁道部长、陈公博的实业部长,都是肥缺。另外,谷正纲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很关键的位置。

陈公博同时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在上海时,陈公博就认识了姜豪,在“扩大会议”期间,陈还曾派姜豪担任他与石友三之间的信使,对他印象很深,于是令姜在“民运会”工人科当了一个干事。

当年秋天,陈公博把姜豪派回上海,担任“民运会”驻沪代表。姜豪说:“我回上海后面临的第一场国民党内部厮搏,就是C.C系利用工潮逼迫陈铭枢垮台。”

宁粤合流以后,陈铭枢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姜豪回忆说:“旧中国的交通部,统管邮电系统,于是C.C系的陆京士便秉承陈果夫、陈立夫的示意,首先发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然后扩大影响到全国邮务工人,意图搞垮陈铭枢。”

陈铭枢并不是“改组派”的人物,但他也是广东人,与陈公博同属“粤系”,同时,陈公博主管的“民运会”和实业部两个机构,都与工人罢工息息相关,于是,二陈联袂来到上海处理此事。

一到上海,陈公博便找到姜豪,令他设法平息罢工,于是,姜豪找到了他原来认识的一些“工人领袖”,到工人中去“串联”,要求他们不要支持邮务工人的罢工,并以工人名义发表通告,要求邮务工人复工,这样一来,陆京士的邮务工会就被孤立起来,成了少数派。同时,交通部与邮务工人谈判,给他们涨了点工资,一场罢工就此收场。

按:另外有一种说法,说这场罢工是王亚樵帮着陈铭枢平的,说王找到陆京士,“啪”地一拍桌子,说:“你不知道陈铭枢是我的朋友吗,为什么要跟他捣蛋!说,你想死还是想活?”陆京士被吓住了,马上结束了罢工。不过这个说法,笔者觉得更像“演义”。

经此挫折,陆京士深感在上海人微言轻,从此投入杜月笙门下。姜豪说:“通过这一次事情,C.C系加紧抓起上海的黄色工会工作,陆京士一批人都投拜杜门,由是由C.C系和杜月笙的联合势力,以陆京士等为中坚,搞起了上海黄色工会的统一组织。”

姜豪说:“帮会势力在上海的广泛存在,使国民党各派系利用帮会势力在操纵工潮工运成为一种政治需要,陆京士等人早操纵邮务工潮由兴而衰后,益加认识到这一点,便正式拜杜月笙为‘先生’,成为当时的一件新闻。

出于同样地原因,姜豪早就加入了帮会组织,不过他先加入的是洪门。姜豪说:“其实要论这种‘党’与‘帮’的结合,我的起步比陆京士更早。即以平复邮务工潮这件事来讲,我所以能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职工委系统之外,运用个人的影响迅速挫败C.C系的阴谋,主要也是靠帮会方面的关系。”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姜豪就入了“湖南帮”的“楚荆山”。姜豪说:“这个组织中的一些老人,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他一般成员也大都有正当职业,并无依靠帮会谋生的流氓。”

当时,“楚荆山”的一位老军人李午云对姜豪说:“你搞工人运动,需要加入帮会,楚荆山的成员都是正派的,我介绍你加入组织。”这时,正好“楚荆山”山主李华堂到上海,也很赞成,姜豪就这样加入了洪门。

在当时,加入帮会,有一整套很繁琐的程序,李华堂说:“大学生,就从简了吧。”于是就在李午云家摆了个“小香堂”,姜豪对着“关帝”鞠了三个躬,就算“入门”了,而且一下就是“内八堂”的“新服”。

按:洪门的组织因效法刘关张,故彼此间一律以“哥弟”相称,哥弟间分成十排,最高一级叫第一排,这也是一个洪门组织的核心领导体系,即所谓“内八堂执事”,职衔有山主、副山主、乡长、盟正、坐堂、新服等等,他们都是要承担具体“管理”事务的。从第二排到第十排,则是“外八堂”。

与清帮论辈分不同,洪门中人,彼此都以“兄弟”相称,第二排的见到第一排的,不论彼此谁打谁小,一律叫“大哥”,第三排的见到第二排的,也是如此,一律叫“二哥”,以此类推。

初入“洪门”的姜豪,一下就成为第一排的“新服”,第二排以后的“同门”,见了他都叫“大哥”。姜豪回忆说,他的太太印维纳见了这种情景,颇感不可思议,觉得他“堕入黑道”,学坏了。姜豪解释说,“连国父也当过大哥嘞。”


此后,姜豪认识了另一个洪门组织“民兴社”的山主汪禹丞,汪很看重姜豪这个大学生,于是便请他加入,帮他整理“整顿洪门”,于是姜豪便转到了民兴社。

1935年,汪禹丞将民兴社改为“五行山”,姜豪列在“坐堂”,仅次于山主汪禹丞,成为总管“山寨”事务的“左相大爷”。这时,27岁的姜豪,已俨然成为上海滩上的一位“人物”了。

姜比汪小40多岁,觉得跟他称兄道弟实在太不像话,因汪禹丞同时也是清帮“大”字辈弟子,于是汪提出介绍姜豪加入清帮,这样,他就名正言顺地比姜豪高出一个辈分,彼此两便。就这样,姜豪又成了清帮“通”字辈弟子,与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同辈。

按,清帮的“前24代”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无)觉(学)”排行,到上世纪30年代,最高的辈分就是“大”字辈了。除了汪禹丞以外,比较出名的还有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人称“天王老子”的张树生、张啸林的“老头子”樊瑾成、老同盟会会员徐朗西、还有陈世昌的“老头子”张仁奎。

汪禹丞与张仁奎是好友,曾带姜豪拜见过张,此后张去世,他的门徒“灵前孝祖”,为他代收了十个“门徒”,其中就有姜豪。

姜豪说:“陈世昌是张仁奎的徒弟,以后我‘过方’给张当徒弟,他就成了我师兄。这样,无论从辈分排列上讲,还是从师承关系上讲,杜都该尊我为前辈。但实际上他的气焰远比许多大字辈和通字辈还嚣张,我当然更不敢在他的面前摆谱。”

事实上,姜豪也无须在杜面前“摆谱”了,因为他已经搭上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关系。

汪禹丞与吴铁城是好朋友,还在1912年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汪就以吴的引荐,为孙担任警卫工作。因此,姜豪一回上海,汪即带他拜见了吴铁城,从此姜豪又成了吴的“小友”。姜豪说:

“看见‘吴铁老’把我当做座上朋友,市党政机关的其他牛头马面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有时中央民运会驻沪办事处与地方上打交道不顺手,便让我出面。稍久,我这个本来只是工人科驻沪代表的小角色,竟成了整个民运会的驻沪‘代表’。不但办实事,也撑虚劲——就是俨然以中央机关代表的身份出席各种公众集会,用现在的媒界行话来讲,就是频频‘出镜’。”

1933年,国民党上海市执监委员换届选举,谷正纲派人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常委吴开先带话,请他确保汪派的林柏生当选执委。

吴开先是C.C系大将,号称上海的“党皇帝”,岂能容谷正纲这个小字辈在他面前指手划脚。选举结果一出来,林柏生连个“候补”都没有选上,反倒是姜豪被“选”为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

姜豪就此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对此,姜豪也感到很不安,马上赶到南京“解释”,谷正纲大骂吴开先“不讲信用”,同时,话里话外的意思,怀疑姜豪与吴开先暗地串通,“吃里爬外”。姜豪百口莫辩,只好表示自己不干这个监察委员,要出国读书。

到上海市党部“就职”典礼前夕,谷正纲给姜豪打电报,令他“暂勿就职”,结果姜的太太印维纳在翻译电报的时候,恰好漏掉了最关键的一个“勿”字,姜豪看电报让他“暂就职”,自然照办。把谷正纲气得七窍生烟,从此“改组派”与姜豪的关系就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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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二)

1937年8月12日,时任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的姜豪在庐山参加了暑期训练团之后回到上海,次日,“八一三”抗战就打响了。姜豪加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淞沪抗战。

按:“新生活促进会”总会长是蒋介石,另在各省和特别市设分会,会长由省主席或特别市市长兼任,另设书记负责具体工作,一般由民政厅长或社会局长兼任,因此,“上海市新生活促进会书记”虽然是个冷板凳,却是个比照“简任”级的官员,在民国,已经属于比较高级的“文官”了。姜豪说:“任命通过后,潘公展和吴开先都对我暗示是他的推荐,我也搞不清真相,抑或也有吴铁城的作用,总之是神仙打架,拿我这个局外人做了妥协的砝码。”

姜豪回忆说:“抗日部队撤离上海后,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被巡捕房迫令解散,巡捕房四马路总行还要我去谈话,我请了徐勇义律师代表我去了,捕行里外国头子要徐律师转告我,以后在租界里不准再做抗日活动。”

于是,姜豪以“牧羊会”名义发表了一份“告上海市民书”,内容是“劝告上海市民要效法苏武牧羊留须不屈的精神,今后在艰苦的环境内,保持民族气节,继续为抗日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姜豪本人,则奉命留在上海工作。

在1933年选出来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本有执行委员9名,监察委员5名,党部负责人,名义上先是吴醒亚、后是陶百川,但实际的重心,全在监察委员吴开先。上海沦陷后,执监委员大多离开上海,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党部,缩小机构,以蔡洪田、吴修、汪曼云、姜豪和张小通五人为执行委员,并指定蔡洪田为书记长.组成地下市党部。

地下市党部的主要工作,可想而知,是以搜集敌伪情报为主,姜豪回忆说:

“由于我在抗战前10年中.曾先后从事学运、工运、‘新运’,又活跃于青、红二门,所以搜集敌伪情报的关系比较多。l938年3月间,日寇把南京、上海及华中等地的伪组织合组成‘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我通过同族姜梦麟的关系.联系了在伪维新政府任职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他们供给我敌伪情报。”

按:姜梦麟也是上海市党部工作人员,属于上海的另一个“党头”、吴开先的对立面吴绍澍一派。

这时,朱泰耀和杨鹏搏为姜豪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姜豪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在进行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又对华施展了一系列的诱降活动,企图诱迫国民党政府改变抗日政策。一个名叫小野寺信的日本特务,就肩负着这种使命,悄然出现在上海。”

小野寺信,是日军当中的又一位谋略专家,区别于土肥原贤二、今井武夫等“中国通”,小野寺是一个“苏联通”,因此他在中国不大出名。

小野寺信,1897年生,1919年毕业于“陆士”第31期,1928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40期。

1935年以后,小野寺信历任日派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公使馆武官,从事谍报工作。1938年6月,小野寺信回国,任职于参谋本部日本课。

1938年10月,小野寺信被派到中国,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小野寺机关负责人。姜豪说:“俄国课派他到中国来的原因,是由于俄国课的人员认为中日战争拖得太长,日本兵力消耗太大,会直接受到苏联的威胁,连‘满洲国’也难保,所以主张同中国谈‘和’,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大家应该还记得,1938年10月,正是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的“汪兆铭工作”进行到“掯节儿”上得时候,因此,影佐对小野寺信“横插一杠子”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姜豪说:

“影佐认为小野寺的活动会妨碍他正在扶植汪伪傀儡政权的勾当,所以竭力反对。但小野寺也有他特殊的背景,他父亲同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都是元老派,所以他同近卫关系很密切。l938年l2月,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又授予小野寺委任状:‘特授权小野寺参谋与国民政府要员就再建东亚问题进行协商’,这表明了小野寺从事同重庆当局直接和谈工作的合法化。”

就这样,小野寺的特务机关就建立起来了,其骨干,叫吉田东佑,姜豪说:“吉田原是经济学教授,同情共产党,后来叛投日本军部,被派到上海来做间谍工作。小野寺到上海后,即按照上级指示,同吉田取得联系并将其罗致到办事处内。吉田东佑的‘对华上层关系’的牵线人,就是他的翻译杨鹏搏。杨是日本留学生.原先思想左倾,因此与当时同情日共的吉田相识。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吉田随军来沪,杨便当上他的翻译。及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时,杨又混上一个伪教育部督学。和他同为伪督学的朱泰耀,则与我同族姜梦麟熟悉。我通过姜梦麟居间介绍.先后将朱泰耀、杨鹏搏发展为刺探日伪情报的关系。他们为了表示效忠国家,也愿意提供情报。”

小野寺来到上海,吉田东佑又将杨鹏搏推荐给他做翻译,从此,日方的消息就“源源不断”到了姜豪手中。他回忆说:

“朱、杨有关小野寺到沪的最初情报,仅说日本军部有些人准备与重庆谈判。到当年l2月间汪精卫出逃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后,情报又有了新内容,道是他们认为汪精卫已没有作用,而小野寺希望赶在影佐策划汪伪南京政权一事成功之前,尽快打通重庆路线。为此,朱泰耀建议由我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一下,试探对方是否真有和谈诚意。”

就在不久前的1938年10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刚刚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因此,“作为重庆方面的代表,直接与小野寺接触”这样大的事,姜豪当然不敢做主,于是即打电报给刚刚接替了陈立夫、几乎成为国民党“三把手”的朱家骅,请示行知。

所谓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虽然都不承认有这样一个派系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之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就一直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

但是,抗战开始以后,这种格局突然发生了变化,从斜刺里杀出了朱家骅。

朱家骅,1893年生,浙江吴兴人。

我们知道,在民国的“学者从政”风潮中,朱家骅是领风气之先的人物。1927年10月,朱家骅接替马叙伦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代行省主席职务。浙江警官学校就是他在此期间创办的。

此后,朱家骅先后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底,朱家骅接替蒋介石任教育部长,此后不久卸任,接替陈铭枢转任交通部长,当年11月又兼教育部长。1935年,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抗战开始以后,1938年4月8日,即“临全大会”之后的一个星期,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刚刚成立的“中统”局局长,此后朱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时权倾朝野,几乎成为蒋介石、汪精卫之后的国民党“三把手”。

所以,如果说朱家骅是民国史上学历最高(德国柏林大学地学博士)、最有学问(24岁就当了北大教授)、职务也最高(部长是特任官)的特务,并不为过。

与此同时,陈立夫从党的职务上卸任,转任教育部长,且一干就干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所以,陈立夫虽然是“中统”的创始人,却一天中统局长也没当过。

不过,陈立夫对此并不为意,相反,他最得意的,就是这六年多的教育部长生涯。在晚年,陈立夫曾说:“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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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三)

姜豪回忆说:“但是电报发出后,重庆方面没有给予答复,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对小野寺的和谈姿态不予响应。所以我也就没有同小野寺见面。”

1939年1月初,姜豪接到通知,令他与上海市地下党部执委蔡洪田及张小通三人到重庆受训。

在重庆,姜豪等三人先是列席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主报告,并决议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从3月1日起,姜豪参加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一期的训练,为期一个月,即返回上海。

姜豪回忆说:“我们离开重庆前,吴开先约我们去他在牛角沱的寓所作上海地下工作的指示,童行白也在座,原来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增派他去上海工作,担任市党部主任委员。这样,原先的五人地下市党部就变成了六人。”

按,其时,吴开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姜豪说:“我于l939年1月间到重庆,4月间离开重庆回上海,同行的三人中,蔡洪田一人直飞香港回沪,我同张小通二人为了观光西南公路和滇越铁路沿途景色,特地搭公路车子从重庆经贵阳至昆明,换乘滇越铁路至老街,过桥入安南国境改乘火车经河内至海防,再乘轮船至香港回沪,路上差不多费了一个月,回到上海时,已在五月初了。”

姜豪刚回上海,日本在沪发行的《朝日新闻》上,就刊登了一条新闻,称“姜豪从重庆回上海来,负有重庆政府的重要使命,带了大量经费,大肆进行抗日活动”等等。

就在汪精卫从河内辗转来到上海,并于1939年5月8日住进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当天,姜豪被绑架,这就是“五华人事件”。姜豪回忆说:

“上海沦陷后,我本来在上海附近的几个县里发动过组织游击队,我家乡宝山也有陈嘉谟、洪光华、吴垂莹、苏亮如4位同乡,发动搞游击队,因之我们约于5月9日中午在公共租界福来咖哩饭店聚餐会商。”

姜豪说:“这一天中午另外有个约会,就是欢迎重庆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派来视察的该会专员王志圣的,他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先去参加了欢迎会。参加者是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铁路两路党部、江苏省党部等委员,还有江苏松江区专员和县长等20多人。上海市党部的新任主任委员童行白也来了,地点是在法租界寰龙路寰龙西菜馆,我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后再到福来饭店去的,时间已经迟了,约在下午一点左右。”

“福来咖哩饭店的房子是二层楼,我赶到时已经过了原来约定的中午12点,因之我一到就急急忙忙的奔上楼,可是奇怪得很,整个楼面空无一人。我体会到情况不妙,马上就下楼.可是刚跑到半扶梯,就有二个穿西装的人迎上来了,他们返身把我两边挟住,并且拿着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就挟着我走下扶梯,到了下面店堂里,我看到柜台里面聚集一大堆人,因之我一面叫喊,一面要挣脱他们的挟持。可是那堆人呆视无声,同时又上来二个人,同先前的二个人一起把我按倒在地,四枝手枪对着我的腰部和脑部,我一看对抗无用,就自动站起来说:‘好,跟你们走。’此时门口开来了三辆小汽车,他们把我挟上中间一辆,押车的后座二人,前座除司机外,还有一人拿着手枪返身对着我。”

这一天,姜豪记得很清楚,因l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姜豪说:

“因之在南京路的日升楼路口,刚有一群人在举行抗日示威,我看到了正想敲击车门呼救,三枝手枪加紧了贴着我的腰部,车子加速行驶,一下子从南京路转弯到四川路,过桥就到了原中国银行大楼,门口挂着‘金谷宪兵队’牌子,下车押上了二楼。在二楼的大厅里,靠墙有一排长凳,陈嘉谟等四个人已经先我而坐在那里了。”

“五华人事件”在当时很出名,姜豪等聚会的“福来咖哩饭店”地处公共租界,因当时中日战起不久,日本人如此猖狂地公开绑架并直接送往宪兵队的情况,还真是头一遭。因此报界有许多报道。比如5月11日的《申报》说:“福来饭店内,日人架走五华人,五人中有姜豪、苏亮如等,显系亲日分子出卖其友,警务处得讯派员往查时已经不及。”

另外,英文的《大美晚报》报道得更详细,且与姜豪的回忆完全对榫,报道说:

“据今日(十日)透露,昨日午后未几,有持械日人约十名,由两华人导之,分乘悬有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至广西路一五九号福来犹太咖喱鸡饭店,架走华人五名,大约被架往虹口日军总司令部。闻诸可靠方面,此五华人中有(一)上海新生活运动指导员姜豪;(二)浦东游击队总参谋苏亮如;(三)宝山县长陈家谟,系江苏省府委任,暗图消灭仅在该小城内办事之日方宝山县长及在主要公路上巡逻之日军;(四)前江湾商团团长吴垂莹,其他两华人之名,未能确知。

报道中还特地说明,被捕的陈家谟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宝山县长,正致力于刺杀日本当面任命的伪宝山县长。

报道还分析认为:“惟一般人均疑其中之一为亲日者流,以其四友人出卖与日当局。日方设计逮捕,并未通知公共租界警务处,迨日人将五华人分两次架走后,警务处始得实系持械绑架之消息。”

报道说:“被绑架中之四人,于十二时前不久,赴该饭店,入隔日电话预定之四号房间,众信此四人中之一,即系亲日分子,诱其友人入榖,彼等方进咖喱鸡饭店时,即有日人约十名,分乘悬有蛋形上海防军照会之汽车三辆,驶抵该地,西崽欲导彼等入空餐室时,诸日人不发一语,径登楼上,隔门帘向各室窥视。西崽以为彼等探望友人,故不起疑窦,数分钟后,即有两华人与彼等交谈,并导入第四号房间,闻日人入室时,均执手枪,然后将室中诸人加以手铐而出,但西仔犹未知彼等乃被架走,盖手铐为长袖所遮,而日人亦已藏枪袋中也。被架华人,未加反抗,随戴黑眼镜之华人一名而行,拥入汽车,运行驶走。“

“但有二日人,仍返四号房间,约二十分钟后,即午后一时三十分许,另一华人,入该饭店,不知二十分钟前发生之事,而投入罗网,遂亦被捕,两日人当饭店雇员之前,将该华人曳出。迨立即报告警务处,但警卫人员到达过迟,该第五华人大约亦被架往虹口矣。”

最后一个“入榖”的,就是姜豪,他回忆说:“我走进大厅,被带到房间中间一张写字台前面,坐着的一个人问我姓名。”

当时姜化名庄仁祥,身上还带的有名片,于是掏出名片给他看,并说::“我叫庄仁祥。”

对方劈头说:“什么庄仁祥,你叫姜豪。”

姜豪回忆说:“他就在簿子上写上了姜豪的名字,这样就算登记好了,叫我坐到墙边的长凳上,轻轻的和陈嘉谟谈话,他告诉我他们四个人一起到饭店里去的,一进房间刚坐定,就进来了十几个便衣宪兵,四个人押一个,分乘四辆轿车送到了宪兵队里。在大厅里坐了十多分钟,就被送到楼下的监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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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四)


姜豪入狱以后,日本人还派了一个特务,自称“反战”人士、到中国来组织“中国青年党”,前来蒙骗姜豪。对此,还在上大学时就搞“地工”的姜豪当然不会上这个当,他想:“中国青年党怎么要由日本人来组织。我体会到这是日本宪兵队故意布置他进监房来观察情况的。”

又过了一天,日本人开始审问姜豪了。他问:“中国为什么要抗日?”

姜说:“因为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中国不能不抵抗。

日本说:“日本不是侵略中国,是要日华亲善。”

姜说:“日本武装侵略了东北,又打进关内来了,这是亲善吗?”

日本人说:“蒋介石不讲亲善,你为什么要跟他抗日?”

如此等等,最后日本人说:“日本是要和平的,你好好想想,以后再谈。”

在监牢的“犯人”中,姜豪还意外地遇到了日后十分出名的熊剑东,当时熊悄悄对姜说:“现在日本人的政策变了,对高级人员是客气的,你放心好了。”

姜豪回忆说:“我从提审中,已经体会到了日本人用伪善的态度是想诱骗中国高级人员去当他们的走狗的。我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决不受骗上当。熊剑东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改组派里认识的,他被捕后却屈服了,以后当了汉奸组织的‘和平军’中的什么司令。”

这时,一个更大的意外出现了。姜豪说:“提审后过了四、五天,我又被带到了二楼的会客室里。一进屋子,我便惊异地发现,给我提供情报的朱泰耀和杨鹏搏两人坐在屋里,旁边还有一个身材高大、面孔四方的日本人。”

姜豪心想:“难道是他们出卖了我?”

这时杨鹏搏便把那个日本人介绍给姜,原来他就是“小野寺办事处”的吉田东佑。姜豪说:“他们带来了一些衣物,说是我家里托他们带来的,还告诉我,正在进行营救,叫我安心再过几天,等到把事情办妥了,就来接我出去。”

姜豪回忆说,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时,有个穿西装的翻译,他不是日本人,大概是朝鲜人,他一口上海话。吉田到宪兵队来过后,他们把我从监房移居楼上的优待室里.他带了糕点水果来看我,对我说:‘姜先生,以后要帮帮忙。’他大概以为我要当大汉奸了,所以特地来拉拢。”

一周之后,吉田东佑果然兑现诺言,将姜豪带到了“福州路都城饭店(现新城饭店)”,在这里,姜豪见到了小野寺信。姜回忆说:

“原来我被捕后,吉田即将此消息急电正在东京的小野寺。小野寺唯恐宪兵绑架我,掐断了他打通重庆国民政府的路线,就极力向日本人大本营请求释放我。但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自身也感受到了舆论压力。5月9日中午我们被绑架后,当天法文夜报就刊登了这条新闻。由于日本便衣宪兵封锁一家饭店两个多小时,被绑架的又有五人之多,这样严重的事件发生在租界里还是第一次,所以引起舆论界的重视。从第二天起,除了法文夜报外,其他中西各报也都连续几天报道这件事。起初外面还不知道被捕的是些什么人,到了12日,新闻消息中,报道了我们五个人的姓名。五华人被绑架事件发生后,社会上相当震动,上海各团体联合办事处特致函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要求租界当局向日方交涉,立即释放五人,并保证嗣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同时,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促使租界当局向日本方面施加压力,称:“过去日方对任何‘恐怖行动’,请求租界警务处协助调查.或谓任何人与‘恐怖行动’有关,请求协助审问,警务处从未拒绝。这次日方既未于事前通知警务处,实行拘捕,事后又未将被拘捕之人移交警务处,违背‘最近订立的协定’,应请领事团加以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借坡下驴,将姜等5人全部“释放”。

姜豪回忆说:“我同小野寺在都城饭店一间颇为宽敞的普通客房里作初次见面。其人个子挺高,很瘦,文质彬彬,40多岁的模样。室内原无他人,见面时就是朱泰耀、杨鹏搏、吉田东佑以及我与小野寺五人,杨做翻译。小野寺首先装模作样地向我表示歉意,我说各为其国,这种遭遇本在意料之中,并没有什么。”

接着,小野寺开始“卖好儿”,说:“是我通过东京的关系,使你恢复了自由,希望今后彼此为和平而努力。”并问姜豪对“日华和平”有什么意见。

姜豪说:“战争的结局总是和平,所以和平我是赞成的,但中日战争是由日本的武装侵略中国而引起的,要谈中日和平,首先要看日本有无和平诚意,日本能否放弃侵略政策?”

小野寺又问姜豪,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有何见解?

姜豪听了,“正色”说:“汪精卫已经叛离中国政府,不能再代表中国.日本和汪精卫谈‘和平’,那不是真有和平诚意的表示,而却是把谈和的大门关上了。”

小野寺要的就是姜豪这句话,马上说:“日本并不一定要同汪精卫谈‘和平’,而是由于蒋介石不肯谈和,所以不得已而同汪精卫谈的,假使蒋介石肯谈,我们就同他谈判。”

姜豪说:“主战者主要的是军人,日本军人的态度如何?”

小野寺说:“日本军人本来主张彻底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但目前海军急于要南进,陆军急于要北进,无论南进或北进,首先要解决中国问题,所以目前军人中也有不少人赞同和中国谈和的,这是当前谈和的好机会。”

说到这里,小野寺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姜豪“介绍国民党政府方面在上海的负责人”同他们见面交换意见。

这就是日后的所谓“姜豪路线”。

一边听,姜豪一边判断日本人的想法,他认为:“他所谈日本内部情况,大体上是可信的,尤其重要的,日本军人急于要南进和北进,这对美苏二国都有极大关系,应该从速向重庆国民党中央汇报。但先决问题是怎样和我们自己人联系上,在公共租界内是不可能取得联系的,首先是回到法租界去。

于是,姜对小野寺说:“我们的人都住在法租界,要找人首先要回到法租界去。”

小野寺听了没有异议,即令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把他送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伟达饭店”,然后就让他回家了。后来,姜豪才知道,“伟达饭店老板陈伟达,原和日本人有勾结。”

姜豪回忆说:“我在家里过了几天,叫朱、杨二人转告小野寺信,说是在法租界也找不到人,找人要到香港去,小野寺同意了,就是要由吉田东佑同时也到香港去。6月底,我乘意大利邮船赴港,朱、杨二人和吉田同船启程,但不在同一层舱位,朱、杨二人和我乘的是二等舱位,吉田是头等,所以在船上我同吉田没有见过面。”

姜豪回忆说:“从轮船驶出长江口起,我就忐忑不安。自从被绑架后,时局变化很快,但自己却一直没有与市党部联系上,不知重庆方面对自己的行动抱何态度?”

令姜豪没有想到的是,在船上,他居然遇上了遍寻不着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主任委员童行白和书记长蔡洪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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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五)

见到姜豪,童、蔡二人很高兴,对他说,“五华人被绑案”后,一时租界里很紧张,他们都躲起来了,但还是觉得不安全,此后活动更困难了,所以暂时避到香港去。

二人还说,当姜被绑之初,马上密电重庆,复电除向姜的家属慰问外,并转知有关方面设法营救,现在看到姜释放出来了,非常高兴。

姜豪来不及过多寒暄,即将自己被捕之后的情况及小野寺的企图做了简单的汇报,二人听了,均“顾左右而言他”。

姜豪非常失望,于是说:“日本人虽然释放了我,但船上有日本人监视,以后我们装作不认识的,不要再交谈。”

按:此后,童行白被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主任秘书,后死在南洋。蔡洪田则落水当了汉奸。

姜豪说:“此次香港之行,吉田暗中相随,结果如何实难把握。想来想去,只好用‘船到桥洞自会直’来安慰自己。”

姜豪回忆说:“到了香港,吉田住进日本人开的东京饭店,他要我也住那家饭店,我不同意,我说住到那里去了行动不方便.我仍是住到九龙的新新旅馆,朱杨二人也住在九龙的另一家旅馆。吉田一上岸交验护照后,就被香港当局暗中监视,不能再同我直接见面,只好通过杨鹏搏同我联系,一再催问我是否找到了‘人’,我总是推说没有找到。”

其实,一到香港,姜豪就通过俞鸿钧找到了吴铁城,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请示行止。但他俩都认为:“这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决定,你最好向中央请示。”吴铁城还说:“香港政府已知道你到了香港,正在注意你的行动,你还是赶快离开香港为好。”

姜豪又去找杜月笙,想跟他商量一下,姜豪说:“这时他挂有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头衔,同时也替重庆作情报、策反工作。他对我所介绍关于同日本人和谈的事,表现出特别的谨慎,他的看法是与俞鸿钧、吴铁城一致的。”

于是,姜豪在香港耗了几天之后,就通过杨鹏搏转告吉田说:“香港找不到人,我要到重庆去汇报。请你们回上海等我的消息。”

吉田听了很高兴,认为“大有希望”,即带着朱、杨返回上海,等候消息。

姜豪说:“我从杜月笙那里得到点旅费资助,先坐船到海防.再换乘火车到昆明,改乘飞机到重庆,其时广东的广州湾(现湛江市)已沦陷,船过那里在海中抛描二小时左右,以便旅客上下,而有人上船叫‘姜豪’名字,我恐怕日本人又玩弄花样了,所以默不作声。那人叫了一回无人答允,也就下船了。究竟是否叫的是我的名字,我也不能肯定,可是受了虚惊。”

几经辗转,姜豪回到重庆,马上去中央党部向秘书长朱家骅作了详细汇报,朱表示这事要等汇报蒋介石之后.才能决定。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没有下文,倒是等来了一份嘉奖令。姜豪说:“过了些日子,我意外地获得一份书面奖状,表扬我‘被日寇逮捕,忠贞不屈’,而我所关心的,一是对我汇报的答复,二是对我工作的安排。”

10月份,终于等来了“工作的安排”,朱家骅通知姜豪:“奉总裁谕”,让他于×月×日下午二时至海关巷一号谈话。

原来,朱家骅把姜豪转给了戴笠,也就是说,姜豪从中统这条线上转到了军统——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中统局局长,此刻,姜豪以及他所代表的“姜豪”路线,已经不属于上海党务工作的范畴,而被划入“谋略战”了。

我们一直认为,中统和军统是死对头,双方见面就打,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最起码在朱家骅兼领中统期间,他与军统之间还是有合作的。况且,以朱家骅地位之崇高,戴笠也是要给面子的。

按:此后的1941年,朱家骅启用一个台籍人翁俊明筹备成立台湾党部,戴笠对翁的身份产生怀疑,朱家骅给戴写信予以力保,信中居然称戴笠为“雨农吾兄”,自称“弟”。须知朱家骅虽然比戴笠大不了几岁,其身份相去却不可以道里计,1926年,朱家骅到广东筹备成立“国立中山大学”的时候,戴笠连黄埔军校还没考上呢,在民国的官场上,完全是两代人。朱家骅此举,已经给足了戴笠面子。当然戴笠也非常见机,自己虽然大权在握,起码的礼貌还是懂的,见信遂“欣然”放行。

姜豪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海关巷一号是什么场所,也不知道何人同我谈话,但既然是‘奉总裁谕’,想必来头不小,而且必定与对日‘和谈’的汇报有关,于是到了那天,我比规定时间还提前一些到了那里。”

姜豪说:“海关巷一号没有站岗,进去后才知道那是军统局的办事处,是戴笠找我谈话。突然听到要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打交道,心情不免有点紧张。”

姜豪来到一个“布置十分普通的会客室” 里,坐了一会,走出来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戴笠,委员长叫我与你一谈。”

对戴笠,姜豪形容为:“他个子稍高,体形清瘦,长方马脸,谈话时表面客气,可能也是‘奉总裁谕’的原因,但目带凶光,令人生畏。”

姜豪回忆说:“这次会谈很简单,戴告知情况已了解,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报告,蒋介石都转发给他了,以后的事情归他处理。他说,他正需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可以让我到香港去再同日本人接触,不过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叫我再等些日子,并给了我一点钱作为生活费用。他还嘱我继续同朱泰耀保持秘密联系。”

按:在此期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国内,8月28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伪府”已是箭在弦上;日本方面,同一天,平沼内阁垮台,阿部信行继任日本首相;欧洲,9月1日,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二次大战的硝烟已经升起。戴笠所说的“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就是指这些,因此让姜豪再等一等。

这一下又等到11月间,姜豪说:“戴笠来信约我到曾家岩去谈话,那里有所单独的房子,是他的住处兼作办公处的,人称戴公馆,那所房子不大,也没有其他人办公。”

按:“曾家岩”即曾家岩51号,戴笠的公馆之一,也是他常住的所在。紧邻的50号即著名的“周公馆”。

军统局迁到重庆之后,先是驻在通远门外中二路罗家湾29号、重庆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的原址,接着又占用了隔壁的罗家湾19号,这是一个花园房子,作为戴笠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甲”室。这样,罗家湾就成了军统局的局本部,连同附近的其他建筑,统称“罗家湾大院”。

接着,军统又占用了警士教练所对面、枣子岚垭的“漱庐”,当做一个高级招待所使用,戴笠接待一些重要的客人,一般都在此地。

此后,军统将交通科和督察室迁到海关巷一号,就是戴笠第一次会见姜豪的那个地方;把设计委员会和训练处迁到赣江街82号万寿宫,祝宗粱他们的“抗团”迁到重庆以后的办公地点也在这里。特务总队则在望龙门湖南会馆。

另外,在大巷子设招待所,即祝宗粱回忆中提到的“马鞍山招待所”,军统局电讯处也在马鞍山。

到1940年,因重庆频繁遭到轰炸,罗家湾目标太大,遂在重庆郊外约20里的缫丝厂建立“乡下办事处”,此后,这块地方交给了中美合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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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六)

戴笠对姜豪说:“可以到香港去了,以私人名义同日本人接触,听听他们谈些什么,但不能讲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以香港为限。”

姜豪说:“他叫我预先约定我到香港时住什么旅馆,用什么化名。他讲几天内就要动身,叫我等在寓所不要出去,随时会有人送飞机票来,马上上飞机,到了香港会有人来联系,以后活动情况的报告也交给他,我在香港的旅费也由他送来。谈话后他请我吃午饭,同座的有位原任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朱世明。朱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他的任务是做日本情报工作的,当时他没有同我谈什么。”

按:此时,朱世明刚刚接任了金斌的邮检处,此后不久,邮检处即为军统掌握。

辞别戴笠,姜豪又找到朱家骅,他说:“我本来是党务系统的,这种大事当然不能不向朱家骅当面汇报。朱家骅交给我一本密码,要我去港后保持与他的单线联系。”

与戴笠谈话后的第三天,姜豪到达香港,“就近住在弥登道的新新旅馆,用姜季超名字进行登记。”

第二天一早,军统局香港站站长刘方雄如约来访,还给姜带来一笔活动经费。姜豪说:“以后他每天都来联系,我的一切活动情况.都由他向戴笠汇报,并把戴笠的指示转告给我。”

话分两头,就在姜豪赴重庆的这三个多月当中,日本人内部自己打起来了。

起因是影佐祯昭认为自己的“汪精卫工作”已经到了“九转丹成”的时候,马上就要结果儿了,这个时候小野寺信跑出来搞什么“姜豪路线”,不仅多余,且有“捣乱”之嫌,于是到高层告了他一状,小野寺无奈,只好关闭自己的“机关”,回到日本。今井武夫说:

“被召回到重庆的姜豪与吴开先策划,同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CC团首脑再三协议,说是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七月底再从重庆到香港露面,于九月间表示希望与日本方面会谈。这时正值汪兆铭从河内北上来到上海,坚定了他的建立国民政府的决心,日本政府也决定予以援助。因此,影佐少将为了在上海援助汪而设立了梅机关,工作也逐渐活跃起来。这与企图同重庆政府直接和平谈判的小野寺机关必然发生尖锐对立,由于小野寺被梅机关排斥,调出到其他地方,因此工作也不得已暂时停止。”

但同时,今井武夫却又觉得“姜豪路线”不失为实现“和平”的一条路子,于是力促吉田东佑继续与姜豪保持联系。他回忆说:“到了十月,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我也赴该地就任。因此我于十一月派遣以往在小野寺手下担当与姜联络、新近任命为总司令部特派员的吉田东祐到澳门与姜会谈,收到了重庆国民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件的报告。姜也为了报告与吉田会谈的内容,回到重庆,十二月再到香港。”

对此,姜豪说:“小野寺信回日本后,吉田东佑仍留在上海,他得到日本军部一部份人的支持,继续小野寺的活动,因之他叫朱泰耀从上海和我通信,催问音讯。后来我才知道,吉田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今井武夫。”

根据戴笠的指令,姜豪往上海家中发出了电报,一周之后,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来到了香港,但吉田东佑没有同来,姜豪说:“据说因为日本军部中有人反对他再同我见面,认为他已经受了我的骗,蒋介石是不肯谈和的。同时日本军部中也有人支持吉田的,如日本派遣军参谋处的今井武夫等,所以吉田有信心可以说服反对他的人,就是要稍费时日。他叫朱、杨二人先来香港,并介绍日本驻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同我先行会谈。”

事实上,铃木卓尔的后台就是今井武夫,今井在回忆中曾说:“不得已,我首先考虑,作为上策,我亲自与姜直接面谈,试探他的路线是否有价值,要求姜北上来上海,但姜很不肯轻易答应下来。”

于是今井派铃木卓尔作为自己的代表与姜豪会谈,今井回忆说:“为最后的办法,我委托在香港的铃木中佐与姜接触。铃木于十二月十日和第二年一月三日两次与姜会谈。在这期间,姜自称多次接受了重庆领导人的指示和意向,但铃木要求同携有与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系的身分证明书的人会见。”

关于与铃木的“会谈”,姜豪回忆说:“铃木为人粗鲁傲慢,第一次同我在香港饭店见面时,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准备好‘日华和平’条件,叫我马上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们谈判。”

对此,姜豪说:“日本有无和平诚意,中国并不了解,先要有个了解的过程。”

铃木听了,说:“日本确有和平诚意。”

姜豪仍推说:“时机尚未成熟,谈判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

姜豪说:“过了二天,铃木又约我见面,这次他的态度谦和了,一见面就给我戴高帽子,说我是政治家,要向我请教,可是一谈到具体问题,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我还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判,所以依然无结果而散。其时吉田来电,说是就要到香港来了,因之同铃木没有再见面。”

事实上,朱家骅和戴笠让姜豪与日本人接触,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延缓汪精卫的“伪府”成立,因此姜豪无法接受日方任何实质上的要求,双方当然谈不拢。

这样,吉田东佑只好亲自出马。姜豪说:“又过了些日子,时间已在1940年的l月间,吉田东佑到香港来了,但没有上岸,因为上了岸行动就不自由了,他在船上和杨鹏搏通了电话,说是他转船到澳门去,叫我到澳门去同他见面,这样我同朱杨二人就一同到澳门去。”

按:姜豪的时间记忆有误,应为1939年11月。

姜豪回忆说:“朱杨二人同我都住在中央酒店,这是一家大赌场,我们各人分居一室,吉田另住他处。事后据杨鹏搏讲,吉田怕人加害,化了大笔钱请澳门的警方予以保护。此人又好玩乐.招来大批舞女陪舞,生活非常奢侈。在澳门我们见面地点,就在中央酒店朱泰耀所住的房间里。”

据姜豪说,吉田与他谈话的大意是:“他在上海大费唇舌,终于说服了反对他再同我见面的人,他们许可他再试一次,假使这一次谈得没有结果,以后就不准他再同我见面,所以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务必要有个结果。他首先提出来的,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

对此,姜豪依旧是“一推六二五”:“我说事情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他说假使我能拿出证明文件,说明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的话,那么他可以拿出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来同我谈判。我说我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我也不想看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我到香港来是个人行动,假使他同意我们个人之间交换意见,那么可以谈谈。”

这时,姜豪话里话外地透露,他在重庆期间,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吉田一听大感兴趣,马上问他有何凭证。于是,姜豪拿出朱家骅那封“奉总裁谕×月××日至海关巷一号谈话”的信给吉田看,当然日期和地点都已提前抹去。又取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上款写“季超同志”(姜豪字季超),下款写着“蒋中正”三字,还盖有蒋的私章。

按:姜豪是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的学员,这是受训后中央训练团发给每一个学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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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七)

看到这些“信物”,吉田很高兴,于是同意与姜豪“个人间交换意见”。

姜豪回忆说:“吉田首先提出.日本认为蒋介石是日华和平的障碍。所以要实现日华和平,就得蒋介石先下野。”

姜豪没想到,所谓日方的“和平条件”,居然是以蒋介石下台为前提,于是他说:“蒋介石是中国的统帅,和战问题取决于他。日本既要同他谈和,又要他下野,岂不矛盾?”

于是吉田换了个话题,说:“中日和平后,二国要经济合作,开发中国资源,日资要占百分之五十一,华资占百分之四十九。”

姜豪听了说:“我个人看法,中国为了保护主权,华资当然要占多数;日资占多数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姜豪又说:“中日战争是由日本武装侵略引起的,如要中日和平,日本当然要从中国撤兵。日本对此作何打算?”

吉田说:“日本可以撤兵,从华南撤到华中,再从华中撤到华北,从华北撤到东北。”

姜豪听了即追问:“撤到东北以后怎样?”

吉田说:“满洲问题不谈。”

姜豪反驳说:“中日战争的根源,在于日本侵占东北,要彻底解决中日问题,那么日军非撤出东北不可。”

对此,吉田“默不作声”。

事实上,由于日方“和平条件”的前提就十分荒谬,这样,在此后姜豪与吉田之间的一切谈话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彼此不服输、斗嘴而已。

姜豪回忆说:“我从重庆出发时,戴笠关照我把我的活动情况随时告诉他的香港联系人,所以我同刘方雄随时联系,由刘转报戴笠。同时我离开重庆向朱家骅辞行时,他又交给我一本密电码,叫我有情况也要向他汇报,因之我同吉田东佑在澳门会谈后,把谈话情况作了一份书面报告,我自己翻好密码电文,托请吴铁城在港电台发出。”

姜豪的这份电报是1939年11月14日发出的,其中谈到:

“坂垣已派高山来晤,藉悉敌方现决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伪中央成立后 无所作为,故仍思取巧谋和,高山所谈和平办法,据谓撤兵无问题,程序与时间,视吾实行亲日反共之程度为比例,所要求事,除反共经济合作外,最重要在委座退隐,同时对汪逆须予面子,至于满洲问题则不谈。”

职告以中国在求本身之独立生存,为此而战、为此而和,目前环境益佳,无须求和,但为谋二国之真诚,永久亲善合作,觉日本若能放弃侵略,当为言和,其原则在不损伤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于委座系全国信仰权威之所集,退隐根本不能谈,至于汪逆为全国人士无法宽容,故上述见解完全错误。“

“彼继谓此情亦所深悉,但为面子觉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若委座退隐改为短期休养,汪逆问题亦可设法。“

“职告以停战撤兵之后,个人问题再行考虑,最重要事,在谈判期间不能成立伪中央,否则即无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彼乃允设法阻止,最后约定,待双方请示后,再行约期续谈。”

按:姜豪电报中提到的“高山”,应系吉田东佑的化名。

很快,朱家骅的复电就到了,说:“奉总裁谕速返。”

姜豪回忆说:“我以为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托请刘方雄替我买飞回重庆的飞机票,刘很诧异,因为他没有接到过戴笠要我飞回重庆的命令。我只好把朱家骅的电报拿给他看,看见是‘奉总裁谕’,他只好照办,但脸上有不悦之色。”

事实上,姜豪接到电报之后,并未马上离开香港,而是在港继续逗留,其间多次找理由搪塞朱家骅,一会儿说未得到戴笠的指令,一会儿又说为了朱、杨两位“中间人”的安全,不能马上离开,等等。

事实上,姜豪也是一位心比天高的年轻人,他之所以置朱家骅的多次指令于不顾、执意逗留香港,是冀望于在他的手中实现中日间的“和平”,这个想法,与初期的高宗武类似,都是想通过一己之力,收“和平”的全功。

然而,姜豪没有想到,在日方与他的所谓“会谈”中,第一个要件就是蒋介石“下野”,蒋看了,心中焉得不怒,怎能容他继续与日方探讨“和平”。

而这一层,朱家骅又不好在电文里对姜豪明说,只是一封接一封电报地催他“速返渝”。

姜豪说:“1940年1月底,我从香港回到重庆,马上去国府路中央党部去见朱家骅,他只说‘香港不要再去了’,并不解释原因。”

至此,“姜豪路线”结束。

姜豪回忆说:“我再去曾家岩找戴笠,传达人员回说不在,这以后他再也没同我见过面。这时我才自省闯祸,得罪了军统局。”

在这里,姜豪想多了,以为是因自己未得到军统的指令而“擅自”返回重庆,惹恼了戴笠,因而冷落他。姜豪说:

“我害怕了,早就听说朱家骅与戴笠明争暗斗。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分工,军统是管对日作战情报的,中统是抓党派情报的,所以蒋介石把我的报告批转给了戴笠。但实际上,军统也在伸手抓‘党派’,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凶狠狡猾的劲头丝毫不逊于中统。同样,中统也在插手对日情报的搜集,何况我本来就是党部系统的,朱家骅岂肯让这么一条情报关系白白让军统占了便宜。我之被匆匆召回,肯定是军统与中统又一场争斗的结果,详细的情况,我迄今也不明白,但当时却知道害怕。”

冷落不要紧,姜豪本来也没想跟戴笠攀交情,他担心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戴笠”会因此而“收拾”他。姜豪说:“戴笠的阴毒,在国民党内是出名的,假使他先向蒋介石告一状,捏造我在港澳与日本人有勾结,或随意栽点别的什么罪名,然后悄悄把我锄掉,实在太容易了。而且我亦晓得,当时全国人民正对汪精卫的出逃与所谓‘和平运动’怒火万丈,同声讨罪,蒋介石尤惧他与日本秘密和谈的内情泄露,哪怕军统局只要送上一条‘姜豪已经暴露’的假情报,即使是为了遮盖,蒋也不会不接受他们要对我‘制裁’的建议的。”

想到这里,姜豪胆战心惊,他说:“以前就听说军统局的大门进去容易,出来困难,现在算是有体会了。朱家骅是个以学者从政的人物,可能有些政客手腕.但要论权术,不能与戴笠相比,显然不能靠他庇护我。本来我还有帮会关系可以运用,但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在帮会中最重要的靠山——汪禹丞先生病故了。”

正在姜豪“惶惶然”的时候,一位“密友”指点他说:“戴老板听委员长的,委员长听夫人的。你要躲过这一场劫难,就看你有无本事和夫人拉上关系?”

前面说过,姜豪的父亲曾经给宋家的子女当过“西席”,因此,要托“夫人”的关系,这事还真靠谱。姜豪说:“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宋美龄,先交代清楚我父亲曾在她上海娘家为子安、子良兄弟补习国文的情形,然后备述本人现在处境困难,希望予以照拂。”

姜豪是新生活运动上海分会书记,跟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大内总管”、黄仁霖很熟,因此他托黄转交,黄很够意思,说:“放心吧.我马上给你送上去。”

不久,朱家骅安排姜豪到中统当了一名“专员”,姜不愿意当特工,曾托吴开先找朱家骅,表示还是想干党务,接着,姜豪被派到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工作。他回忆说:“此后我在重庆从事于西南公路上的军事运输业务,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上海,并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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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八)


就在小野寺信在上海开始接触姜豪的几乎同时,另一个日本人来到了香港,他就是萱野长知。

萱野长知生于1873年,相比于他的对手戴笠来说,可算是长辈了。

萱野是孙中山的日本“朋友”之一,同盟会时期,对孙的活动多有助力。孙病危的时候,萱野还特地到北京来看他,并参加了治丧活动。

在香港接待萱野长知,就是被戴笠遥控的刘方雄。

上海区转入地下之后,刘方雄暴露,戴将其调到香港,任香港区书记,当时的区长是郭寿华。

到港后不久,刘就罗致了两个“知识界人士”加入香港区,专搞高层情报。

一个叫曾政忠。刘方雄说:“广东台山籍之曾政忠,曾君原为华裔美侨,髫龄返国肄业至岭南大学,旋复赴美深造于加州大学,归国后追随李济琛有年,对粤桂老军人,相知有素。且擅英语,可以其私人关系,与英美驻港情报人员,交换情报。”

1939年初,经曾政忠引荐,又有一个叫杜石珊的人加入了香港区,刘方雄说:“杜君为早期留日士官生,娶一日妇为如夫人,日文、日语造诣均深,古文亦有根柢,颇富经纶。曾于民初一度出任统领,旋因沉缅于阿芙蓉及潮州茶,息隐港岛。但与其时在华之日军高级将领,多为士官同学,常有书翰往还,对日军在华序列,及其移动,颇有所知。尝作军事评论,披露于陈孝威所主持之‘天文台双日刊’。文笔健辩,一若陈孝威,而纵横捭阖,则尤过之。

按:陈孝威是有名的“预言家”,“天文台双日刊”即陈私人办的报纸《天文台报》,当年颇有影响。曹汝霖的回忆录《五四运动始末》,最初即在该报连载,后来正式出版的时候,改名为《一生之回忆》。

刘方雄回忆说,大约在1939年春天,杜石珊提供了一份情报,说:“日本对华战争,纯由陆军少壮派,强奸日本朝野所肇端。当初且曾夸言三个月内,即可征服中国。而今师老无功,泥淖深陷,兵越深入,补给越艰。故目前陆海军部及外务省,甚至在野党派,均坚决反对扩大对华战争,力主积极谋和;亦有倡议脱离中国战场,而改途南进者。不久或即有日本信使来港活动。”

不久后,1939年5月,汪精卫从河内来到上海,与日本人继续“谈判”,杜石珊又报告说:“日本最大帮派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在闲院宫皇叔之扶掖下,已派其高足萱野长知来港,拟与我方有所洽谈。”

两份情报均经香港区报重庆,戴笠极为重视,马上到香港区“面授机宜”。

据刘方雄回忆,当时戴笠说:“日本亟图脱离中国泥淖之用意,在于改图南进。俟其南进得手后,再行返兵以谋我。届时我将国亡无日,万刼不复。否则,我如抗战到底,日本因资源枯竭,亦非南进掠取资源,以维系中国之战局不可。是时日本即将与英美为敌,英美遂与我站在同一战线,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故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即使运行谋略,亦必须绝对保密,免致影响我与英、美、俄之关系。”

在这里,戴笠说得非常清楚,与日方的接触,是“运行谋略”,而绝非真的与对方谈和。

对此,刘方雄认为:“以日本目前仰赖美国供应战略物资形势下,日本对此,亦将讳莫如深,保密当无问题。”

戴笠听了,即指示说:“你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

接着,戴笠开始为刘方雄进行长篇讲解:“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便于短期内成立。盖汪伪如迅即登台,国内不稳份子,将如蚁之附腥,声势浩大,立即形成国家分裂局面,对抗战前途,将有无可言状之重大打击。阻滞越久,则汪逆身价越降,日本亦越加藐视;并予我以策反分化之时机。如能阻滞至一年以上,则其身份,将与梁鸿志、温宗尧诸汉奸,等量齐观,于抗战前途,即无任何影响。”

戴笠说:“故你与萱野晤谈之初,必须斩钉截铁,坚决要求其对汪伪之阻滞,作一确切之保证。否则双方洽谈,将立告中断。一俟取得萱野之保证后,你可在九龙塘租一较好别墅,以为双方宴聚晤谈之所,甚至可作萱野之行馆,以示我方对于和谈之热诚。”

戴笠对于下属的指示,凡他认为属于极重要的工作,一定是事无巨细,从头到尾,就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一一作出详尽的说明,好像一个足球教练,把场上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如打不开局面时怎么踢、领先时怎么踢、落后时怎么踢等等,全部在事先设想到,并教你怎么去处理。前述指导文强与“毒蛇”周旋如此,这次对刘方雄“面授机宜”又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刘方雄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戴先生于打开话匣,纵谈窍要中,对如何互约绝对保密、如何套取情报及其和平底牌,甚至言谈表情,酬应接待,莫不有精详中肯、巨细靡遗之指示,自晨至午,饭罢方休。”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河内刺汪时,戴笠对陈恭澍却始终含含糊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难怪陈恭澍会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这么大的事情,岂是陈恭澍所能驾驭得了的?

不过,换一个角度思考,也许这正是戴老板要的效果。

由于此事的极端重要,翻译由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精通日语的香港区区长郭寿华亲自担任,对此,刘方雄受宠若惊,说“郭先生且曾自愿纡尊担任日语翻译”。

不久,萱野长知如约来港,刘方雄说:“其后曾在半岛、告罗士打、香港(郭寿华先生即在此处充舌人)三大酒店,以辟室餐聚方式,与萱野开始序幕会谈,研讨如何阻滞汪逆,如何互保机密。萱野认为互守秘密,极关重要,可立即作成记录,双方签字,共相遵守。并表示汪伪政权之成立与否,为洽谈能否持续之关键所在。只因当彼首途来港时,各方尚未顾虑及此,彼将立即返日,与各方协调,预计绝无问题,并预约以十日为期,彼当再行来港。”

遵照戴笠的指示,刘方雄在九龙塘为萱野长知准备了一座别墅,当萱野再次返回香港时,即供他使用,萱野看了,“状甚欢愉”,随即向刘报告此行的“成果”:“汪伪问题,各方一致同意,在洽谈未宣告绝望之前,保证决不令其组府。”

对此,刘方雄要求萱野“依其所言,作成书面”,并让他签名,“以昭凭信”,对此,萱野“欣然照办”。

刘方雄回忆说:“其后在谈入正题时,双方讨价还价,你来我往,折冲撙俎,周旋回环。其间萱野曾一再返日商承,自春徂秋。”

终于,到1939年8月时,萱野表示,日方可让步至“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并说这是“最后条件,以后恐已无可再让”。

刘方雄说:“奉层峰复示:仍请阁下在保持我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中,继续为力。”

萱野听了说:“吾师头山满,曾对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运动,悉力赞助,在下亦深爱中国。此一条件,为吾等几经奔走,积极争取,始得勉力达成。历来中日冲突,均以中国稍事让步而结束。目前条件,中国反较战前争回不少权益。”

萱野还反过来劝刘方雄“稍安毋躁,静待贵国政府从长考虑”,他愿意留在香港“等候佳音”。

对此,刘方雄假意说:“愿再电重庆,尽力斡旋,务祈达成息兵言和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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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九)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单以“谋略”工作显然已经不足以阻止汪的“组府”,因此“萱野长知路线”亦告结束。刘方雄说:

“直至廿九年二月,萱野已知,实难谈拢,始嗒然言旋。临行复允对汪伪之阻滞,仍当继续为力,并互约如有转机,当以密语,请其再行来港。萱野复将其上海联络地址,抄交曾政忠,有何需要,亦可至沪相晤,彼当悉力效劳。”

刘方雄还说:“萱野为一忠厚长者,彼固了然余为一情报人员,但亦不甚避忌,尽知以告,深足钦佩。放在其行前,汪伪固久久未登台,而吾人所得有效情报,亦不为少。”

对于“萱野长知路线”的操作,刘方雄并不认为遭到了失败,他说:“按汪逆系于廿八年四月一日离开河内,前往上海。汪逆之意,原拟即行召开伪‘国民党六全大会’,随即成立伪‘国民政府’,以与我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殊不知邪不胜正,事与愿违,一延再延,卒至廿九年三月卅日始得粉墨登场,距其离开河内之日,恰为一整年。”

刘方雄认为:“经此一整年之延滞,及一年来对敌人奴颜婢膝之丑态,已为举世所不齿。汪逆之地位,已由中国国民党堂堂副总裁,遽行降格为不折不扣之汉奸。伪方要员及其伪军,多已为我方所策反,而向我中央输诚,互通声气。汪伪组织且于成立前夕,要求日方互派大使,固不可得;退而苦求日方与伪组织发表共同声明,亦为日人所不睬。故其伪组织之份量,已与梁鸿志、温宗尧之流,同样无足重轻。对我抗战局势,不但未有重大影响,且利我在敌之腹心,部署若干抗日内线,实非敌人始料所及者也。”

在与萱野长知“谈判”的同时,刘方雄又参与了另外一场“谋略”战,那就是极富盛名的所谓“桐工作”了。

在“桐工作”的另一头,是日军的“谋略专家”今井武夫。

在“桐工作”中居间牵线的,是一个叫张治平的人,这人也是曾政忠介绍给香港区的。刘方雄对其印象很不好,他说:“张君上海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曾先后执教于北大及香港大学。其人舌粲莲花,眸子闪烁,一见之下,即对其深具戒心。”

据张治平报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课长今井武夫大佐及东京参谋本部臼井大佐(空军出身),承其参谋总长板垣大将之命,拟与我方洽谈谋和。”

刘方雄问:“二人中以何人为主体?”

张说:“由今井主持。”

对此,刘方雄经报告戴笠后,“奉复仍循萱野原方略坚韧周旋”。

刘回忆说:“(我)仍偕曾政忠与今井晤面,由其译员佐佐木居间翻译,嘱张治平不必参加。首先即以延滞汪伪组织为请。今井未加考虑,即断然答曰:在洽谈期间,决不容许汪伪政权之成立。臼井且从旁插言:此事可由彼等以书面郑重保证。”

这是刘方雄与今井的第一次会晤,此后不久,戴笠再次来到香港给刘方雄“上课”,他首先旁征博引地说:

“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此次你与今井之接触,正为吾人伐谋之良机,盖日来情报显示,敌军近在赣北、鄂南、湘北一带,调集重兵,证明敌于短期内,即将围攻长沙。你立即再与今井晤谈,提出双方互相征信问题。告以凡两国使者会谈,例须相互提示双方之身份证件,以昭凭信,因此向称使者为信使。今中日两国,正在交战状态之中,文件钤印,固不足凭信;尤其近卫首相已于本年一月,发表声明,今后将不以我蒋委员长为谈判对象。阁下违反近卫声明,自称代表陆军与我媾和,未免令人疑虑;而我徒凭口舌,自称可以代表重庆中央,亦何足征信于阁下?目前唯一办法,只有以某种方式,凭具体事实,互证双方之身份,始能言入正题。”

按:戴笠所说的“敌军近在赣北、鄂南、湘北一带,调集重兵,证明敌于短期内,即将围攻长沙”,即日后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接着,戴笠说:“你可相机告以目前日军在进军图攻长沙。是否可请阁下指明某一部队,在某一地域,于战事发生后,延滞不进两礼拜;而我(指刘方雄)则身在香港,于适当时间,可将阁下所指部队,有无如约延滞?及其他日军之番号、战况,复知阁下。双方如能实践上述承诺,并参证确凿,双方均可深信不疑,然后即可进入正式谈判之坦途。”

戴笠继续教导说:“你在作此要求而为对方所疑难时,你即以低姿态,分析双方战力悬殊,日军无论早攻或迟攻,长沙定将同样不保,以诱导对方之错误判断;一面复推崇日军,除台儿庄一役稍受挫折外,几于无攻不克,无坚不摧,又何患迟早十数日长沙之终于必得,以激发日军之骄气。必要时且说以日军几已占领中国幅员之半,且均为精华荟萃之区,迄犹未能征服中国,纵令多占一个长沙,又何补于日军之胜算?尤其中国尚有大半河山,多为崇山峻岭或沙漠蛮荒,日军又将何以征服?盱衡今日战局,莫如双方罢兵言和,实为当务之急。日方苟有谋和诚意,我国已居下风,自将竭诚赞同,则长沙一城一地之得失,又何足斤斤计较?甚或胁以和谈之能否持续与成败,关键即在于双方之能否互信?”

最后,戴笠强调指出:“你于此事必需殚精竭虑,在‘兵不厌诈’之要旨下,运用种种说词,以促使今井之就范。”

遵照戴笠的指示,在与今井的会谈中,刘方雄原封不动地把这套说辞甩给了对方。今井听了,显然有一种“闻所未闻”之感,于是,他“神情凝重,双眉紧锁”,说:“双方必须有所征信,自属理所当然。但以军事行动,用为征信指标,本人实难为计。”

刘方雄听了,坚持说:“舍此别无选择。”接着,“复反复衍伸戴先生指示之说词,劝其立即返宁,坚毅图成,以为和平铺路。”

在“反复衍伸”中,刘方雄一碗接一碗的迷汤灌将下去,直将今井武夫捧上了天:“倘幸而有成,双方从此息兵合作,阁下不但为日本第一功臣,我国军民亦将同深感戴。人生几何?名垂青史,流芳千秋之际遇,每于千载一时之机缘中得之。旋乾转坤,拨乱反治,今日均操于阁下之手,毋再犹豫!”

刘方雄回忆说:“最后今井终于在愁苦困惑之神情下,允即返宁一行,相约于十天左右,来港答复。在其赴宁期间,一切联络事宜,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馆之铃木武官接洽。”

大约在1939年9月10日左右,今井回到香港,“面有得色”,对刘说:“此次进攻长沙之主将,即为冈村宁次,彼此虽阶级悬殊,平素颇蒙青睐,情若兄弟。兹已征得峰层及冈村之同意:在长沙正面,岳阳等地之主力部队,在发动战争之十日内,决不踰越新墙河一步,请君加以查证反映。”

刘方雄听了说:“(彼此)期约相距四天,今请折中为十二天如何?”

对此今井说:“余即将返宁,处理日常要公,当与冈村直接联络,力谋达成十至十二天之滞留。并于征信之期届满时,将偕臼井再行来港,共谋言和大计。”

刘方雄回忆说:“余一再叮咛今井,重视此一期约,为打开和平宝库之锁钥,务讲笃实践履,以免功败垂成。我方之征信反映,当交铃木武官转达。于是双方互祝顺利成功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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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


刘方雄回忆说:“经将今井上述承诺,以火急电报渝,并请于战争开始后一周,给予战况复电,以便取信于对方。九月十五日报载赣北昨日已有接触。不宁者多日,至九月廿日左右,始得戴先生亲电:详告赣北战况及日军番号,正面新墙河以北敌军,确尚未动。将原电抄交铃木后,心始宁贴。”

换句话说,日方真的按照戴笠的要求,履行了暂缓军事行动的诺言,同时达到了中方延迟日军进攻长沙的真实目的,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湘北大捷”。

刘方雄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说:“我在当时万分骇异,认为双方正在战争期间,何能向敌方提出此等骇人听闻之要求?讵知竟为敌方所接受,故记忆犹新,毕生难忘。”

许多年之后,为印证此事,刘方雄查阅了许多资料,想看看日方究竟调整了哪些军事行动。他说:“寻绎《大东亚战争史》(日方战史)中,仅有廿九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之简略纪录,对廿八年第一次长沙战役,则只字未提。”

最终,刘方雄在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抗日战史》中找到了证据,而且还不止一条,由于其原文过于繁复,在这里就不做引述了,刘方雄说:

“凡此种种,均足证明今井之承诺,确已充份兑现,笃实履行。俾我有充裕时间,将长(沙)岳(阳)公路彻底破坏,甚至乡村小径,亦予挖窄(见战史记载),阻碍敌军重兵器之运行;并从容调整部署,以重兵设伏于长岳公路两侧(均见战史记载)布一袋形阵地。而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后予以伏击、包围、侧击、夹击、追击战术,获致辉煌战果。史学家李守孔教授认为:由于此一大捷,导致直至卅年底之长沙三次大捷。稳定华中战局,巩固大后方之安全,此于抗战全局,具有重大关键。”

按:所谓“湘北大捷”,其实充其量是与日军打了个“平手”。不过,在抗战初期那种且战且退、屡败屡战的情况下,以中日双方军力的巨大差距而言,能与日军拼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已经足以振奋人心了。

刘方雄还分析说:“以身为主将之冈村,能坐拥已集结之重兵,一任其赣北部队,与我鏖战月旬,而顿兵不进,不予协同配合,挥兵出击,徒失战机者,诚为不可理解之怪事?冈村除非奉命行事,不任其咎,则于此次之顿兵不进,贻误戎机之罪责,依日本军律,论罪当斩。而犹能于不久之后,擢升大将,调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复于卅三年冬,更上层楼,调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者,尤为不可思议?综观此次敌军战况,无异为谋和征信,作一次表演而已。日本《大东亚战争史》中,对此次战役,只字不提者,即系故意讳避也。”

由于日方的“诚实守信”,刘方雄必须与今井进行“谈判”了。他回忆说:“九月底左右,今井、臼井相偕来港,晤面互祝成功后,遂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双方一再逊让,终于由今井提出日本之愿望:为日本全线撤军,仅保持满蒙地区之原态势,以为共同消灭中共之张本。为拖延时间,佯以立即转报层峰核示。迨至十月上旬,又佯以已奉峰层复示:嘱商请阁下在我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下,继续折冲。”

刘方雄回忆说:“其时各报已以大标题腾载日军败退消息。日方人员虽面面相觑,状甚尴尬,但对谋和之议,仍锲而不舍,鼓其如簧之舌,意图说服。且谓此次长沙之败,完全由于征信延滞所致。”

对此,刘方雄帮日本人找“台阶”说:“胜败为兵家常事,且我方伤亡亦重,日军仅退而未败。”

刘接着说:“本人仅能从中传达双方之意旨,绝无居间裁决之权。故请二位仍将我方意见,转报上级从长考虑。”

刘回忆说:“不数日报纸复以更大篇幅,报导长沙大捷,毙伤日军四万余人。两井之表情,亦随而更为沉重沮丧。嗣后往返请示,其最后条件,为保持整个东北。我方则仍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形式为对案,佯为反复请示。”

刘方雄说:“相持至十月底左右,两井表示,因有职务在身,不容久待,仍相互约定由铃木保持联系。饯行之夕,今井仍以继续压制汪伪政权之成立为言,并表示数月相处,承蒙诚挚款待,在公虽为敌人,在私则已为良友,留下上海联络机关,并邀指派曾政忠赴沪,当予全力照拂云。”

以上,就是所谓“桐工作”的第一个回合。

很有意思的是,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作者对这一段只字未提,而只是大书特书1940年以后才开始的“宋子良工作”,以至于许多论者将“宋子良工作”简单地与“桐工作”混为一谈。原因也很简单,在“上半场”的比拼当中,今井武夫吃了暗亏,有苦说不出,只好略去。

与今井的做法截然相反的是,对于“桐工作”的“下半场”、即“宋子良工作”,刘方雄却语焉不详,躲躲闪闪,给人以一种“既不能说真话、又不愿说假话”的感觉,这当中,自然也有刘方雄的苦衷。

所谓“谋略”战,都是彼此的,在“桐工作”中,戴笠通过“谋略”,得到了他设计的结果,同时,日本人也有所收获。

所谓“桐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谋略”,即在已经“搞定”汪精卫的同时,再去“抓”蒋介石,谈得成更好,谈不成也可以借此“恶心”你——事实上,“桐工作”开始以后,消息很快泄露,“日方正在与重庆方面谈判”传得纷纷扬扬。

须知,抗战期间、尤其是出了个汪精卫之后,政界人士,最怕的就是有人说他通日,谁要是听见这话,肯定跟屁股坐在火盆上似的,马上跳将起来。作为“领袖”的蒋介石,自然就更不爱听,闻此震怒不已,严令军统不得再与日本人进行类似的接触。

这次,戴笠极少见地与他的校长耍了个“枪花”,并没有服从蒋的命令,而是指使香港区继续与今井武夫保持接触,这才出现了后来的“宋子良工作”。换句话说,“宋子良工作”是戴笠在干“私活”,结果后来闹大了,搞出事来,张治平因此倒了大霉,这是后话。同时,这也是刘方雄不愿多谈此事的苦衷。

日方搞“桐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借以打压正在紧忙乎的汪精卫,告诉他,不要忘乎所以,没有你,我们与蒋介石照样谈。所以,同是谋略,彼此目的不同,戴笠机灵,日本人也不傻,双方的“谋略”,很难说谁胜谁负。

此时,汪精卫的“组府”,已如箭在弦上。

1939年8月22日,负责“指导”汪派“和平运动”的“影佐机关”在上海成立,负责人即新近晋升为少将军衔、春风得意的影佐祯昭,因其机关设在虹口日租界的“梅华堂”,后世遂称之为“梅机关”。

所谓“梅机关”,其实是个大杂烩,包括各路神仙,多是我们的“熟人”,比如陆军系统的影佐祯昭、晴气庆胤以及他的副手冢本诚;海军系统的须贺彦次郎;政府方面,有外务省的矢野征记、清水董三;还有所谓“民间”的代表,如众议院议员犬养健、“满铁”的西义显和伊藤芳男、《同盟通讯社》的日本特工松本重治、西园寺公一(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孙子)等等。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政局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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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一)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件大事把日本政府给砸晕了,日本人感到自己被德国人出卖了,于8月25日向德国提出“抗议”。随即,刚刚于年初上台的平沼麒一郎内阁于8月30日垮台,阿部信行上台。

本来,平沼上台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经是一次重大打击,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抹去了“撤军”的承诺,使“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比及阿部上台,更是将平沼内阁对汪的种种“承诺”一笔勾销——换句话说,汪精卫今后要做的一切,都要与日方从头谈起,这已经是第三次“重起炉灶”了。

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和平谈判”,能谈出什么名堂,那真是天知道了!

11月1日,汪精卫等人开始就“组府”事宜与日方进行正式“谈判”。其中,日方的“首席代表”即“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助手有犬养健、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汪方参与谈判的是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首席代表”是周佛海。汪精卫本人则采取“超脱”的态度,未参与谈判。

高宗武回忆说:“十月三十日,日本人向未来的傀儡们提出组织新‘政府’的条件。这鼓励了我。汪指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到虹口六三园去接收文件。文件的标题是《中日关系调整基本要纲及附件》。影佐中将是日方的代表。交给文件时,他说:‘这里包含日本所希望的全部条件。请坦诚讨论。’”

按:高宗武也是汪方的“代表”之一,但因他已存抽身之念,因此他以各种借口不参与“谈判”,即使参加也尽可能不发言。

陶希圣则说:“到了十一月,久经沉寂之后,日方促开谈判。谈判的序幕在江湾六三花园举行。由日方之影佐、谷萩、犬养等邀请佛海、思平、和周隆庠(翻译)。我亦参加。开会是在一座亭榭式的房子里,坐在榻榻米上。日方在会场,分送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打字油印本。会议连续开了一星期之久,都是由日方说明《要纲》每一件的每一件的意思,和日方的目的。”

陶希圣回忆说:“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大蓝图是德义苏日四国瓜分世界,以及苏日两国对分中国。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事实上,这样的一份“条文”,连日本人都觉得过于苛刻,今井武夫说:“在日本方面说来,这一密约是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之基本政策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为基础,在十月初就已经决定了日本方面的草案,但是由于权益思想在作怪,政府各省乘机另行追加上去的条款是不少的。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按:由于“梅机关”的人员受各方委派,说不清楚这个单位受谁领导、对谁负责。因此,在与汪方的“谈判”中,这些人出于各自的立场,竞相往“谈判条约”中塞自己的私货,最终把汪精卫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陶希圣回忆说:“六三花园会谈结束之后,我们把《要纲》带回,送给汪夫妇。我自迁入愚园之后,每日的早餐是在汪公馆会餐。这一天,早餐之后,陈璧君留我单独谈话。她要我把《要纲》一件一件和一条一条解释给她听。”

陶希圣说:“我首先解释《要纲》划分五种地带和五个层次的日方用意,同时指出这五种地带并未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这就是那五个地带是苏俄和××划了去的。老实说,就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在这些文件上表现出来了。”

据陶希圣回忆,次日,陈璧君对他说:“昨天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先生。我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去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高宗武回忆说:“十一月五日,汪召开‘行政会议’。除了上述三人之外,汪和我都参加了。汪显然被条件的内容吓坏了。他一面摇头一面叹气说。这些条款意味着我们国家独立的终结。看来那些坚持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按:高宗武所说的“其他三人”,指周佛海、陶希圣和梅思平。

高宗武后来回忆说:“我认为汪的反应给我一个拯救他、他的‘朋友们’和日本人的机会。”于是高劝道:“正如你刚才所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份文件,那我们的国家独立主权就完了。我们不能讨论它。事实上,我们已经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公开承认我们错了。”

汪听了,继续问大家:“该怎样处理这份文件。”

高宗武说:“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文件退回,告诉日本人我们不可能考虑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他们的不诚实,所有近卫、平沼、头山满、板垣等人所说的,不论是私人的或官方的,全都是谎言,我们已经放弃了所谓的和平运动。”

听了高宗武的话,汪精卫动摇了。陶希圣说:“汪夫妇秘密商量。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住宅(福履理路)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

叶蓬,1896年生,湖北黄陂人。

叶蓬参加过“武昌首义”,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鄂军夏斗寅部。1939年初,经周佛海援引,叶蓬投入汪集团,成为汪伪早期唯一的“军事人才”。罗君强回忆说:

“我记得军委会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委员。一个是叶蓬,曾任蒋介石手下的武汉警备司令,杀害中共人士不少。后以‘存心抗日’的罪名被日方攻击去职,又以私恨企图杀害张群而为蒋介石所遗弃,由周佛海介绍他加入了汪记汉奸集团。叶认为汪精卫手下只有几个文人,不足以成大事,自命为将才,野心勃发。他亲自到河内向汪献策,主张大搞军事工作,并表示拥护汪当孙中山那样的领袖,自己愿当一个蒋介石式的部下来供驱使,以建立‘大业’。这本来是想讨汪的欢心,不料却引起周佛海的猜忌。”

陶希圣说:“璧君叫我去与叶蓬密商。我到金神父路去见叶蓬。他认为带部队到广州是做不到的事,一则所谓部队不成其为力量;二则移动还须日方协助;三则即令到了广州,仍然是寄人篱下,不能抬头,和上海没有分别。”

高宗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行动了。

——高宗武要取一件“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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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二)

高宗武回忆说:“此后我们反复讨论这些条款。我们关起门开会。每次会议结束后,汪会收集所有文件带回自己的房间。我知道我被怀疑,所以每次都坐在汪的旁边。当其他人在文件上打转的时候,我试着默记它。我知道那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汉字文件有几十页。不过当时我认为偷这份文件是不可能的。”

高宗武回忆说:“犬养告诉汪,文件的中译本文字比日文原本严厉,能不能找个人来更正一下?汪在下一次会议时提出这个问题,指定我做这件工作。我故意一再推辞,说我不喜欢那些条文,大家把这责任推给我太危险了,日本人可能会说我故意把条文改得比原文更加严厉。如我所料,我越推辞,大家越坚持,最后我接受了。不过很不幸,我必须在汪的家里工作。我不能把文件拿出去,更别说找机会偷偷抄写一份了。”

这时,一个好机会从天而降。高宗武说:

“该来的还是来了。一天,一位突然从东京来上海的日本国会议员打电话到汪府找我。由于他是位重要人物,汪乃邀请他来汪府与正在修改中译稿的我见面。我们谈了两小时后,日本人说他要回旅馆。我自然要礼貌地送他。汪看见我们出门,却没看见我口袋里的文件。我从旅馆会客室拨电话给汪说,刚才匆忙间不小心把文件带了出来,可否马上派人来取回。要不然,我于一小时之内送回来。如我所希望的,汪说没关系。不急。”

汪的为人,基本属于“君子可欺之以方”的那种,宽厚有余,欠缺点防人之心,所以他的一生,不停地被别人耍。

高宗武说:“我到旅馆门口告诉送我们来的司机有事耽搁,要他等一会儿。然后从旅馆后门出去,叫了一部计程车直奔回家。我不懂拍照,可我太大懂,她把全部文件拍了下来。没有她的帮忙,事情绝对办不好。文件拍照完毕,我坐计程车赶到一位朋友家,把底片交给他。要他冲洗后为我绝密保存。然后,我回到旅馆后门,借故进入国会议员的房间随便问问,知道没人从汪府来电找我。于是从旅馆正门出去,上车吩咐司机开快点。”

按:高宗武的太太叫沈惟瑜,他们在上海结婚时,汪精卫还是他们的证婚人。

此时,被卖了的汪精卫还在帮别人数钱,高宗武回忆说:“我只离开了一个钟头。汪没有一点怀疑的迹象。他甚至说:‘不必急着拿文件回来嘛,放在你那儿一会没关系的。’”

高宗武回忆说:“他的无辜让我产生罪恶感。这也表示从南京回来之后,他已不再怀疑我了。否则我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高还说:“这是十一月中的事。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利用我得到的东西。我还在殷殷希望汪能回心转意。他还没有在草约上签字。不到那时我绝不放弃希望。”

与此同时,汪精卫阵营中的另一员大将陶希圣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触动陶希圣的,是不久前的南京之行。他回忆说:“欧战爆发之后,影佐机关积极活动,促使汪精卫‘组府’,第一步先到南京与梁鸿志及王克敏会商。梁鸿志是华中‘维新政府’的首脑,王克敏是华北‘联合政府’的首脑,影佐机关认为汪‘政府’须得梁王的协力,才能着手,因而举行南京会议。

在“南京会议”上,汪首先说明了统一“组府”的意思,据陶希圣回忆,当时梁鸿志“略为客气”,说:“这件事要让我们商量之后,才能答复。”

王克敏则很“坦白”地说:“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

陶希圣解释说:“王克敏所说的‘他们’,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他自己背后的喜多机关。上午汪王梁会商无结果,下午径由影佐、原田与喜多三方会商。这么一来,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我和佛海、思平在夜间寄宿于这幢房子后门对过的房子里。我们谈话之间,说到一个譬喻,就是四个人打麻将,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之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的打了起来。那坐位上的四个角色反而束手。

陶希圣说:“汪由南京回上海。再开会时,大家不愿提起此行。大家的心里都蒙上一层漆黑的影子,是侮辱,是羞耻,也是懊悔。”

此后,在某次会议上,汪精卫谈到“他与影佐会谈的经过”,“他(汪精卫)说到影佐泪珠滴到日记本上之时,低声说到:‘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

听到这里,陶希圣“站起来发言”:“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

陶希圣回忆说:“我还没有说出第二句,第二句是说‘那是鳄鱼的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到:‘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轰而散。”

至此,陶希圣知道,自己在上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后来回忆说:

“我派鞠清远往香港。他一到香港,即转九龙太子道。他将我在上海的危险境遇,报告冰如。他们商量了两天,认为只有家眷全部搬到上海,另寻住处,才可以使我迁出愚园路。冰如随即带领一群儿女,搭船到上海。她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了一幢房子。我也就离开愚园路,一起住在新寓所。”

按:鞠清远与何兹全、武仙卿、沈巨尘都是陶希圣的门生、“食货”学派的健将,号称陶希圣门下的“亲兵”,可惜除了何兹全以外,全部落水。

“冰如”即陶希圣的太太万冰如,这里必须用点笔墨说说万冰如,这位女性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其大智大勇、远见卓识,犹胜须眉。

万冰如,1898年生,湖北黄冈人,与陶希圣是同乡。

黄冈万氏也是当地望族,鄂军宿将万耀煌,就是万冰如的同族堂兄。

与陶希圣家不同,万家世代都是读书人,据万冰如自述,她家祖上,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出了进士九位、举人或贡士65位。所以,万家的子弟,不用出门读书,也不用请“西席”,自己在家跟着长辈学就行了,万冰如说:“男女同样地读书习字作文,但是男子专心读书,女子却是做家务为主,读书只是家务课余的工作。”

因此,万冰如虽然没有上过学堂,却读过书,甚至到了晚年,能写出一篇好几万字的长篇回忆录,且叙事清晰、条理分明,足见万冰如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1917年,万冰如嫁给了比他小一岁的陶希圣,当时陶还在北大读预科,只有寒暑假才回家。

陶家是官宦人家,大家庭中所有的是非,陶家都有。陶希圣的父亲人很厚道,但他常驻任所,家里是陶母揭氏说了算,偏生万冰如的这位婆婆出了名的强悍,厉害无比,谁都怕她。于是,万冰如和她的堂嫂(也姓万,与万冰如同族)这两个儿媳妇就成了万家的佣人,再加上万冰如连生了两个女儿,更加被婆婆看不上,整天干活、吃剩饭,也只有挨骂的份。

陶希圣后来说:“她连生两女,家中的人把她看贱了,并且量估着她不再生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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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三)

1922年,万冰如的两个女儿同时生病,由于承担家务太多、把孩子的病耽误了,结果三岁的大女儿骊珠夭折,万冰如痛彻心肺,她后来回忆说:“家中人说,死个女孩子算得什么,哭得大家不安,我不敢在家中哭。”

按:万冰如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前两个都是女孩,次女即琴熏,后嫁给了沈钧儒的弟弟沈苏儒。接着,不知道是不是送子娘娘驾临,万冰如居然连生七个男孩。

1926年1月,陶希圣辞去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教职,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月薪80元,他决定把妻子和孩子从老家接出来。在当年,这几乎等于同家庭断绝关系,属于大逆不道,要被人骂的。因此,陶托人去向他的母亲试探此事(陶父已经去世),结果被陶母骂得“抱头鼠窜而去”。无奈,陶希圣只得自己前去“陈情”,最终得到“默许”。

万冰如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临走之前,希圣与我带着俩小孩到婆婆床前,分开帐子,叫声婆婆,她翻了身,把面向里。我们知道她不理我们,只好把帐子放下,我们呜咽不能成声,跪拜之后,洒泪出房。”

陶希圣说:“我们只带了两个小孩,随身衣服及床上被褥。所有我们存在家中、或楼上、或房里,一切物事,都不敢带走。我们在风寒料峭中,走出大门,挥泪而去。从此以后,我们这一房就未曾沾染老家的财产关系。从此以后,我们是失去家乡生活根据的都市人海里的漂泊之人,只有努力向前撞。”

万冰如也说:“料想今后的生活漂泊流离,一时不会有好日子过,但我们是青年,不可依靠祖业家产,定要勤巴苦做,不怕险阻艰难,总要有出头之日。我们不要向后看,安心向前走,总要得到光明之日。

说起来,万冰如的一辈子,都在“勤巴苦做”,跟着陶希圣,除了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吃苦受罪,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回忆在上海的生活时说:“上海人不看人,只看衣服,一个女人衣服穿得好,商店、菜市马上叫少奶奶、太太、老板娘;如果衣服穿得不好,马上叫娘姨。我是湖北来的乡下人,衣服都是陈旧不堪,被人叫娘姨叫惯了的。”

许多年后,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曾充满崇敬地评价他的母亲:

“虽然早年命运如此坎坷,她无怨无悔,一辈子养儿育女、洗衣烧饭,不论父亲是穷途末路,或身居高位,她永远是布衣粗食、朴实无华,数十年如一日。因此,与父亲时相往来的朋友们,很多都不知道那坐在院角小板凳上、搓板前挥汗洗衣的妇人,就是当年镇静勇敢、临危不惧的陶夫人。其实,帮助父亲脱离上海的这件事,只不过是母亲一生中,太多次为父亲解脱困境的其中一件而已。”

陶恒生的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分,没有万冰如,陶希圣别说后来的学问和功名了,性命还在不在都是一回事,有这样的太太,真是陶希圣的福气。

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万冰如历尽千辛万苦,带着孩子们追到成都安顿下来,她回忆说:“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十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成都军政首长的应酬也有些忙,不到十天,仍返重庆。第二次是十二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好之后,即往重庆。”

此时,就是陈公博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胁迫下,不得已决定与他们一同“出走”的时候。万冰如说:“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出走”之后,万冰如随陶希圣等先期来到香港(就是给林柏生送去“艳电”的那一次),1939年5月,汪精卫逃到上海以后,电召陶希圣前往。万冰如说:“我母子们都反对他跟随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到日本军事占领区去。他还是到上海去了。”

万冰如回忆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他参加汪方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亲眼看见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他写信给我,信上不能明写秘密的事情,只是说事已至此,真是死路一条,或是触电死,或是投黄浦江。我拿信给连士升看,他两眶眼泪直流,他立刻打电报叫鞠清远来商量。鞠清远从上海来了,他说汪日谈判在进行中,听说年底要签字。他与士升主张年底以前,将老师解救出来。”

连士升,1907年生,福建福安人。

连士升1927年考入燕京大学,听过陶希圣在燕大的课,因此也算是陶的学生,同时,他也是《食货》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不过,与何兹全等几位“亲兵”相比,连士升要大上四、五岁。陶恒生说:

“父亲与他在燕京和《食货》结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年学界有《食货》三‘升’之说,指的是全汉升(北大)、杨联升(清华)、连士升(燕京)三位长期为《食货》撰稿的青年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日后都成功为声誉卓著的一方学者。”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连士升辗转逃离北平,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陶恒生说:“父亲之决心离开汪组织,并顺利到达香港,除了杜月笙、黄溯初、徐寄庼、万墨林等有力人士多方协助营救之外,连士升向母亲提出的真诚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陶恒生也是“高陶出走”的亲身经历者,或者说是一件“道具”,尽管当时他还很小。他回忆说:“鞠清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港,母亲和琴熏姐深知父亲欲脱身而不能的痛苦,乃请连士升前来共同商量。鞠清远带来的消息,是汪方可能年底在日汪密约上签字,连士升听后非常激动不安,认为事态危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年底以前把老师解救出来,必要时他愿意亲赴上海设法营救。”

这时,万冰如表现出了惊人的镇静和勇气,她“思考之后”说:“我带儿女去,才能解救他离开愚园路,先回到住家,再想办法。”

连士升、鞠清远听了大惊,心想陶希圣一人逃出来都难,怎么反而还要把一家老小都送上门去!于是问:“师母和世兄都陷入虎口,又如何得了?”

按:“世兄”即指陶希圣的儿女们。陶恒生回忆说:“父亲的几位学生,就是这样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亲切。他们来我们家,有的是来听父亲讲时局、有的是来研究合写论著、有的是干脆来玩儿的。琴熏姐和泰来哥都跟他们处得很好,我和晋生太小,跳跳蹦蹦,跟出跟进而已。”万冰如也回忆说,他们追随汪精卫到昆明之后,“孩子们跟随学生们,有鞠清远诸人去游湖登山”。

万冰如向他们解释说:“我全家人在上海住下来,那汪周不会怀疑,七十六号也不会监视,他才有脱走的办法”。

万冰如知道,陶希圣是标准的“书呆子”,没有任何生活技能,除了写文章、教书,别的什么都不会。陶恒生说:“父亲是个连换电灯泡都不敢,手电筒装干电池都会装反的人。”没有万冰如在身边,就是给他一双翅膀,他也飞不出愚园路!

——万冰如要与汪精卫进行一场豪赌,赌注是自己和五个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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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四)

陶恒生回忆说:“去上海之事就这样决定,母亲命令琴熏、泰来、恒生三人(四弟晋生、五弟范生年幼尚未入学)立即办理休学手续(分别是培道中学、岭南中学和九龙塘小学)。十二月十一日,母亲带了我们姐弟五人到尖沙嘴码头搭船,连士升赶来相送,登船之际,连士升殷殷叮嘱我们保重,早日归来,分手时他已泪流满面,一直站在码头上等到轮船启碇,才挥手怏怏而去。”

万冰如说:“我们就这样决定。鞠清远返上海,在法界租了房子。我带孩子们到上海去,便在华龙路安家。琴薰与泰来在法租界找到学校,交学费每天上课,家中准备久住的布置。”

陶恒生则说:“第三天,我们大小六人出人意表地抵达上海。到后,立即托学生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父亲乃借故离开愚园路,搬来与家人同住,白天仍去愚园路开会。为掩日汪耳目,三个大孩子都去学校报名,缴费上学,装做准备在上海长住的模样。”

万冰如的设计一点不错,只有他们到上海“自投罗网”,陶希圣才有离开愚园路“集体宿舍”的借口,而这是伺机“出走”的前提。陶恒生说:“当年若不是母亲决定命令我们一群子女中止学业,跟着她破釜沉舟地去了上海,如何能减低汪组织众人对父亲的怀疑与猜忌,让他搬离那众目睽睽、行动受制的愚园路?”

这是万冰如“救夫”三部曲的第一计——“舍身饲虎”。

高宗武那边,也在做走的准备,当然,此时他还没有与陶希圣通气。

高宗武找到了他的一位同乡前辈黄群。

黄群,通称黄溯初,1883年生,原籍浙江平阳,后迁居温州。

黄溯初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议员,曾追随梁启超、蔡锷等反袁。后梁启超任段琪瑞政府财政总长,梁因不懂财务,遂请黄任次长,黄不愿做官,甘以幕僚而备顾问。此后,军阀迭起,黄对政治感到厌倦,遂在上海成立通易公司,弃政经商。

1939年2月,也就是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前去日本探风的那次,黄溯初恰好在长崎养病,因黄与高宗武的父亲是至交,因此高一下飞机就去拜望这位父执。黄溯初的侄子黄达聪说:“高宗武与伯父黄溯初素有交往,他父亲高玉环也是伯父的朋友,因此他任亚洲司司长后常到沪向伯父求教。伯父见他年轻有为,态度又谦虚,颇为赞许。”

高宗武回忆说:“黄先生六十出头,是我的温州同乡。我非常尊敬他的智慧和正直。他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不同。在一九二零年代的北京旧国会时代,黄是财政部长的最高顾问。他后来弃政从商,在上海成立一间信托公司。结果生意失败,他退休来到长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云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里。虽然他政治、商业两头失败,我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黄达聪说:“1939年初春,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赴日本进行卖国勾当,特地绕道到长崎小浜地方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伯父,谈论国事时局以及他个人的去处。他诚恳地要求伯父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予以指教。”

高宗武回忆说:“黄和我住入山上一间温泉旅馆,同住一间房。洗了澡、检查有无窃听设备后,我们开始谈话。我们谈到清晨四时。我们以与众不同的温州土话交谈。我怀疑除了中国人外,有人会有他乡遇故知的那种愉快的感觉。在大困难的时代,回到童年时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交谈,那种契合,是别人无法想像的。”

黄达聪回忆说:“伯父见他言词恳切,就开门见山义正辞严地指出:‘你要救国必先从自救开始(意指不能当汉奸),你跟汪精卫走是绝对错误的。’高宗武听后连连称是,并请伯父赴沪为他安排一条弃暗投明的出路。”

当时,有感于高宗武的来访,黄还写了一首诗,题为“高宗武来访同宿云仙观光旅馆赋赠”:“平生朋旧知多少,谁访孤踪到日边,为我远来留一宿,与君阔别忽三年。身经夷险情逾见,谈到兴亡思欲然,山馆高寒夜寥寂,偶闻石罅泻温泉。”

此后,高宗武随汪精卫赴沪,并将黄溯初也接到上海。黄达聪说:“同年冬,他迎接伯父来上海,高当时在沪寓居蒋百里先生故居。蒋与伯父交情甚深,亦是旧友,伯父也即和高住在一起。”

黄达聪还说:“在上海期间,伯父曾由高宗武介绍会见汪精卫。据伯父事后回忆,会见时间是在深夜.汪的情绪极坏,狂饮白兰地酒。伯父晓之以利害,导之以正邪,力劝汪悬崖勒马,他告诫汪说,无论如何不能去南京组织政府。汪口头允诺:一定不去。”

这件事,高宗武在回忆中也曾提及,他说,当时黄劝汪立即离开上海,“不再任由日本人操纵”。汪听了回答说,我“宁死不屈”。

就高宗武的出走,黄溯初帮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预先转移高宗武在沦陷区的家小。黄达聪说:“在此期间,伯父为高的秘密出走作了周密的筹划。为了使高出走后,高家老少的安全有保障,预先差遣我堂兄联彬化装潜回家乡,用运木炭的小船护送高家老少转移到安全地方。”

第二,关于高宗武本人的“出走”,黄溯初交给了他的好友徐寄庼。

徐寄庼,1882年生,浙江永嘉人。

徐寄庼也是上海的一位工商业“巨子”,与杜月笙相熟,抗战开始以后负责上海市商会工作。

接到黄溯初的委托,徐寄庼知道,要让高宗武逃离上海,除了杜月笙,不做第二人想,于是,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杜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

在《杜月笙传》中,章君榖绘声绘色的描写了此事的整个经过:“徐采丞充份利用其天时地利与人和,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间。二十八年十月,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的推门进来。”

徐说:“有一件紧急大事,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杜问:“什么紧急大事?”

徐采丞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写着:“高决反正,请速向渝洽。”

杜问:“高──是否高宗武?”

徐说:“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徐采丞介绍说:“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杜又问:“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徐采丞说:“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决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徐寄庼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庼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要末只有杜月笙。’”

黄听了徐寄庼的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听到这里,一直没有开腔的杜月笙,突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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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五)


杜月笙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说:“那当然没有问题。”


杜月笙听了,“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从香港直飞重庆,“晋谒”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


通过张群的安排,杜月笙第一时间得到了蒋的接见,蒋听了高度重视,令杜“从速返港,秘密进行”。


章君榖说:“当下他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的离开重庆,回香港去。”


谁知道,这一趟飞机,差点把杜月笙的命都给搞掉了!


章君榖说:“他所搭乘的这一架飞机,飞到半路竟碰到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师为了保全飞机和旅客的生命,拼命盘旋攀高,他要逃脱敌机的轰击。民航机逃,敌机则紧随不舍,当年的民航机既没有空气调节,又缺乏舒适安全的各种设备,杜月笙在飞机上,一时但感到天旋地转,金星四迸,身子猛烈的摇来晃去,时下时上,鹘起翻飞,转得他头晕眼花,几乎昏厥。”


杜月笙是吸鸦片的人,心肺功能和神经系统都不比旁人,且他本就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哪能经得起这个折腾:“最后,飞机爬升到八千公尺的高度,机上不备氧气,而高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艰难,几度窒息,撑到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便眼睛一闭,爽性等死。天幸见,敌机追逐到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度,眼看民航机驾驶员翻腾揉升,技术着实高明得很,再追下去,必然是徒劳无功,枉费心机,于是便在志不得逞之后,一个转弯,飞开去了。敌机放弃了目标,这一飞机人才算是拣回了性命,然而,杜月笙却特别的惨,他喘息不止,坐不下去,唯有躺在飞机上,一路到香港。”


这时,在香港等着接他的人,早已乱了营:“香港杜公馆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都在启德机场伫望杜月笙自渝返来,大家谈谈笑笑,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有人高声的一喊:‘弗对呀,辰光已经过了,怎么飞机还没有到呢?’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派人到航空公司去问,航空公司的职员唯有苦笑,事实上是他们已经得到客机遭日本军机攻击的消息,但为免得引起骚动与不安,他们奉命向接机者保守秘密。”


章君榖说:“时间越过越久,翘首北望,依然不见飞机的影踪,杜门中人更着急了,有人议论纷纭,有人窃窃私语,终于,机场中人起耳语运动,纷纷口耳相传,客机受到敌机的袭击,却是苍天庇佑,赖驾驶员的技术优良,刻已摆脱敌机,毫发无伤,正向启德机场飞航。”


“方在对手称庆,喊声:‘阿弥陀佛!’航空公司的职员,又是神情严肃,紧张仓皇,他们来寻接杜月笙的人,劈头便说:‘杜月笙先生在高空体力不支,据飞机师的通知,需要准备担架。’众人方在欢喜的一颗心,又齐齐的往下一沉,连忙找到机场医护室,寻了两个抬担架的工友,飞机一到,便抢先冲上飞机,把急喘咻咻,无法起立的杜月笙抬下飞机来。”


邀天之幸,这趟重庆之行,杜月笙总算不死,但从此就得了严重的哮喘,最终于十二年后死在这个病上。


章君榖说:“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中,庞京周给他吃药,紧急救治,亲友弟子忙得团团乱转,好不容易使杜月笙喘过气来了,他脸色苍白,挥挥手说:‘你们都出去,请采丞兄留下来。’”


屏退旁人,杜月笙对徐说:“请黄溯初先生火速来香港,跟我当面接洽。”


次日,徐采丞即返回上海。“不上十天,黄溯初首先飘然南来。杜月笙大病方愈,亲往迎迓,为了安全保密,就请黄溯初在杜公馆下榻。”


黄达聪说:“伯父先期离沪秘密到达香港,由徐寄庼世伯介绍会见了当时寓居香港的杜月笙,并由杜介绍在九龙塘赁屋居住。”



章君榖说:“高宗武的一笔账,都在黄溯初的肚皮里,于是黄溯初和杜月笙促膝密谈,他把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中日密约的要点,逐条逐项,向杜月笙一一细说。杜月笙咬文嚼字,坦然的说这实在太多了,一下子难以记得住。于是黄溯初哈哈大笑,亲笔给他写了一份报告要略,杜月笙欢欢喜喜的双手接过,他眉飞色舞的说:‘我明天再搭飞机到重庆去。’”


杜月笙的几位夫人,只有姚玉兰随他来到香港,章君榖说:“姚氏夫人见杜月笙连日忙碌紧张,飞重庆又飞出了气喘毛病,她心中灼急,又不晓得他究竟忙的是什么事情?那日听说杜月笙才隔十天又要飞重庆,她实在担心得很,便向杜月笙苦劝:‘坐飞机未免太危险了,这一回,您就走河内、昆明,走陆路去,好吗?’”


杜月笙说:“我此刻恨不能身插双翅,破空而去哩!走陆路,那又得十天半个月,怎么来得及啊!”


为防止意外,杜月笙带了医生同行,章君榖说:“这一趟总算托天之奉,安安稳稳,到了重庆,委员长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委员长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杜月笙得了委员长的亲笔函件,心知大事已谐,当前最要紧的还是迅速采取行动,免得贻误时机,一着错,满盘输,他肩胛上的担子着实沉重。第二天便飞回香港,委员长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


下面就该做好准备、随时配合高宗武的“出走”了,这项任务,杜月笙交给了万墨林。


万墨林,1898年生,上海浦东高桥人。


与他的老板杜月笙一样,万墨林也相当于半个军统人,且抗战期间曾担任“上海统一委员会”总交通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地工”人员,他在回忆中,曾经以半调侃的语气说:



“事实上,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也不曾接受过任何训练,我怎么会跟情报工作发生关系,而成为八年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工作份子之一呢?要解答这一个问题,真是说来话长,大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谈起之慨。”


接着,万墨林就从“盘古开天地”说起了:


“早在民国九年,我才十九岁,却已经在华洋杂处的花花世界,黄浦滩大上海,混了十年之久。可是,由于自己的学识不够:无人提拔,整整十年的起早困晏,卖尽气力,穷十年之功,也不过从一名水果店的学徒,混到了十六铺的一个铜匠司务。钱赚得少,工作尤其辛苦。当时最使我高年老母担心的是,我在家乡早已订了亲事。就凭我那戔戔可数的收入,只够维持我一个人的生活,不知道要熬到哪一天,才能和我的未婚妻成亲,让她老人家早些抱孙子。”


这天,万墨林的母亲从高桥乡下来到了十六铺,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你的表阿哥杜月笙,现在真正发迹啦!他在法租界开大公司,住在同孚里的一幢洋房里,年年到高桥施痧药水、行军散,棉衣棉被。在高桥一连造了二十三座石桥。今年又捐了七千大洋,重修高桥沙港观音堂。我们跟杜家是两重亲眷,我晓得月笙的脾气,他向来是极听我的话,又肯帮人忙。此刻我就带你去看他、请他安插安插,你的出头日子就快了。”


万墨林的母亲是杜月笙的姑母,因此,杜月笙与万墨林是姑表亲。杜小的时候,不务正业,能管教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舅舅朱阳声,另一个是就是他的姑父、也就是万墨林的父亲万春发了,经常叫他“吃生活”。


尽管如此,杜月笙和万家的感情却非常好,原因是,姑母救过他的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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