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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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六)

那是杜月笙立下“毒誓”——“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接着就来到上海“闯码头”之后不久,杜生了一场大病,病得很重,差一点就死了。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说:

“他这次生病,一上来便声势汹汹。客地病重,生死俄顷,朋友们表现得很够义气。王国生掏腰包帮他请医生抓药,袁珊宝把他背到隔壁,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以便就近照料。可是,杜月笙的病势来得太猛,发高烧,说胡话,一连几天昏迷不醒,医生说他有性命之忧,望着他连连摇头,推托的不肯再开药方,于是袁珊宝着急,王国生发慌,两个小伙子全都没了主意。”

正巧这时杜月笙醒了,他们“忙不迭”地问:“月笙哥,你在高桥乡下,还有什么亲眷吗?”

章君榖说:“杜月笙身体虽然虚弱,头脑倒还清醒,他一听这话,就晓得自己一定是不行了。两位好朋友无非是在问他,一命呜呼了以后,该去向谁报告凶耗?他满心酸梗,强忍热泪,聚精会神的想了想:父母双亡,继娘不知流落何方。唯一的胞妹送给别人家了,听说外婆已经过世,老娘舅一早就看他不顺眼,生母朱太夫人说是说还有一位嫁到黄家的妹子,自己和她从来没有连系。至于他的伯父和堂兄么,从小到大,面都不曾见过几回,自己的死活跟他们有何相干呢?想来想去,想不起一个关心自家的亲人,天地宽阔,杜月笙像是一只断线风筝。不尽悲戚,无穷伤感,杜月笙索落落拋下成串的热泪来。”

袁珊宝见他不说话,接着追问:“月笙哥,你快说,你有什么亲眷要去知会一声?”

这时,杜月笙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他说:“要末,侬去告诉我格姑母,伊是我爷格阿姐,我姑丈在高桥乡下种田,名喊万春发。伊啦有个伲(儿)子,叫万墨林,今年十岁,前一晌听说伊也到小东门来了,勒浪(在)一家铜匠铺里学生意。”

章君榖说:“当时,杜月笙断断续续,竭力挣扎,把这一段话向他的两位好友交代清楚,住后杜、王、袁三人全都不约而同的说,这是杜月笙死里逃生,否极泰来的一大关鉴。如果那时候说漏了一句,或者王国生和袁珊宝听错了其中几个字,他们两位找不到万墨林,请不来万老太太,杜月笙一定逃不过那次关口。王国生和袁珊宝听清楚了,等杜月笙又度神志不清,晕睡过去,两个人从他的病榻之前一跃而起,奔到街口,相互约好一左一右,分途去找铜匠铺里学生意的万墨林。”

“十六铺总共只有三五家铜匠铺,于是袁珊宝轻而易举,找到了那位十岁的学徒,万墨林年纪太小,不敢独自回高桥。他说出他家的地址,袁珊宝托一位经常往来上海浦东的朋友,带个口信到高桥去。三天后,杜月笙的姑母,万春发的太太,万墨林的母亲,迈动小脚,颤颤巍巍的走,走了大半天工夫,赶到十六铺来了。她一看到气息奄奄,仰脸躺在床上的杜月笙,扑上去便是一场号啕大哭。”

“多亏这位骨肉情深,心地慈祥的万老太太,她为了救治侄儿杜月笙的险症,不惜喧宾夺主,请袁珊宝让出房间,打张地铺,日以继夜,整整服侍了杜月笙一百天。医生不肯开方子,万老太太便到处求神拜佛,搜求丹方。不知是谁向她建议,蛤蟆粪是治他这种病的灵药。上海人谓蛤蟆粪,其实是癞蛤蟆所产的蝌蚪,色黑,头圆,尾巴细长,蠕蠕回折。据说其性奇寒大凉,然而杜月笙服了这一味怪药,居然寒热尽去,霍然痊愈,把他从死神的魔掌中救了回来。万老太太不胜欣喜,她又迈动小脚遄返高桥。”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万墨林的母亲对于让儿子投奔杜月笙一事很有把握。此外,杜、万两家,尚有一重姻缘。万墨林说:“我又和杜月笙先生的堂兄杜金龙先生的女儿订了婚。这一门亲事,使杜月笙先生和我的辈份煞难安排。他是我的表兄,又是我的叔岳丈。”

就这样,万墨林进了杜家,并自降一辈,称杜月笙为“爷叔”,对杜的夫人,则跟着自己的太太,叫“婶娘”。

时间过得很快,到1927年,万墨林已经是杜月笙的总管了,杜常用的一、二百个电话号码,万墨林记得烂熟于心,仿佛一个活的通讯录,更像是一部“移动电话”,杜月笙想找谁,不论在哪儿,随时联系,如臂使指,得心应手。二人虽名为主仆,实已合而为一,须臾不可分开。

也是在这一年,万墨林亲眼目睹了戴笠与杜月笙的初识,他说:“关于戴雨农(笠)和杜月笙(镛)两位先生的结识经过,几十年来,曾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渲染附会,神乎其神。这些诚然都是很好的小说或戏剧材料,但却与事实真象,相距太远。如今,当年杜戴会晤,在场的四个人中,杜月笙、杨虎、戴笠,俱已作古,只有我还健在人世。因此,也唯有我方始能说得出当时经过。”

万墨林回忆说:“起先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专诚拜访杨司令(指杨虎)。杨司令眼见戴先生一表人才,谈吐不俗,态度尤其谦虚诚恳,又鉴于他所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所以当时就很豪爽的对他说:‘你要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有一位朋友是非结交不可的。此刻我先跟他通个电话,假使他有空,我就陪你去见见他。’说罢,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而在华格臬路的那一头,接电话的正好是我。”

万墨林听了杨虎的话,即对杜月笙说:“爷叔,是杨司令的电话,他说他要带一位朋友来拜望你。”

杜听了说:“好,你请他们过来吧。”

万墨林回忆说:“我追随杜先生四十多年,深深佩服他识人的本领,确是天赋独厚,高人一等。那天杨司令陪同戴先生到访,戴先生穿一身整齐的西装,长发中分,梳得相当熨贴,两只眼睛大而有光,说起话来中肯而得体。他虽然刚刚离开军校不久,年纪又只有三十出头,但是他却能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侃侃而谈,并且要言不繁。三句两语寒暄过后,他便提起他对杜先生所作的要求。而杜先生也能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好的,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假使我不在,你可以交代万墨林。’”

万墨林说:“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出乎意料之外。诚然,杜先生是以‘有求必应’,‘言语一句’闻名于世的。但是,他对戴先生的要求答应得这么痛快干脆,毕竟是很少见的事情。往后,戴先生就每隔一阵时间,打一次电话过来。或是亲自前来和杜先生面谈。电话有时候由我接,有时候由杜先生亲自接听。他并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杜先生办,多半是带连络性质的问候电话。杜先生和我接电话所不同之点是,杜先生每每会在电话里请戴先生过来谈天。

万墨林还说:“如所周知,早期杜先生藉赌钱联络各方,交结朋友的手段。经常在杜公馆出入的朋友,很少有不赌钱的。戴先生则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他们每次会晤都作长谈,谈话的题目很严肃,而且时间相当的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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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七)

忽忽十年,1937年底,沪战失利,杜月笙决定避居香港,万墨林与他的“爷叔”不能分开也得分开了。杜月笙叫来他手下的三员大将:陆京士、朱学范和自己的秘书、民生纺织公司总经理徐釆丞。因陆、朱二人已入官场,身不由己,杜月笙经过一番嘱咐之后,令徐釆丞担任自己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包括万墨林在内,悉由他指挥。

11月25日,宋子文帮杜月笙买好了赴香港的机票,杜月笙出门之前,叫来了万墨林,问道:“墨林,这些天来,我陆陆续续关照你的事情,你都记牢了没有?”

万说:“记牢了,爷叔。”

杜说:“那么我就不必再说一遍了。还有许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不曾关照你的事件,我也不必多提,总而言之,我在上海的时候,一切事体应该怎么办,我不说,你也晓得,我离开了上海,不妨照旧办理便是。”

万墨林再次说:“晓得啦,爷叔。”

此刻,杜月笙就用得着万墨林了,他令徐采丞给万带话:“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的先送到香港来。”

万墨林回忆说:“杜先生晓得此事非同小可,便专程飞往重庆,晋谒蒋委员长,得到委员长的指示以后,旋又匆匆返港部署一切,他亲自订定周密的计划,一份份的密电,再拍回上海来。”

万墨林说:“当时,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哪两位先生?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此时决心要走的,还只有高宗武一人,接到蒋介石的信,看到蒋盛赞自己为“浙中健者”,高宗武心中踏实了,他决定跟汪精卫再谈一次,行就行,不行拉倒。他回忆说:“十二月中旬,我要求汪邀请陈公博、陶希圣和我去他家中谈话。我准备作最后一次的努力。晚饭后我们上楼密谈。”

当时高宗武说:“这个和平运动不能再走下去了。照我看汪先生有三个选择。”
  
第一:“你设法马上离开这里。到达安全地方之后,公布日本人的条件。这样可以加强中国抵抗日本的决心,同时可以澄清你离开重庆的初衷。你记得一九三五年在南京时我曾经试图取得所有日本想要的东西的清单,而他们害怕我们会向海外公开而拒绝我。现在日本人给了我们他们的条件。我们也完全了解日本人的欺骗伎俩。如果我们公布这些要求,我们最低限度可以再面对我们的国家。这是最具打击性的上策.”
  
高宗武认为:“如果汪采取这个方向,汪会被重庆原谅,可以回到后方自由地区,受到相当的尊重。”

然而,“汪没有反应”,高宗武只好接着说他的“第二”:

“你马上搬到你在法租界的房子。从那里发信给日本人,告诉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发现日本的态度不但与我们相差太远,而且自相矛盾。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承认错误,准备立刻停止所有活动。同时,我们要求影佐和犬养离我们远点,别再来烦我们。这是中策。”

第三,“你可在上海的‘歹土’住下去。你拒绝所有访客,拒绝与日本人沟通。这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下策,最好不要采用。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权,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

最后,高宗武说:“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

对于高宗武的忠告,汪依然没有明确的态度。高宗武回忆说:“不过,他自己去告诉影佐和犬养日本条文大苛刻。据汪说,两个日本人都流泪了,承认条文的确太过分,是‘由于日本政治家欠缺远见’,他们谴责自己,答应立刻向东京报告。他们离开汪时还在流泪。”

对此,高宗武讽刺说:“东京日本参谋本部里有美国课、中国课、印度课,等等。我相信还有个流泪课。这个课的课员们的专长是用眼泪当武器,有时会达成效果。影佐将军曾经当过中国课的课长。我想他一定兼任过流泪课的课长。”

此时,“谈判”已经接近尾声,陶希圣说:“十二月下旬,谈判将告完毕。汪夫妇派人往香港,力促陈公博来上海。公博到上海,已经是二十五六日,‘要纲’各件略有修正,大体就绪。汪召集会议,公博亦在座。汪首先说明‘要纲’谈判的经过,及大体的结果。”

在讲话中,汪曾说:“同志们意见不合。甚至发生冲突,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

刚到上海的陈公博不明就里,会后他私下问陶希圣:“汪先生为什么说出杀人流血的话?你们冲突到这样么?”

对此,陶希圣不便多解释,只好说:“杀人流血的话有什么根据,我全不知。我们意见不同是有的,或者不至这样严重吧!”

陈公博听了,也感到不妙,于是说:“别的不说,我非赶快走开不可。”

陶希圣回忆说:“十二月二十八日,双方谈判已毕,约定三十一日签字。我当晚回环龙路住宅,在卧室中,卸下了随身佩带的手枪。冰如把手枪拿去,搁在枕边。”

当天的事,万冰如的回忆更加传神,她说:“十二月二十八的夜里,希圣从愚园路回来。他的脸色苍白,到卧房休息。”

当时陶对太太说:“密约谈判完了,预定三十一日签字。”

万冰如问:“陈公博的意见怎样?”

陶说:“陈公博明天回香港。”

万随即问:“陈公博走得了,你为什么不走,还要签字。”

陶说:“不签字就死在此地。七十六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我要是签了字比死还要坏。”

听到这里,万冰如下了最后的决心:“我把我的生命换你逃走。如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

此时,陶希圣的家已经被监视,他回忆说:“日本宪兵队与七十六号对我早已怀疑。我的行动早已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他们找不到任何形迹可以证明他们的猜疑。我在七十六号里有一些线索,随时将消息告知。环龙路住宅附近也有一些警戒,使其不至发主意外。”

万冰如说:“当夜秘密商定出走的办法。他马上卧病在床,不到愚园路去。我每日上街,替他办相片、黄皮书与船票。相片是泰来去照相馆,我托他照老一点,有了相片,一切手续我都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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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八)

“签约”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高宗武回忆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了字。眼他一起签字的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日方签字的是影佐祯昭中将代表陆军、须贺彦次郎海军少将代表海军、犬养健代表‘文官政府’,陈公博已经离开上海,没有签,陶希圣装病在家,没有签。”

这就是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高宗武说:“为什么尽管日本人的条款那么苛刻,汪自己那么不满意,还要签字?他踌躇了好几个月,最后把名字写上条约。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签,或放弃日本人,没有人会了解他。他害怕不管他怎么做,都会被唾弃,所以他说服自己走这条职衔高——虽然假、有钱——虽然脏,有权力——虽然空的路。”

高宗武评价说:“有些人批评汪是个没有原则的人。这也许对。他的对或错的政治指标取决于成功或失败的衡量。因此他可以牺牲一切以取得某种成功。虽然他的追随者也跟我一样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赖和前途黑暗,他们还是签了字。他们认为我太‘理想主义’。汪的决定是个政治人物无可避免的那种悲剧。”

高宗武说:“条约的签字使我认识到我必须离开。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12月30日、即签约的当天晚上,高宗武去看陶希圣。

按:高陶会晤的时间,陶希圣、万冰如两口子都说是1940年1月2日,且将最终“出走”的日期记成1月4日(实为1月3日)。鉴于陶、万二人的回忆均写于几十年之后,而《高宗武回忆录》则写于1944年,距事发时间要近得多,因此还是以高的说法为准吧。

高宗武回忆说:“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

陶试探地问:“我们离开?”
  
高说:“那我们还等什么?”
  
陶接着问:“二月一号、三号和七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高宗武心想:“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舱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

于是高说:“这么大的事得慢慢来。你最好再考虑看看。明天告诉我你的最后决定。如果你决定走,我认为三号的‘柯立芝总统号’最好。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国船,即使他们恨美国人。”

高接着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按:其实,3号的船票已经在高宗武的手上了,这是万墨林帮他办的。
  
高宗武回忆说:“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陶派他的女儿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在陶希圣两口子的回忆中,“出走”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陶希圣回忆说:“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1940年元旦,与往常一样,陶希圣去汪宅拜年。他回忆说:“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要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要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

出门时,周佛海说:“你要保重。”

陶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周听了说:“何必如此。”

当天,高宗武也在做同样的事。他回忆说:“我六点起床,赶到汪府投名片,以恪守礼数。我很怕如果我们见了面,彼此都会不愉快。下过,上午十一时,汪来电话,说今天是元旦,我们一定要聊聊。我实在不好拒绝。

高宗武回忆说:“我跟他一起时感觉非常难过。为了我和他长久的友谊,我应该告诉他我快要离开了。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事情搞得复杂而危险,我会走不成的,我实在很痛苦。”

这时,高宗武又想起了这么多年来,汪精卫对他的种种照拂:“我记得一九三七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担心我弄不到江轮房舱,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负责撤退的张群家里找他,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予他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

离开汪宅,高宗武又去了周佛海处。当时高“试着引他谈话”说:“今天元旦,是个检讨过去一年来我们所作所为的好日子。你认为日本的态度怎样?”

高宗武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周虽然签了那份可耻的条约,我想如果他和其他人这时改变主意的话,仍旧为时不晚。如果他们决定退出,我会愿意推迟我的行程。”

周回答说:“你绝对不能相信日本人。”

高于是问道:“那你为什么不从此不再理会他们?”

对此,周只是简单地说:“那行不通。”

看来,高宗武当天的表现着实不错,周佛海不但没有对他产生丝毫怀疑,反而在当天的日记中意气风发地写道:“宗武来淡,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程,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相谅解。”

至此,高宗武放弃。

  当天晚上,高请了几位老朋友在家里吃饭。他回忆说:“那本是个惜别聚会,却是个奇怪的聚会,因为我不能告诉客人我要走了。想到即将长久别离,我很悲哀。没人知道我们何时能够再见,如果还有可能的话!!那晚我一夜失眠。”

次日,恰好陈璧君从香港回到上海,找高宗武,高推说“家里有些事要料理”,一两天之内会去见她。

当天,高宗武取回他的“投名状”——早已准备好的“密约”照片底版。

另外,高宗武给一个朋友留下一封信,请他在1月5日、即自己到达香港之后,再交给汪精卫。

“出走”的当天,高宗武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一月三日上午十时,我离家直奔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准时启航。”

陶希圣则说:“一月四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货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号总统轮。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

按:高、陶所乘的邮轮,陶希圣、万冰如和万墨林都说是“胡佛总统号”,只有高宗武说是“柯立芝总统号”,好在这不重要。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万冰如了,她回忆说:“三日的夜间,希圣把辞别信写好,留在我手上。四日上午,他乘车往大马路国泰饭店,由大门进去,由后门出来,坐上街车,直走黄浦滩码头,从旅客中登‘胡佛总统号’邮船:码头上有日本宪兵巡逻,其中也有认识希圣的,以为他去香港有秘密工作,也就不问,让他过去了。”

万冰如说:“邮船出了吴淞口,希圣从船上打来电报给我。我立刻派人送信至愚园路,呈上汪公馆。这时候,汪精卫与周佛海已接到高宗武出走的情报,他们想不到陶希圣也走了。汪接到希圣告别的信,大为惊慌。他们知道我们全家留在环龙路,便加派特工人员,监视我家。我感觉事情严重,一日三餐的蔬菜和米粮都成了问题,一家人的生命更在七十六号的手中,我们母子们要遭毒手,是可以预料的。”

这就是万冰如“救夫”三部曲的第二计——“割肉喂鹰”。

陶恒生说:“若不是她在父亲最沮丧无助的签约前夕,假造父亲病象,不动声色地密商潜逃办法及外出办理证照,且决定不顾自身安危,留沪殿后,父亲如何能无后顾之忧,放心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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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三十九)


万墨林回忆说:“所以二十九年元月初轰动世界的高陶携带日汪密约脱险抵港的事件,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摆脱敌伪的严密监视,完全是高宗武、陶希圣两位先生,凭他们的机智与勇气,所独立完成的。等到他们两位一脚踏上胡佛号,我的任务即已终了。实际上我只代买了两张船票,在码头上作了一次严密的戒备而已。后来,方始由高陶两位先生告诉我,他们都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举重若轻的完成了脱险的第一步。譬如陶希圣先生,他就是在那天早晨,算准了时间,由家里乘汽车到国泰饭店,叫司机在外面等一等,然后走进前门穿出后门,再雇出租汽车到黄浦滩码头,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胡佛轮,平安出海。”

上船以后,高陶二人彼此却找不到,原因是他们都编了假名字,却谁也想不起对方应该叫什么了。

高也不敢出门,只好伪称晕船,叫人把饭送到舱里来。他回忆说:“仆役到九点钟才送食物来。我已经很饿,把东西吃个精光。可能换了环境使我胃口大开。在上海时我一直消化不良。仆役还是很好奇。‘怎么晕船的人胃口这么好? ’”

第二天,高陶会齐,高回忆说:“旅途中陶冒失地发了一通无线电报给上海家里报平安。这增加了我的不安。幸好日本人没有发觉。”

一到香港,高宗武就去看陈公博。当时陈的第一句话就是:“宗武,我知道你会离开。”
  
高宗武回忆说:“在上海时,陈离开之前,我曾告诉他不管汪同不同意,我都要离开。现在陈告诉我他曾经把这句话复述给汪。”

当时汪对陈公博说:“告诉宗武,如果他愿意参加新政府,他的职位将和周佛海、梅思平同等。如果他不愿意,他可以在法租界住下去。我不会勉强他。”
  
高宗武回忆说:“我们在香港谈话一个星期后,陈公博去了上海,当上了傀儡。”对此,金雄白说:

“陈公博于汪抵港之后,虽于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 ‘府’,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于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

在回忆中,金雄白还“谴责”说:“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参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前面说过,陈公博之于汪精卫,真的是爱护有加,爱护到陪着他送了自己的名声不说,还替他接受了“显戮”。抛开旁的不说,对朋友,陈公博够“意思”。

1月7日,高宗武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杜月笙转给蒋介石,信中是这样说的:“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只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按:信中“玉笙”当指杜月笙。

蒋看了高的信及汪日“密约”后,在日记中痛斥:“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元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随即,蒋命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与杜同机飞回香港,准备将“密约”在香港见报。

不过,此时还不行。

——陶希圣的家眷还陷在上海,要等一等。

从1926年开始,陶希圣追随了汪精卫14年,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渊源,比高宗武要深得多,不能做得高那样“决绝”。因此,“出走”之前,他给汪、周诸人写好了辞别信。陶说:“至五日清晨,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

陶希圣的女儿陶琴薰回忆说:“父亲走后,我们坐在屋中,说不出是悲是喜,是苦是乐,只是在他‘安抵香港’的电报尚未到达我们手中以前,我们确曾惧怕得坐卧不安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了周佛海已在起疑心,我们更不能安宁。五日的中午,我们将父亲留给他们几人的信分发出去了。立刻,那未曾想到过的恐怖便罩满在我们的四周,甚至于父亲的几个学生。”

事实上,1月4日,汪精卫等人已经发现高陶“失踪”了,在当天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旋赴思平处,闻宗武、希圣失踪,大约系赴香港;因忆一号与宗武所谈,恍然大悟。余虽觉中国不能不统一,因之重庆不能不联络,但万不料其离沪如此之速也;其事前早有接洽可知,感触万端。”

在5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

周佛海与陶希圣是“商务”时期的老同事了,当年还是他介绍陶希圣到武汉中央军校当教官,陶才走上政界、进而结识汪精卫的。由于彼此的交情更深,因而周对陶就更不能谅解。在日记中,周说:“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

不过,此时,汪精卫等人还没有想得太多,更没有意识到,高陶的出走,后面接着会发生什么,只是加紧了对其家眷的看管。高宗武回忆说:“1月5日,汪精卫接到我告诉他此信到时,我已安全抵达香港的信。他通知了日本军方,日本宪兵部立刻派了二十几名宪兵到我父亲家中,想抓他为人质逼我回来。很幸运,我的父亲已经逃到安全地方。”

按:高宗武的父亲早已由黄溯初派自己的儿子转移。

高宗武说:“但是,受我拜托照看房子的两位远房女亲戚可没那么幸运。我父亲的房子正好在日本宪兵的管辖之下。不过,大门前的街道,却属于公共租界警察的管区。这里由美国和英国警察控制。日本宪兵一进房屋就把两位女人逮住。宪兵的响声惊动了一位公共租界警员的邻居,他立刻打电话报警,不一会儿,二十多名全副武装,带着机关枪的公共租界警员开到现场。他们向日本宪兵指出,虽然我父亲的房子归日本人管,可是他们通过公共租界的街道进屋,是绝对不许可的。因此,日本宪兵必须原路退回。如果还要进屋的话,必须从别的方向进入。而且,他们在通过适当路线进屋之前,必须释放两名女人。鉴于公共租界警察的优势武器,日本宪兵只好悻悻离去。于是,前来营救的公共租界警员带着我父亲的两位亲戚,送她们到安全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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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四十)

同时被严加看管的,自然还有陶家。陶琴薰说:

“他们一方面命令将高宗武先生的亲属多人抓去;一方面使人通告我们即速搬入愚园路集中营,想对我们这几个吃尽辛苦的孩子们施行扣留的手段。幸亏朋友某君在他面前力陈:‘如此应付,实为汪先生之耻’。我们才未被迁去。可是,住宅四周特务们的看守,却是够严密的啊!”

在1月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四时出席扩大干部会议,由汪先生报告高、陶离沪情形及善后问题。汪先生力为陶希圣解脱,余殊不愿,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也。”

在“扩大干部会议”上,决定向陶的家眷施加压力,令陶希圣“回归”。陶琴薰回忆说:

“八日晚上,汪特派某先生来见母亲,强迫母亲拍电报促父亲归沪,被母亲理直气壮的拒绝了。当时虽明知我们的性命完全要由他们支配,可是父亲已走,即使我们真会被判死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看到某先生扫兴而去后,我们也不过嘻嘻地笑一阵罢了。恐怖密盖着我们,我们却泰然地过着,这是不是可以称为一群大胆的孩子呢?哈,哈!”

陶琴薰说:“母亲究竟是母亲,看到我们嘻嘻哈哈的无忧面孔,真是心痛极了。所以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内,她独自去把船票买好,准备秘密的带我们再冒一次险,跑回香港去。可是,十一日的晚上,朋友某君突然跑来,神色苍皇的告诉我们:‘愚园路的人都知道你们十三号要走了。不是好玩的啊!这个险冒不得的,被日本兵抓到虹口去,可就没有活路了。’商量了一夜,不得已才想到汪先生面前去讨命。”

按:在陶琴薰的回忆中两次出现的“朋友某君”,都是指陶希圣的学生曾资生,与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萨师炯等六人并称陶希圣的“亲兵”。

万冰如带着大女儿陶琴薰一同来到愚园路,在客厅里见到了陈璧君。

陈璧君的字也是“冰如”,且看两位地位迥异的“冰如”怎样斗法!

陈:“你是陶太太?”

万:“是。”

“我没有见过你?”

“我是做家务事,从来不出门。”

“希圣走,你知道么?”

“他的事,我不过问;他为什么要走,我不知道。”

“他走的时候,对你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他这回走不是他的本意。”

万冰如回忆说:“说到这里,有位副官进来,看见我,他说:‘你不是陶先生亲戚么?怎么你又是他的太太?’因为这个人每次送信到我家,我都自称为亲戚,他见我多次,认为我是陶家亲戚。”

这句话令陈璧君顿起疑心,以为万是陶希圣身边的特务:“你在家里是不是做什么政治工作?”

万“从容的”答道:“我是个乡下女人,做的事是烧饭、洗衣服、养孩子,不懂政治。”

“他到底为什么要走,走到那里去,老实告诉我。”

“他是高宗武约他走的。他跟汪先生十五年,现在已经跟汪先生从重庆出来,就不能回重庆。他不愿签字才走,他走到香港为止,不会回重庆。”

“可派一个学生去找他回来?”

说到这里,万冰如知道机会来了,于是开始施展她“救夫”的第三计:“学生不行。他现在与宗武住在一起,还有一位黄先生在那里。他的学生见到他,不能分开他,也不能商量什么事。只有我去可以分开他们,拉他回来。”

陈璧君听了说:“你去香港,要问汪先生,我不能做主。”

恰在此时,汪精卫下楼来,正好听见万的话,于是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上海么?”

万说:“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

万说:“他不签字,他与他们争执得太厉害,不愿住愚园路。”

汪说:“我都答应,只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公馆里,或者另外找一所住宅都可以。”

万说:“听说七十六号要杀他,再开追悼会。”

汪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派我自己的护卫保护他。”

万说:“事不宜迟,我自己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在陶希圣的回忆中,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信是我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他们保障我的家属的安全,如果他们陷害我家属,我只有走极端。至此,汪陈才一口气答应派冰如到香港去。只要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个确信。”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说着,汪“返身上楼”,拿了两千块钱给万冰如。

此时陈璧君插话,提到一个关键问题:“你怎样去法?”

万早已胸有成竹:“带两个小孩一同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

陈璧君一听放心了——有三个“人质”在手中就好办,于是说:“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

至此,万冰如成功哄过了陈冰如,她后来回忆说:“我起身告辞,汪夫妇送我到大门口,叫人招呼陶太太上车。”

陶恒生回忆说:“母亲回到环龙路,先打电报通知父亲,她将即刻前往香港,面商一切。一月十三日,母亲带着晋生与范生两弟,由曾资生陪同,到十六铺搭船,琴薰姐、泰来哥牵着我到码头相送。姐姐站在码头上大哭,母亲也在船上扶着栏杆哭泣,母女遥望对哭,不能停止。生离乎?死别乎?无从逆料。”

这就是万冰如“救夫”连环计中的第三计——“壮士断腕”。

换句话说,万冰如豁着牺牲掉三个大孩子,换出陶希圣,保全了陶的名节,自己再带出两个小儿子,也算对得起陶家了。

至于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能够救出来,当然最好,救不出来,那就只能看他们的造化了。

当年,陶琴薰18岁、陶泰来16岁、陶恒生9岁。

陶恒生回忆说:“他们离去,留下我们姐弟三人安危未卜,悲伤莫名。回到家里,我一个人对着挂在墙上的父母亲合照相片,痛哭流涕。”

许多年以后,陶恒生说:“一九四零年初,父亲及我们全家七人,分三批自上海脱险,除了杜月笙先生向重庆请示获准、万墨林先生亲自策划及带了兄弟们出动保护、曾资生师兄舍命自香港潜回上海担任联络及陪我们赴港、以及长辈亲戚们的配合外,母亲凭着她的机智与决断,在整个脱逃事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角色。如果没有母亲这全家的精神支柱,即使再周密的计划与万全的行动,恐怕也不一定能克服那危机四伏、稍露破绽即功亏一篑的环境。”

陶恒生说:“若不是她的勇敢与机智,主动赴汪府求见,她如何能在汪氏夫妇面前坦然应对,尤其顺利骗过了那精明难缠的陈璧君,而获准尽速赴港?若不是她的坚强与冷静,她又如何舍得丢下此后生死难卜的三个大孩子,带着两个小的,忍痛从容登船而去?”

见过什么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么?没见过就让你见见!

万冰如,够狠!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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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四十一)

陶希圣回忆说:“冰如到港后,我们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她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陈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到青岛去了。

按:汪精卫去青岛,是与日本人及王克敏、梁鸿志、内蒙德王等人会晤,谈未来的“组府”及及分赃等相关问题,在汪伪政权史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事,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从1939年底就在紧张地筹备这次会晤,因此对高陶二人的情绪变化和活动有所忽略,结果出了大事。

万冰如一到香港,杜月笙就开始启动营救陶琴薰等人的“程序”。

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无疑,仍旧是万墨林。陶希圣说:“我与杜月笙先生筹划,如何救那三个孩子出险。我们商量的结果,派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络,图谋偷运出口的方法。”

万墨林回忆说:“三连环的锦囊妙计用到最后一计,香港那边此较轻易,上海这头可就要费点手脚了。杜先生给我来了一个电报,尽速设法营救陶先生的三位男女公子离沪赴港。陶先生派了一位曾资生先生到上海,和我联络,如何将三个孩子救出虎口。”

陶恒生说:“我们住宅附近突然多了闲荡人物,家中佣仆言行诡异,种种迹象,显得我们姐弟三人处境相当不利。曾资生负责万墨林与我们之间的联络,要我们静待安排船票,准备随身物件,依照指示行动。他偷偷告诉泰来哥:家里的汽车司机是七十六号派来的,我们的行踪要保密。”

万墨林说:“我先打听汪精卫方面的动静,获得确息,汪精卫、周佛海已经离开上海去青岛。事后方知汪精卫一行离沪之前,陈璧君收到陶夫人的一个电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他算是吃下一剂定心丸,就此和周佛海北上。……汪精卫周佛海一走,上海的大小汉奸松了口气,乏人监管,自然松懈,正是展开行动的大好良机。我坐了汽车,亲自到环龙路陶公馆附近一带查勘,发现陶公馆门前正在修马路,压路车机声隆隆,日夜不休,蓦的想出了一条计来。

于是,万墨林买好了4张船票,请来曾资生,“两个人咬次耳朵,我告诉他如此这般行事。曾先生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电话,叮咛她如何按部就班,从容出走。”

根据万墨林的计划,首先要将较小的两个男孩子与大姐琴熏分开,转移到别处,免得当天三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于是,在环龙路陶家,这样一幕出现了:

“泰来和恒生两位公子声声的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监视人员听她说她把弟弟送去就回来,当夜由她看家,果然不疑有他。命司机开车子到沪西兜一转。陶小姐绝不耽搁,交代清楚立即原车回到陶公馆。”

万墨林说:“一夕平安无事的渡过,次日一早,我调集一批弟兄暗藏枪械,化装为各色人等。再叫祥生汽车公司准备三部出租汽车,一部由我用,两部停在杜月笙先生的杜美路公馆围墙外,一爿煤球工厂的前后出口,司工机一律用我们自己带枪的兄弟。我把当日出动的兄弟分成三批。二十个人在十六铺码头,二十四个人在煤球工厂。我那部出租车上,有两名枪法最好的保镖。”

当天,万墨林的计划周到至极,看来杜月笙的“手机”的确不是一般人。他的安排是这样的:

第一步:“那天一大清早,我便带两名保镖,叫司机把车子开到霞飞路西段陶小姐学校的后门口,等陶小姐由汪精卫派的监视人员护送她上了学,她会按照曾先生昨天所传的话,不进课堂,学陶先生的样,走进大门穿出后门,坐到我等好了的车上,飞车疾驶。万一被汪精卫的人发觉,我们就一路且战且走,直驶杜美路,那边我埋伏好了二十名枪手在等他们,不难一举解决。然后,再去沪西接陶泰来和陶恒生。‘七十六号’纵使闻讯急起大队来追,他们决不会想到我们突然来个向后转,不去码头而去沪西。”

第二步:“接到了陶小姐果然平安无事,我们便直趋沪西,接陶泰来与陶恒生,再度前往十六铺码头并不弯路的杜美路煤球厂。倘若有追兵,我们就藉煤球厂的烟雾腾腾,近在咫尺,不辨面目,用二十名枪手挡住兵不许越雷池一步。前门进后门出,后门进前门出,反正两头都备得有接应的车辆,尽可保着三个孩子换车上码头。如果根本无人察觉:我决定也在煤球厂换车,三个孩子一人一部。至于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摊开来说:无非防个万一,我不能让三个孩子一齐牺牲于乱枪之下。换言之,也就是逃得出一个是一个。”

第三步:“托天之幸,杜美路换车也能过关的话,那就三部车各载一个孩子,直奔十六铺。码头附近,也有二十名枪手随时备战,挡住追兵。然后,三个孩子分乘三只舢板,各有三名保镖,护送上意大利邮船。”

行动的日子定在1月21日。

陶恒生回忆说:“清早,泰来哥先命亲戚李天锡雇一辆出租汽车到五舅家等候。然后琴薰姐先去学校,泰来哥带着我坐家中汽车,骗司机说去二伯﹙父亲的二姐,即二姑妈,我们称‘二伯’,家乡的习惯﹚家去玩,要他下午来接。车走后,两人立刻离开二伯家,乘黄包车直奔五舅家,跟姐姐提了皮箱及包包,改乘那辆预先雇好的出租汽车,到大光明戏院门口,与曾资生的汽车会合,同去十六铺码头边的一座煤球厂。厂里面漆黑一片,工人们满脸煤灰,黑白不辨。此时只见一人掏出白色手帕,向江心挥舞,一艘小汽艇快速驶来,我们连忙上了汽艇。曾资生把船票分给我们,并且告诫说:‘此去登上大船,我们四人的舱位是分开的,上去之后,装作谁也不认识谁,千万不可交谈,以免被日本宪兵一网打尽。’”

陶恒生说:“小汽艇飞驰至江心,远远看见许多日本兵在海船入口处检查旅客。小汽艇一溜烟从船尾绕过去,到了船身的另一边,四个人由汽艇水手协助,攀登海船水手拋下的绳梯上船。船上水手动作神速,我们四人登船后立即收回绳梯,关上舱门。我的床位在一间容纳七、八人的统舱上铺,大哥则睡在舱房另一角的下铺,我可以看得见他。姐姐分配到另一间舱房。船尚未开,忽然大哥在床铺上抱膝翻滚,状甚痛苦。我因为早被告诫任何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得有反应,只好默默地看他用力捶腿,不敢声张。过了一会儿,他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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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四十二)

万墨林终于交卸了自己肩上的重担,他说:“那一天行事顺利已极,我假想中的四处枪战全部都没有发生。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匕鬯不惊,就这么一路无阻的冲出天罗地网,逃到了驶往香港阖家团圆的邮船上。最后的嘱咐,是上船后人各一处,相互装做不认识。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也不能将内心的感受,流露于神色之间。意大利邮船启碇了,我和我的兄弟们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肩上的千斤重担,暂且卸下。”

陶琴薰回忆说:“在船上,相依为命的姊弟三人,竟被安置在三个不同的房间里,而且用了三个不同的姓氏,这也是一件值得苦笑一声的事吧!船未开出吴淞口以前,我的心简直跳动得太厉害了。我幻想着我们会被日本宪兵查出来,捕到虹口去,或者丁默邨的喽罗们会把我们解往极斯非而路的七十六号里,‘砰!砰!’两响就毙死了我们。那个地方,嘿,听说害死了不少无辜的人。再不然的话,也许汪先生又会叫我们住在一一三六弄里,等父亲回沪才放出来。但父亲若回上海,我们自由了,父亲就死了。唉!想来想去,头都想昏了,只是没有一件比较和平安静的事。这世界真可怕!真可恨!”

陶恒生说:“午后海轮起锚开行,沿着黄浦江徐徐航行一小时,出了吴淞口进入公海,我们姐弟三人在甲板上相会,不禁抱头痛哭。这时才知道刚才大哥紧张过度,引起腿肚抽筋,所以痛苦万状。曾资生先去服务台发了一封平安出海的电报,然后带我们去大餐间大吃一顿,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后两天,我们每餐都在意大利侍者的殷勤招呼下,享受从未尝过的美食和甜点。”

陶恒生说:“一月廿三日上午十时抵达香港,遥望码头上,连士升先生雀跃而来,庆贺脱险,盖父亲廿一日将密约送交大公报,廿二日已经见报,我们真是虎口逃生了。众人先驱车到他家中休息片刻,然后欢天喜地地回到九龙塘家。姐姐一进大门,一面往里跑,一面大叫‘姆妈!姆妈!’母女相拥而泣。过了几天,我回到九龙塘小学复课,校长在朝会上特别介绍,级任老师黄女士及全体同学们,都起立鼓掌欢迎我历险归来,回班上课。”

对于万墨林在危急关头的仗义出手,无论是高宗武、还是陶希圣,此后的多少年,始终感佩于心,都曾经写文章表示衷心的感谢。1971年,高宗武曾写过一篇《寿万墨林先生七十》,盛赞万为“公而忘私,奋不顾身之幕后英雄”,他说:

“墨林先生对国家、社会、朋友之鞠躬尽瘁,贡献之大,举国皆知,尤其在抗战时期,被敌劫持,坚抗不屈,折暴敌、泣鬼神之大无畏精神,自将留芳百世,不容余之喋喋,而余之所以对墨林先生之名,历三十年,隔千万里而不忘怀者,实以其临难不苟免,具人类无上之牺牲精神,表现我中华民族之至高道义,非心有定力,性具根基者,焉能臻此。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墨林先生兼有此三德,岂非我中华民族之出类拔萃者乎?”

陶希圣也因万墨林在抗战中两次被捕不屈而撰文予以表彰。对此,万墨林表现得很谦逊,他说:“至于奉命跑腿,出点微力,在高陶事件中卑不足道的区区在下我哩,承蒙陶希圣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提起过,使我得着莫大的光荣。”

万墨林姿态很高地说:“陶先生的溢美之辞,我真是感激之至。不过,我在上海为地下工作人员跑腿,随时都有被捉杀头的可能,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且彼此都为国家民族,引头一快,死而无憾。时在美国的高宗武先生、刻在台湾的陶希圣先生,和他的公子千金,对我来说,只有让我分享一点点光荣的大德,绝对没有欠我的情。”

最后,万墨林风趣地说:“我的两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敌伪双方早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一些些光,想起当年他们自己的狼狈情景,在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

万墨林说得不错,此时的汪精卫一伙,的确狼狈到家了。

1月21日,也就是陶希圣的三个孩子已经航行到公海、绝无生命之虞的时候,高宗武的胶卷送到了香港《大公报》。

1月22日,该报以通栏大标题发出了这条震惊中外的新闻稿: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 从物资卖到思想”

除公布“汪日密约”的全文以外,当天还同时刊载了高陶致《大公报》的一封信。信中,二人称:

“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径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荼,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于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

“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属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它各位,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

最后,高陶说:“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发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

同时,报纸还刊载了高陶致汪精卫等的一封公开信:

“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先生、汪夫人钧鉴,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 陈春圃、林柏生诸兄勋鉴: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临电神驰,不尽万一,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即希圣宗武亦幸甚。陶希圣高宗武叩。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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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四十三)

消息公布的时候,汪精卫一伙正在从上海往青岛的轮船上,兴冲冲地正准备去与王克敏等会谈,结果这一盆冷水泼将下来,登时从头凉到了脚心。周佛海在日记中说:

“十一时半起,午饭后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愤慨之至。影佐来,谓与大局无关,劝余并转陈汪先生安心。其意在慰余,而其内心亦焦灼万状也。”

又说:“晚饭后,汪先生约集同来干部开会,商量应付会议各项办法。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之视听。”

在日记的最后,周佛海咬牙切齿地说:“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次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又说:“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二败类致《大公报》缄,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泣下。”

事发时,今井武夫也在青岛,他在回忆录中说:“然而真是好事多磨,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早在一月初就从上海出奔到香港,脱离了同志们,在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上,突然把作为日华两国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草案揭露了出来,发生了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的事件。”

在回忆中,今井对高、陶二人做了不同的评价,他说:“高宗武和周佛海一起,一开始就是把汪兆铭派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的发起人,但是由于他的言行过于脱离常规,我们对他的信念难以置信。……高和他同僚日益缺乏互相的理解,并在同志间失去了威信,尤其对新政权给他预定的新职务也流露出不满,他对和平运动失去了热情。因而他的逃跑是毫不值得惊奇的。”

对于陶希圣,今井说:“但是陶希圣的脱离,从他的真诚的人品来看倒是出乎意外,正因为如此,这事给同志们在精神上的影响是不小的。特别是两者不仅止于单纯的脱离,甚至把迄今极端秘密进行的密约发表在报纸上,这种行动使同志们感到愤慨,完全把这看作叛变行为。 ”

2月26日,今井武夫接到了陶希圣给他的一封信,其中表示:“今后中日之和平,断不能得之于汪政权,必须另觅途径。弟追随汪氏十四年,以主张和平,又相随之至上海,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失望以至于出走,决非改变和平初衷。”

对此,今井评价说:“单就这封信来看的话,可以看出,高、陶两人都认为和平政权将要成为日本军的傀儡,对汪兆铭之实现真正的日华和平,觉得未必能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对于所谓同志也难以看出他们有纯正的救国诚意,因而造成失望的结果。如果同以后汪政权的失败合起来考虑,宁可说在他们的心中倒是有不少值得同情之处。从某种意义来看,这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超出了近卫声明的强硬的权益要求,可以说这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

此事对于汪精卫等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组府”还没有开始,已经处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以后可怎么办!

金雄白说:“高陶携港后,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今井说:“对于高、陶的暴露密约,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立即分别加以反驳,声明说:他们两人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东西,不过是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

据陈春圃说,当时陈璧君令他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一个谈话“辟谣”,陈春圃听了有些犹豫,因汪从未给他过这种“授权”,只有曾仲鸣生前曾扮演过这个角色。陈春圃回忆说:“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责怪有她承当。”

对此,汪伪的“喉舌”胡兰成回忆说:“转瞬新年,汪先生飞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会商解消临时、维新两政府,陶希圣、高宗武出走香港,揭露密约草案,上海当时唯汪夫人留守,她命陈春圃以汪先生的随从秘书长名义,对此发表声明。……那天汪夫人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圃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汪夫人自己改正。”

最终,陈春圃的谈话是这样说的:“就本人所知,最近数度之折冲,高、陶已未参与,因此最近之文件高、陶即使蓄意摄存,已为事实不许。总之,吾人与日方所商定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国之共存共荣。”

在看稿子的时候,胡兰成顺便向陈璧君“进言”说:“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沈任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

陈璧君听了大怒说:“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

话虽如此说,周佛海还确实找陶的学生沈巨尘、鞠清远谈过话,“极力慰之,使勿动摇”。

在回忆中,胡兰成还说:“日方有意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混为一谈,单方面提出了一个草案,但因这边坚拒,遂成拦浅。及被陶高发表了,日方果然也惊,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约与战时暂定的协议分开,后来南京政府成立,颁布的基本和约,即大体依照汪先生与近卫所作的,仅是些原则,多少也是陶高事件所赐。”

24日,汪精卫又通过记者说:“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均系自始即参加和平运动者,然自去年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同志在河内被暗杀之后,二人即怀极度戒惧心理,当余本人在河内之际,曾屡次电邀高宗武来河内,然彼无论如何,不应邀前来,因此之故,同志方面,亦即久不与相往还矣。陶希圣亦系一优柔寡断之人,毫无坚强决心,此与高氏如出一辙。然余因彼等两人,均系早已加入和平运动者,故对彼等二人,亦竭力以尽量之宽大态度待遇之。迨去年十一月左右,因对于彼等二人之态度,发现可疑形迹,故此后遇有重要交涉,即不复使彼二人参加,二人乃竟窃取去年十二月五日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份人士之和案,居为奇货,向重庆方面告发,此种行为,实堪慨叹。……故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

然而,一切这些都是徒劳的,这一点,甚至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今井武夫说:“但是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我和板垣总参谋长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到二十七日逗留在青岛东洋旅馆中,知道了这个报道,立即同汪、周、梅等会见。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下如雨,也不擦掉双颊的泪水,唯有长叹而已。”

高陶事件之后,高宗武即“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于1940年3月赴美,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并于1994年以89岁的高龄辞世。

1944年,即抗战还未结束时,高宗武用英文写了一本题为《深入虎穴》的回忆录,其中部分地谈到了当年从探索“和平”到最终“出走”的一些情况,但因故一直未发表。直到2005年,这部手稿才被发现,并由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译成中文,以《高宗武回忆录》之名公开发表,其时,距高宗武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至于陶希圣,逃出上海以后,一直滞留香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大逃亡”一节当中,我们还要谈到他。

在“高陶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黄溯初,事后回到重庆,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黄达聪说:“据伯父事后回忆说,他因腰部不好,当时坐下后立不起来,蒋亲手扶他起来,临别时又为他披上大衣,送他出来。”

1945年,黄溯初在重庆病逝,没有来得及看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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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四十四)

自从汪精卫等回到上海,直至后来的“还都”,军统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杀。由于此时的军统上海区已经稀里哗啦,因此,这项工作最初交给了钱新民的京沪区。承担这项任务的,一个是邵明贤,另一个叫黄逸光。

邵明贤,1903年生,浙江桐庐人。

邵明贤是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一期毕业生,不过他在校的时候,戴笠还没有控制“浙警”,邵毕业后,曾任嵊县公安局长,后任江苏省江宁县县长、贵州省紫云县县长。

陈恭澍说:“邵明贤同志,杭州警官学校毕业,曾任江宁县警察局长等职。当时的江宁县长,也就是此刻汪伪政权中首要份子之一的梅思平(伪实业部长)。正因为邵、梅之间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在梅思平一朝袍芴登场,就特地写信邀请正在贵阳从事警察训练的邵明贤同志前往襄助。邵立即报告主持警察训练的戴雨农先生,自请利用此一机会应邀前去,先取得伪职作掩护,再行相机制裁汪精卫。邵明贤同至于二十八年冬携眷抵沪,在梅思平的安排下,先是在为‘浙江省党部’任书记长,其后又调充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等伪职。

马啸天、汪曼云则说:“邵明贤,温州人,与梅思平为小同乡。抗战前,梅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时,邵曾在梅那里当过科长。1940年邵就凭着这种关系,到南京找到了梅思平,并通过梅的关系,得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

李雨生回忆说:“邵明贤同志亦为局本部直接派遣打入南京伪组织工作同志之一。邵明贤同志于汪某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党部’时,充任伪‘中央党部’总务处处长。因而‘南京区’之电台,即架设在邵同志之‘官舍’中(湖南路原中央党部对面党部宿舍)。”

潘光祥说:“后来在南京城里又重新建立军统组织,由邵某以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负责城里的组织领导工作。电台就设在原明瓦廊86号督察长的家里,由范星照任台长,该台除与上海办事处潘俊滔电台联络外,还直接发电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联系,专门收发城里敌伪活动情况等情报。”

与邵明贤不同,黄逸光并不是军统干部,而是“运用人员”。黄逸光自述说:“我原籍广东省赤溪县,自幼即侨居于墨西哥,因感祖国贫弱,常受外人欺侮,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深以为耻,乃发奋图强,一面锻炼身体以图自卫,一面读书以服务社会,拯救祖国,先习教育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师范,俾作育英才,再习航空毕业民航学校,俟机报效祖国。抗日战起,原以为贡献所学于祖国,驾战机捍卫祖国领空,抵御日寇侵凌,谁料民航与军事航空不同处甚多,所学不能致用,真令人失望。”

曾在南京区任助理书记的李雨生回忆说:“民国二十九年汪伪组织立于南京,上级电令南京区积极部署制裁汪精卫及各首要,且遴派直属人员至京,黄逸光同志即其中之一。黄同志籍隶广东,原系墨西哥华侨,为人耿介,孔武有力,在墨西哥曾有与虎格斗纪录,尤富于爱国热忱。闻汪组府南京,殊为愤慨,乃转道香港返重庆请缨杀敌。其后获我空军高级将领之推荐,曾入空校受训。未久,因查明黄同志与汪素有渊源,经商得同意后,乃派往南京打入汪伪组织。黄抵京后,即获汪某亲自接见,任为伪‘航空委员会’委员。立足已定,已有大好机会,可待机行事。”

陈恭澍的回忆,也曾谈到黄逸光,他说:“黄逸光同志是空军健儿,因与汪精卫有渊源,经空军将领推介入军统局,施以短期训练后,派赴南京,肩负制裁汪某任务。资料中有云:‘黄逸光同志,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华侨。民国二十四年结合好友作徒步环游世界旅行,抵巴黎,在欢迎会上得与汪精卫相识。二十七年黄逸光同志旅次非洲,闻祖国首都以陷日寇之手,遂即终止环游,买棹返国径赴汉口,与汪精卫再度见面。汪留他在私寓住下,并写信介往昆明航校受训,临行,更赠以川资,黄入航校分班时,因不适于战斗飞行而编为地勤,黄深以为憾。’”

陈说:“迨至汪在南京搞伪组织时,汪之妻弟陈耀祖有信致黄逸光同志,提到汪对之有恩情,煽动黄同志在空军中响应‘和平运动’。黄收到陈信后,即持以报告上级主管,这也就是他投效军统局的原由。黄逸光同志到了南京之后,初被任为伪‘教育部’专员以及‘中央宣传部’编审等职,但以职位不高,正培养与汪接近机会中。”

李雨生还说:“上述之黄逸光、邵明贤两同志之活动,均由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直接联络;黄、邵二同志平时对敌伪一切静态、动态情报,亦交由南京区转报上级。其中可供参考运用者甚多,厥功至伟。”

在这里要用点笔墨,谈谈钱新民在汪伪方面的“对口单位”——“七十六号”的南京区。

前面说过,丁默邨、李士群二人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在“七十六号”成立起他们的小组织,其时间尚在汪精卫到达上海之前,但日本人明确规定,丁李的活动,必须在日后与汪精卫的“组府”合流。

因此,当汪精卫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为这次大会提供了“完备”的安全保卫工作的“七十六号”就正式与汪精卫一伙连成一气,汪设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的机构,以周佛海为主任委员,梅思平、丁默邨和李士群为副主任委员。

不过,这个委员会是个空架子,其实质在他下面的“七十六号”,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是李士群和唐惠民。

“七十六号”的“本部”一直设在上海,因此,当伪“六全大会”结束之后,丁李便着手在南京设立他们的第一个“派出机构”,为汪精卫即将进行的“还都”做好准备,这就是“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由来。

派到南京进行“筹备”工作的,就是军统第一个主动投敌的叛徒陈明楚。

“下车伊始”,陈明楚就立下头功一件——抓获了军统局电讯专家余玠。

余玠,本名李开峰,在戴笠手下众多的电讯人员中,余玠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比起魏大铭来,也不遑多让。毛森回忆说:“此人非特电讯专家,也是密码能手;他是军统局电讯督察,地位仅次于电讯处长。军统局所有报务员,多是他的部属或学生,一切通报惯用方式,他都知道或由其所规定,各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他多听熟了,一听即知某人与某人通报(报务员发报手法、腔调,每人不同;犹如说话音色,各人不同,虽在隔壁说话,立可听出某人声音)。”

余玠被捕之后,马上反水,这下军统可是赔到家了。毛森曾主持了日后对余玠的“制裁”,他在回忆中说:

“他(指余玠)对一般军政机关所用的密码,好像明码一样,能很快破译,即军统局特编密码,也能凭其经验技术,予以破译。在沦陷区各秘密电台,被其次第破获,即后方无线电报,也被其收去破译。电报被收破译,等于一切军国大事呈供敌人主宰。弄得不敢使用无线电报,陷区工作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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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四十五)

余玠的叛变,令戴笠切齿痛恨,发誓非得宰了他不行。在回忆中,陈恭澍曾引述过当年戴笠的一通电报,这通电报是1940年7月24日发出的,收报人是毛人凤:

“人凤兄:据日来伪特工部份之往来电报观察,伪方之特工,近在积极扩展,津浦已展至蚌埠,长江已展至宜昌,华南已展至中山港澳;因汪逆固为特工老手,而其目的则以扩展特工,伸张声势,以图抑制吾人之工作,取得敌方之信任也。吾人当前之对策,在乎铲除其各地之干部,与破坏其电讯系统。现李开峰、张云飞两逆,吾人应多方设法查明其亲友,诱致其归来,或予以制裁,藉以打击其电讯之扩展。此事请即约有关主管同志一谈。健进手上。”

按:“健进”是戴笠当时的化名。张云飞则是余玠在“七十六号”中的助手。

张云飞与前面提到过的潘光祥,另外还有一个叫温酿的,都是原航空气象情报台的分台长,亦是军统干部。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沦陷后,电台人员周光球、周英杰二人在其亲戚掩护下进入难民区,暂时潜伏下来。1938年4月区部指示,尽快将城内留守电台装架就绪,以便与重庆军统局取得电讯联系。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两位女报务员未能安装架设。区长钱新民命令在江北的国民党航空气象情报第26分台台长张云飞潜返南京城,主持安装任务,这样才恢复了与重庆军统电台的联系。钱新民命令张云飞和周光球以夫妻名义在一起,遮人耳目,负责收发各项情报电讯。”

潘光祥说:“同时把周英杰调出南京城,派到六合县瓜埠镇附近与刚从汉口航空气象总台调来的88分台台长潘俊滔(即潘光祥)在一起工作。该台除向航空气象情报总台报告气象情况及日军飞机动向情报外,还为南京区收发各项情报电讯,同时又与城里张云飞电台保持联络,收发区部与城里组织间的来往电讯。后来为了加强南京城内的组织电讯工作的力量,又将航空气象情报第85 台台长温酿调到城里工作,加派报务员刘正凡随同前往,搜集日伪活动情报,即时向区部和重庆军统总部汇报。”

就在此后不久,张云飞、温酿均被捕,旋即落水,又成为汪伪的电讯骨干。潘光祥说:“1939年8月,军统南京区城内组织遭到汪伪特工破坏,两部电台及工作人员均为汪伪特工所获。其主要人员谭某、杨国栋、张云飞、温酿等人被一网打尽。由于汪伪政权正急需搜罗特工电讯人材充实力量,经过软硬兼施,高价收买,所有被捕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汪伪特工的上宾。如后来张云飞担任了特工三处侦察总台研究室主任,温酿担任科长、新华无线电学校校长。”

按:“谭某”即前面说过的谭文质。

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的电讯人员,等于是陈明楚在帮“七十六号”南京区的建立扫平障碍的同时,又帮着“七十六号”充实了电讯部门,一下立了两功。潘光祥说: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特工总部决定,把伪总部三处(电讯处)迁到南京北平路38号,同时宣布成立南京无线电通信总台。另在上海、广州、汉口、苏州、无锡、镇江设立支台,各县设立分台,相互通讯,及时电汇南京总台,形成一个较大的无线电报通讯网。该处(电讯)处长为晋辉,副处长余介,总台长阮行舟。”

因此,“七十六号”的电讯部门始终设在南京,与“七十六号”本部是分开的。

由“七十六号”的电讯处开始,汪伪又建立起两个独立的通讯系统,潘光祥说:“与此同时,在汪伪军事委员会下也设立了无线电总台,由张和卿(即张亦璞)担任少将总台长。在各地驻军部队中(军、师级)设立支台,或分台,由总台委派负责人与驻军筹办,形成军事系统电讯网。此外,周佛海控制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也单独设立银行总台和各省、市支台,另成体系,与军事、特工成鼎足之势,各自为政,互不相关。”

日后,周佛海暗通军统,靠的就是他的“财政部”控制下的“中央储备银行”的通讯系统。

为培养电讯人才,汪伪又仿效戴笠,建立起两个无线电学校,潘光祥说:“这时汪伪政府已有特工、军事、银行三个无钱电台的体系,技术力量需要充实。为了培养电讯工作的人员,南京办了两个无线电学校。一个是南洋无线电学校,地址在韩家巷,校长是伪军委总台长张和卿兼任。一个是新华无线电学校,在王府园,校长是余介(特工、总部三处副处长)。”

这就是汪伪的电讯系统建立起来的经过,说起来,陈明楚“厥功至伟”。

接着,陈又抓获了军统上海区苏州特别组组长王道生,王亦落水,旋即任“七十六号”的苏州站站长。

至此,陈明楚为“七十六号”在南京建立组织扫清了一切障碍。

1939年9月,“七十六号”的南京区在颐和路21号正式“开张”,首任区长即唐惠民,副区长陈明楚。

“七十六号”南京区某内部人员说:“当时,汪精卫政权尚未正式成立,要以一个尚未出笼的伪政权插足到另一个公开的伪政权‘维新政府’中去,不免要发生各种矛盾。因此,‘76号’特工总部在与日方洽商后,决定将南京区的对外名义暂时定名为‘日本南京宪兵队特务班’,每人发一枚证章,以资掩护;同时由日本宪兵班作为‘指导班’,与由汉奸组成的特务班相配合,并决定特务班的对外活动,例如逮捕人,指导班就要派宪兵协助进行。南京区有了日本宪兵的‘指导’,就可以避免与“维新政府’发生摩擦,倒也便利了不少,所以也很乐意。

与丁默邨、李士群一样,唐惠民也是“中统”出身,而且抗战前夕,他们是《社会新闻》的同事,因此唐惠民在“七十六号”的资格很老,与丁默邨、李士群一起号称汪伪特务组织草创时期的“三巨头”之一。

丁默邨知道李士群不是池中物,自己是被他拉进来的,如今反而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深恐他捣蛋,于是刻意抬高唐惠民,“特工总部”成立以后,丁为主任,李、唐为副主任。

唐惠民的亲戚王惠农(“七十六号”南京区总务科副科长)说:“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气味相投,骨子里勾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丁默邨性情急躁,心地狭窄,动不动使出官僚架子。李士群则比较狡猾,外表和善,但居心阴险,手段毒辣。”

李士群深知丁默邨的用意,于是着力在丁面前说唐的坏话,挑拨二人的关系。王惠农回忆说:“唐惠民的活动对象,大都是文教界人物。他曾拉拢明光中学校长汤增扬和徐则骧,汤等提出条件,为丁默邨拒绝,汤等表示不干。唐惠民即对汤、徐说:‘你们既然不愿参加,还是赶快离开上海的好,否则对你们不利。’汤等即离沪。等到丁默邨派人去逮捕时,已逃逸无踪。李士群便在丁默邨面前挑拨,说是唐惠民事先通的风。同时唐看到李士群有所要求,丁默邨总是照办,而对自己的请求则百般留难,因此丁唐之间暗地摩擦,已非一朝一夕,更兼李士群从中挑拨,裂痕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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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四十六)

恰在此时,南京区成立,李士群早想驱走唐惠民,断掉丁默邨的一条臂膀,于是口口声声说南京区多么多么重要,必须请“惠民兄”前去主持云云。唐本就不愿意在两大强人之间趟这个浑水,正中下怀,恰好躲开是非之地,于是“欣然”就任“七十六号”第一个外勤单位南京区的区长。

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那时的南京,虽还是维新政府的巢穴,但唐算是大汉奸汪精卫派来南京的先遣部队,谁也不敢去惹他。因此,他不但没有受到阻力,而且可以为所欲为,他成了汪记汉奸组织在南京的一个独立王国,于是就耍起了搞特务的两面手法,又勾上了中统特务关系,并在汪记汉奸这面旗帜掩护下,替中统训练干部,招兵买马,好像他在这一环境下,是一个左右逢源的天之骄子,并以为凭他在南京的区长威势,谁也不敢向上海揭发的。”

谁承想,还不到两个月,唐惠民就垮台了。

马啸天、汪曼云说:“他(指唐惠民)带去的喽啰中,有不少是李士群的蟹脚,因此他在南京的一举一动,都像皇帝的起居注那样,记载得明明白白,丝毫不漏。这些作法,可能是他们随唐到南京之前,由李士群一再指示的。因为唐惠民是丁默邨手下唯一的大将,丁默邨把他安排为与李士群同样地位的副主任,本来就是要他来对抗李士群的。”

不久,对唐惠民的举报如雪片般飞到上海,先是说唐惠民“贪污”,然后又说唐在抓自己的武装,有“叛乱”嫌疑,马啸天、汪曼云说:“唐在南京的一切,都为李所掌握,而且都拿到了真凭实据。李便以此质问丁默邨,甚至说唐是在丁的知情包庇下才敢于这样做的。这下子,把丁逼得无地自容。再说唐惠民在南京这样搞,唐确也瞒着丁的。丁想,万一唐的阴谋计划得逞,当然连他也一起搞垮,所以丁默邨也委实恨唐。”

王惠农回忆说:“唐惠民到南京不久,李士群又用丁默邨名义电召唐惠民回沪,说有要事商议。唐一到上海车站,即被日本宪兵和‘76号’人员押禁于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说唐在南京有擅自收编土匪等行为,同时改派苏成德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胡均鹤、萧一城为副区长。唐在新亚酒店被禁一个多月,经过疏通,才获自由。唐原住‘76号’,获释后移居愚园路宏业花园。”

至此,李士群借力打力,将唐惠民收拾得动弹不得,卸掉了丁默邨的一条胳膊。丁垮台之后,李又找了个机会,给唐惠民安排了一个闲差,唐还感激不尽。王惠农说:“直到1940年李士群任伪警政部长时,才起用唐惠民为常务次长,从此唐惠民对李士群唯命是听,以部属自居,不敢再分庭抗礼。”

接替唐惠民任南京区第二任区长的,是中统的另一个叛徒苏成德。

苏成德,1900年生,山东济宁人。

跟中统的很多人一样,苏成德也曾经有过两次当叛徒的经历。1922年,经王烬美、邓恩铭介绍,苏成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投身工人运动,1926年,经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赴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l928年,苏列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国以后,苏成德被派到上海,改为策动学运。1932年底,苏成德叛变,进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旋即任“特工总部”南京区行动股股长。

按: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本身,其实没有多少人,其威力,全在于它的“外壳”,即成立于1932年的“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因此,也可以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看作一个指挥系统,而“特工总部”则是它的执行机构。日后,丁李将他们的特务组织也命名为“特工总部”,其实是一种混淆视听的做法,以正统自居。

1933年,苏成德任“特工总部”沪西区主任兼京沪杭党部调查室主任。在此期间,苏成德设计抓获了邝惠安等人,并彻底破坏了“中央特科”的“红队”,为徐恩增立下“奇功”,当即升任“特工总部”行动队总队长。

抗战开始以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及“特工总部”改组为中统,并派高干徐兆麟到上海组建“东南督导区”,辖上海、南京等五个分区,并派中统行动大队大队长苏成德协助他,在上海开展“锄奸”活动。

此时,丁、李已经来到上海,并在日本人的资助下成立了“七十六号”,想当年,李士群用“李代桃僵”之计杀掉了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被送到南京关押,审讯他的,就是南京区机要科长顾建中和情报科长徐兆麟,曾很让李吃了点苦头。听说徐兆麟又来到上海,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士群发誓要抓住徐兆麟,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徐兆麟是老“地工”了,抓他可不容易,几经筹划,李士群盯住了他的副手苏成德。中统特工姜颂平(后亦落水)回忆说:

“李士群知道苏成德一向生活浪漫,而且也有野心,对中统局行动队长一职早就不满,认为是大材小用,常有怨言,于是决定先从拉拢苏成德人手。经过反复侦查,得悉苏成德经常在公共租界某舞厅跳舞。由于当时日军尚未进占租界,未便公开逮捕,乃采用绑架手段。1939年9月下旬某晚,李士群派了便衣特务密布舞厅周围,又以部分精干打手佯装舞客混入舞厅。当时苏成德拥着舞伴跳得正酣,这群舞客一拥而上,用麻醉药物撒在苏的面部,苏立即中毒晕倒,即被架上汽车。捕房巡警闻讯赶来,汽车早已逃之夭夭。”  

苏成德本是“有奶就是娘”的那种人,一经“劝说”,立即落水,并交出了他的手下,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统东南督导区行动科科长姜志豪和他手下的全部行动人员。

为了向新上司示好,苏成德即令姜志豪去抓徐兆麟。

东南督导区的所有重要人员的住处,姜志豪“门儿清”,但他与徐兆麟有旧,决心“卖放”。

姜带人来到法租界徐的住处,令人在楼下看守,说:“让我先上去搜查。”姜知道,徐早在窗户上装好跳板,随时可以逃跑,于是上楼敲开房门,即向徐暗示,徐当即跳窗而逃。姜假意说:“没有人,走,我们再到别处去搜。”

徐兆麟就此跳出罗网,后经香港回到重庆。

别的人,姜志豪就不客气了,先后将东南督导区秘书胡敦云、上海分区主任邓达谧、南京分区主任姜颂平等人抓获。

按:胡敦云即胡均鹤。

至此,中统东南督导区被一鼓荡平,苏成德再一次以出卖同志的方式,为新东家献上一份厚礼。恰在此时,唐惠民出事,李士群投桃报李,当即令苏成德接替了南京区区长。

不过,苏成德的南京区区长也没有干上几天,其原因是牵涉进了周佛海、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矛盾中间。罗君强说:“1940年春李士群逼迫丁默部放弃特工领导权,狼狈离开了‘76号’,唱大花脸的是苏成德。苏当特工南京区长,把丁默邨的亲信都挤走了,丁之恨苏不下于李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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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丁默邨,霉运当头。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政府”当中,特务工作被划归“警政部”,丁默邨以为,凭自己的资历,这个“警政部长”是当定了。

不料,“政府”的名单一公布,“警政部长”居然是由周佛海兼任。

周佛海是老党棍了,目光如炬,早已看出丁、李这伙家伙人小鬼大,同时他也深知,特务工作非同小可,非得抓在自己手上不可。于是,早在伪“国民党六大”期间,周就玩了一个“花活”,在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特工总部”之间,加了一层盖子,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这样轻轻巧巧地就把特务工作抓到了自己手中。

及至伪府成立,特务工作需要纳入“政府”的范畴,不能再放在“党口”工作当中,周佛海故技重施,由他以“财政部长”兼任“警政部长”,把财权和特工同时抓在自己手上,再放心不过了。

至于丁默邨,考虑到他的资历,再加上他与李士群搞得几乎势不两立,如果把俩人搁一块,绝对尿不到一个壶里,于是周佛海让丁去当“社会部长”,把李士群留下当“警政部”次长。后在李的推荐下,又增加唐惠民任“警政部”次长。

李士群这一手搞得漂亮之极,唐对李感激涕零,用马啸天的话说:“唐对李真有肉我枯骨使之再生之感,即过去有些恩恩怨怨,也都记恩不记仇了。”

因周佛海的兼职很多,特别是在“财政”方面,工作很忙,对特工又是外行,而唐惠民已经被“拿下”,李士群在“警政部”遂大权独揽。

丁默邨可惨了,此前,他已经因为“郑苹如事件”搞得灰头土脸,“特工总部”主任也丢给了李士群,等于是被李扫地出门。这回又没有当上“警政部长”,只弄了个没有任何实权的“社会部长”,好比一条冰凉的“玉石板凳”,丁气得牙根疼,看着李士群一天到晚招摇过市,恨不得要宰了他。

霉运还在继续,丁默邨不但没能奈何李士群,他的弟弟、原“七十六号”交际科长丁时俊反而被别人宰了。

1940年5月24日,丁时俊在南京大世界舞厅跳舞,一个“白俄”突然扔出一个酒瓶,怎么那么“寸”,正好砸在丁时俊头上,还就把人砸死了。

丁默邨知道,大世界舞厅的后台,就是“七十六号”南京区,更蹊跷的是,出事的时候,苏成德就在现场!怎么说,苏成德也脱不了干系。

不过,据罗君强说,此事与苏成德,确实没有关系,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5月某夕,苏成德在南京大世界内某厅取乐,丁默邨的弟弟丁时俊也在座。苏酒后胡调,指挥乐队奏这支曲奏那支曲,同在舞厅喝酒的两个为日军做间谍的白俄不耐烦了,顺手使劲掷去一只啤酒瓶,正中丁时俊脑袋。车送鼓楼医院,当夜即重伤死去。”

罗君强说:“丁默邨藉题发挥,乘机报复,咬定说丁时俊之死是苏成德的阴谋,是苏授意那两个白俄动手的。在场的许多人都对我说,苏成德当时并未和两个白俄打任何交道,丁时俊是自己走向苏的台子上去的,那白俄怒击苏未中,而误伤了丁,说苏阴谋杀人是不对的。”

自己的弟弟居然就这样窝窝囊囊地死了,丁默邨岂能善罢甘休,于是找到周佛海,一口咬定是李士群和苏成德俩人下套设局,害死了丁时俊。

此事把周佛海搞得焦头烂额,在5月25日的日记中,他说;“下午赴默邨及士群处,先后谈处留苏成德问题。晚复先后约二人来谈。此次默邨意气用事,似属不合情理,其弟因伤致死,情绪恶劣,亦属可原。唯局势如此危急,同志间不顾大局,徒知逞意气急权势,岂真中国应亡欤?”

此事,罗君强也曾居间“调解”,出事的第二天晚上,他到周佛海家去,正遇上李士群夫妇来“讨救兵”。当时周佛海说:“士群和丁默邨的问题不妨趁此和解,现在丁默邨遭此变故,必然悲伤,士群可去丁默邨处,表示慰唁,默邨必感动,过去的痕迹就可望消除了。”

李士群听了表示同意,这时叶吉卿建议说:“不如请罗先生陪士群同去,有一个中间人总要好些。”

罗君强是周佛海“夹袋”中的人,他回忆说:“周佛海赞同,我只好偕李士群前往丁寓。夜半三人见了面。谈了半小时,丁默邨态度稍缓和,但对苏成德不能释然,至少要将苏撤职听候查办。我们回到周寓,再度商量。”

罗向周佛海和李士群建议说:“如果苏成德本人同意,我和李兄可以同苏再到丁家,向默邨赔罪认不是,当然不是承认杀死了人,只说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我在场而没有能够好好照顾他,出此惨事十分难过,特来赔罪。同时苏成德可到日本去玩几个月,让默邨消消气。”

最终,经双方妥协,周佛海免去了苏成德的南京区区长职务,改任“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在5月26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饭后,赴士群处,时默邨亦在,表示对苏成德让步,一场小风波或可告一段落。”

这样一来,丁默邨那头暂时压下去了,苏成德又不干了,认为失掉了“南京区”的实权,结果与李士群又闹得别别扭扭。

此前,周佛海已经辞去“警政部长”,让给了李士群,结果,李苏不和的事情闹到了汪精卫处。汪无奈,只好使个“障眼法”,将“政府”中的“警政部”予以裁撤,改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部”,任命李士群为“部长”;苏成德则升任“内政部”“首都警察总监”,这样,李、苏二人分属不同的系统,暂时缓解了矛盾,不过这俩人之间,从此也就分道扬镳了。

苏成德留下的“南京区”,交给了李士群的铁哥们马啸天。

马啸天与李士群之间,属于“不打不成交”,当年,李士群因“马绍武事件”被送到南京关押,看守他的,正是时任调查科南京区侦查股长的马啸天。后来,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买通了马,当然也包括更高层的顾建中、徐兆麟等人,李才给放出来,在马啸天的手下当“侦行员”。

此后,马啸天与李士群一起到丁默邨手下办《社会新闻》杂志,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唐惠民。

抗战开始,马啸天奉命在上海潜伏,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六大”之后,马投入“七十六号”,当年《社会新闻》的“四条汉子”,在汪伪阵营中又凑齐了。

此一时也彼亦是也,此刻的李士群,已经成为“七十六号”的霸主,他昔日的上司马啸天也不得不低头,不仅与李拜了把子,还被李引为心腹。

马啸天本就是南京人,派到南京,可谓人地相宜。

来到南京的第一件事,马啸天要面对的就是“黄逸光刺汪”。他回忆说:

“黄逸光,广东人。一说系印尼华侨。力大逾牛,据说曾打死过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曾组织过徒步旅行团,黄自任团长,到南京时曾去见过汪精卫。时汪正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因而与黄在那时的行政院门前拍过一张照片。1941年9月,黄又到南京,并去请见汪精卫。汪没有见他,黄便将在抗战前与汪在行政院门前拍的那张照片递了进去,以便引起汪的回忆。汪果然叫人通知他,留下地址,定期约见。黄除将照片留下外,并将住在中山东路中央饭店的房间号码,也抄了下来,交给汪的副官,等待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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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四十八)

马啸天回忆说:“汪精卫还没有约定见黄的日期,却收到了76号的密电,说是军统已派了两个特务到南京来见汪,准备在接见时,将汪行刺,并说内中有一个人曾做过徒步旅行团团长,要汪注意。”

出卖黄逸光的,居然是京沪区区长钱新民。

陈恭澍说:“黄、邵二先烈的牺牲,均非本身有失,而是受到联系关系的牵累,这在‘反间活动’中,该是一个血的教训。”

陈恭澍口中的所谓“联系关系”,即指钱新民。因陈后亦落水,因此,当他提及钱新民等与他有类似经历的的人时,常常用些“曲笔”,甚至百般回护、辩解,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时,索性略去。

李雨生说:“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后,钱新民区长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不意在公司附近,为伪‘特工总部’万里浪手下林焕芝等发现,一面盯牢,一面即通知‘七十六号’派来大批人员守候,迨钱新民区长理发已毕下楼时,即被林焕芝等挟持至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当即在钱区长身上抄出一些地址及电话号码,随之,即展开搜捕行动,于是南京区书记室在沪人员大都均被伪‘特工总部’捕去。”

钱新民的被捕,后果很严重。徐远举说:“钱新民在沪宁潜伏活动三年多以后,由于目标暴露,引起日汪特务机关的注意,1941年夏在上海被原系军统运用分子后投敌的李燮宇扭住,送日汪特务机关,经诱降叛变,钱所领导的组织归于瓦解。”

按:徐的回忆中,对钱被捕的时间记忆有误。另外,李燮宇是丁锡山的手下,抗战开始以后,与丁一同附逆。按李的经历来说,应该不会认识一直搞秘密工作的钱新民。

潘光祥就是被钱新民出卖的,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京沪区副区长尚振声。潘回忆说:

“记得那天晚上,副区长尚振声匆匆回来,马上叫译电员杜雪帆把所有机密文件全部烧掉,又叫电台做好转移准备。谁料不一会,钱新民已带着不少汪伪特务上楼来了,把我们全部捉去。钱新民和我乘坐一辆汽车,尚振声、杜雪帆则另乘一辆汽车,钱新民和我所乘的汽车直接开进了汪伪特工总部,当天晚上我和钱新民就睡在万里浪家中。那天晚上,万里浪把他们拟好的电报交给我,要我用他们预备好的一部电台,将这份电报直接发给军统局总台收。”

被捕的当晚,钱还悄悄对潘光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已派安少如到后方去了,将来我们可打入汪伪伺机做些反间工作。”

钱新民“反间工作”的成果是,不仅军统局京沪区几乎被汪伪“一锅端”,同时还连累了邵明贤和黄逸光。李雨生说:“钱被捕之后第三天,被押解至南京,遂将黄逸光、邵明贤二同志亦分别拘捕。”

这就是“七十六号”密报汪精卫,说有人要对他行刺的由来。

马啸天说:“汪精卫看了电报,虽没有两个人来要见他,可确有徒步旅行团团长其人,除电告李士群外,遂着林柏生约特工总部南京区长马啸天来,告以经过。马当即着侦查科长姜志豪派人调查。这个房间里除黄逸光外,同住的还有一个傣族人叫黄征夫。于是由两个南京区特务,化装成中央饭店的茶房,趁黄逸光、黄征夫出去吃饭的时候,入室检查,在橱里的衣服袋内,发现四寸手枪一支。去的人未动袋内的枪,仍化装为茶房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马啸天将经过情况电告李士群,李又转电汪精卫请示,汪复电逮捕。”

按:黄征夫原名黄和吟,祖籍广东饶平县,出生于泰国,是个混血儿。据称,黄征夫曾肄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此后,不知以何因缘进入军统,其时,黄征夫为军统特派员,与黄逸光到南京来的使命并不相同,纯属巧合。但二人住在一起,则显然违反秘密工作的一般原则,致被一网打尽。

1940年11月19日,黄逸光被捕。

马啸天说:“马啸天曾知黄逸光打死过老虎,其力大可知,为了防止意外,除派了曾在上海大世界以武术卖过艺的大力士王霖外,又派了六个侦行员,随同侦行科长姜志豪一起前去。当时黄逸光果然凭着自己有些臂力,想起来反抗,他虽然打死过老虎,可是蛮力还不如王霖,给王霖制住了。黄征夫生得矮小,身体灵活,一见这些人进来,便知不妙,一个箭步想窜到衣橱前去,拿橱里那支手枪,可是已给冲进来的侦行员把橱门挡住了,终于双双就捕,被解到颐和路2l号南京区。又在黄逸光的身上,搜出了一包毒药。”

与此同时,邵明贤也暴露了。他的问题是出在电台上,马啸天说:“马便会同特工总部南京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晋辉,由晋派人在明瓦廊邵的住所隔壁租了幢房屋,专事窃取邵与重庆方面的电讯,查出军统局本部的指示,要邵在中央纪念周或大宴会时,刺杀汪精卫及其他重要傀儡。马即电李请示,李复电立即将邵逮捕。”

邵、黄被捕以后,被押在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在这里,黄逸光、黄征夫见到了不少“同志”,而且是各个方面的同志。

在抗战之前,国民党的各方势力,如特务处和调查科,可说泾渭分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能做到彼此相安无事、不打架,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是名义上在一个系统当中的国民党的党务干部和调查科,彼此也是两回事。

但抗战开始之后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沦陷区,彼此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从事的是相同的地下工作,险恶的环境容不得继续内耗(也没这个精力),因此,1938年之后,大家会发现,国民党内的各个方面之间,陡然间“团结”了许多,彼此居然能够坐在一起研究问题了,如前面提到过的、天津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如以后要说到的“上海统一委员会”,都是大敌当前,不得不如是尔。

因此,这一段的叙述,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乱,一会儿说军统、一会儿是中统、一会儿又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一些干部,这没办法,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他们是在一个阵营当中,面对的是同一伙敌人,坐的是一个牢,受的是一样的罪,在叙述中,很难截然分开。

按:在日后,经历最曲折的也是这批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个期间,这些“地工人员”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汪两个方面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他们往往会有一些很奇特的际遇。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环境当中,如果仅仅简单地用“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等等习惯上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到底是什么颜色,显然过于简单。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中间相当的一批人,在日后就成了“灰色人物”,不但别人搞不清楚,自己都说不清楚。还有些人,恐怕是想说都不能说。

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派在南京的一个“地工人员”——马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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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四十九)

李雨生回忆说:“南京区在沪被捕人员,亦分批解抵南京,由马啸天、苏成德二奸亲自鞫讯,讯毕,一并拘禁于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大牢。据悉,同时被捕者尚有我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两路(京沪、沪杭甬)特别党部主委李达三、军统局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诸同志,一时顿告人满。”

马元放,生于 1903年,江苏武进人。

马元放毕业于南京法政专科学校。抗战开始以后马曾与掌牧民等组建“上海抗建协会”,并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剑东。

1938年4月,马元放任江苏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当年8月转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40年,马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留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

1940年6月,在一次集会中,马元放与掌牧民(“上海抗建协会”会长)、石顺渊(江苏省党部委员)、崔步武(江苏省党部委员)、张北生(江苏省党部委员、南通县县长)等5人被租界当局逮捕,押在“中央捕房”。马元放回忆说:

“我是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被敌伪劫持,至七月十五日,被送至南京,先被押于伪首都警察厅,嗣于八月十七日,改押于伪南京区看守所。

马元放回忆自己被捕时的心情说:“我参加革命,早已许身党国,所以我的态度,在被捕的一刹那,就毅然决定了。生死已置之度外,所深深内疚的,是奉了中央命令返苏工作,工作没有做好,反而身被敌伪劫持,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自问总不能免去未能克尽厥职的罪名。同时,我觉着,在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无论是教育和党务,都是忝居指导地位,平时训导别人,勉励别人,我所期望于人的,人所期望于我的,和我自己期望于我的,也只是这点成仁取义的决心。现在,正是我现身说法的时候,我绝未存临难苟免的心理,却反增强了我不屈不挠的意志。”

次日,一个朋友来看马元放,问他是否有话要带出去,马即说:“并无别话,只说我决不会使朋友失望。”另外又写了个纸条:“稍读圣贤之书,当知所以自处之道”,托来人带到重庆,“以安一般朋友的心”。

同时,马元放又告诫与自己同时被捕的同伴,希望他们“赶快决定态度,免得精神上痛苦”。

马元放的话,是有指向性的,因为,叛徒就在他们同时被捕的5个人中间。马元放回忆说:

“我们这次被逮,显然是被人出卖,究竟是谁在出卖我们呢?虽然一般人都说是张某。但我仍不敢肯定说是他,在捕房的第一天,捕房工作人员就来对我们说:‘我们对你们很同情,但现在的工部局,已为日人所控制,实在是爱莫能助,同时你们要知道,这次完全是你们朋友出卖的。’并且把他们的登记簿给我们看,在张某的名字下面,他们已经注明了‘汉奸内线’四个字。我们看了,啼笑皆非。那时捕房里的华籍人员,确实对我们很表同情,称我们为‘四君子’,真使我们愧悚交并。”

事实上,出卖马元放等人的,正是张北生。

张北生,1902生,江苏南通人。

张北生也是 “老党务”了,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嘉定县县长,抗战后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兼南通县县长。

马啸天、汪曼云说:“(张北生)与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是小同乡。抗战后,他在家乡丢了官,钻营了一个时期钻不出名堂来,于是在1939年底辗转来到上海。”从此,张就落水进入“七十六号”。

事发当日,张北生事先告密说有这样一个集会,等捕房人员破门而入时,他首先承认自己就是某某,马元放等无奈,只好坦承自己的身份,遂全部被捕,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就此被“一锅端”。

马元放回忆说:“同时被逮的几位,以为案子的口口口口张某,应该对他特别客气点。在移到伪特工部的时候,他们曾向我表示这个意思,但我根本就没有理会。有一天,张某到我被押的房里来,那时因为我案情较重,在伪特工总部里,我是独押在一室,其他几位,另是一室。”

借此机会,马元放决定与张北生谈谈,于是说:“我们这次被逮,在你,决不会承认是你出卖,也许你还自以为是口口;想使大家来参加所谓‘和运’,可是,事情决不应该这样做的,将来我死之后,我的鬼魂虽不致来找你,但我的朋友,决不会饶恕你,我的子孙,更不会放过你。”

听了马的话,张北生“面红耳赤,表示惶恐万分”,“发誓”说:“假如我张某做了这事,先死父亲,再死儿子!”

马元放回答说:“你也不必发誓赌咒,我的话也尽于此了。”

马元放回忆说:“由于上面的经过,他既肯拿死父亲死儿子的话来发誓,似乎我还不必以小人之心揣度他,肯定了他是出卖我们的人,可是后来和别人谈起这事,就有人说:‘先死父亲,后死儿子,是当然的道理,这个誓等于没有发。’我听了只好付之一笑。”

此后不久,马元放先是被带至日本宪兵队,旋即羁押于“七十六号”,李士群亲自来审讯他。当时李对马说:“别人并不重要,只有你,是主持江苏全省抗日反汪工作的人,注意你已一年多了,照理是应该死罪,但我很愿意和你做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和运’工作。”

马听了说:“你说我有死罪,就请你执行好了。我已被你们逮捕,别无话说。”

马回忆说:“后来其他审问的人,更是说些卑鄙无耻不伦不类的话,什么你肯做官,给你的官,总比你现在的要大多啦,不然的话,一切刑罚受不了呀,一面还要你表现工作,供出所有工作人员。这些话,听了更增愤慨,惟有一概置之不理。”

不久,日伪正式从租界当局将马元放等人“引渡”,并送至南京,关押在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马元放回忆说:“使我在精神上最感难受的,莫过于在伪看守所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伪看守所中,目睹一般被难同志遭受敌伪的凌辱残害,不由得你不悲愤填膺。”

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军统局的一个小字辈——徐文祺。

徐文祺也是学生出身,中学时代就读于天津著名的新学书院,因徐爱好足球,因此认识了高他三届的一个学长——新学书院足球队的右后卫、日后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魏景蒙。

按:新学书院本是大学的底子,徐文祺曾回忆说:“当时的新学书院在天津,是与南开中学在学术同体育上,唯一相颉颃的学校,每年两校的球队作英国式的足球比赛时,虽没有今日在美国足球赛的伟大场面,但在那约六十年前的时代,每赛时观者必近千人,也就可观了。”

日后,不知怎地,新学书院降成了中学,与南开相比,直是判若云泥。

此后,魏景蒙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徐文祺则入清华,1934年毕业,入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科护照查验组,当上了一名“外事警官”,他的组长俞鸿润,即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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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


参加工作不久,徐文祺被送到“内政部警官学校”办的“外事警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徐回忆说:

“那时外事警官班的课程是密集式的,约略还记得的几项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形势、外交礼节、中外条约……等。除了学科之外,每日还有术科的操练,……。我起初对此教育非常不惯,也吃不下这辛苦,很想离去,连上海市警察局的事都不想做了,但看看班上这么多人都不动声色,处之泰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耐下这苦,我就耐不下呢?就也一声不响的咬牙苦撑下去,约两周以后习惯自然,也就不觉得苦了。”

在这里,徐文祺还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日后他在特务处的同事,北平站的王云荪,徐文祺后来回忆说:“他原是北平市警察局的警官,在台湾却在某一部中供职了,我们彼此都因事忙,未多作来往。”

另一个人,我们以后再说。

1936年6月,徐文祺从“外事警官训练班”结业,并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回到上海市公安局大约三周之后,负责人事的“黄副主任”找到徐文祺,徐回忆说:“他说组织上需要派一员警官,于公余后便衣到某个宅第协助工作几小时,打算就派我前往担任这个任务。我因为他既是选中了中,不前往也不行。”

黄副主任特意叮嘱徐说:“去了时要一切听命,多服务少发问。”

徐文祺回忆说:“我奉派公余后前往驻留的地方,是当时上海法租界福履理路合群坊十七号内,看来不很起眼,是连幢楼房中的一幢,有前后小院一上一下的房屋。我去到时只能在楼下的起居室、或楼梯间的小小空间休息,也无人为我作介绍谁是那住宅的主人,我也不敢问,在那房子内我首先见到的,是一位名赵立俊的男士。他时常出出进进那幢房子,我起初以为他是那房子的主人,后来晓得他不是,他是来照应那幢房子,他的家就住在附近。赵为人沉着,个性刚直,疾恶如仇,后来知道他原名赵理君,系军校六期生。”

接着,徐文祺又认识了这里的“管家”:“其次我见到的为一女性,约廿七、八岁,名骆芷青,不仅聪明稳秀、仪态大方,而且气度端凝、风范高雅。我初以为她是屋主人之一,后来晓得她也不是。她只是一个管家,住在那房子内的亭子间,负责整个房子的次序和管理,兼做点交通的工作。”

此后不久,赵理君、骆芷青的据点又搬到了福履理路四十一号,徐文祺回忆说:

“有一天午后我到了福履路四十一号,骆芷青因事须外出,嘱我为她代看守门户,赵理君恐在家等吃夜饭尚未到来,我一个人在客堂中当门而坐,居高临下在摇椅中正自洋洋得意,忽从门外走进来一位有些面熟,却又不相识的,穿深色中山装的男士,浓眉大眼气派昂然,进了门来也不打招呼,竟欲越过我向楼上走去。当时我年少气盛,因他不将我放在眼中,我立刻起身挡住了他,告诉他家中没有人在,不让他上楼,并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答告我姓江名汉清,他知道家中人都已因事出去了不在,他是骆芷青吩咐他来,到楼上去取一件公文带往南京去的。”

徐文祺说:“在那时的上海市还没有时下的‘闯空门’,冒运别人财物的不良风气,以这位江先生的气宇和谈吐,他决非撞骗之流,同时他又说他必须将那文件带走,因时间关系他须今夜立乘飞机去南京报命,不能躭搁。我因他情辞迫切,恐误了公事,只得让他上楼。因楼下无人,我必须坐守,又因为在合群坊时,我只上过两三次的楼,来到这新居后我还未上过一次楼,他既能说出骆芷青的名字,自是自己人,就由他独自上楼去了。片时他下楼来,微微向我点了点头,轻微的说了声‘再见’就离去了。”

这位不速之客离去后,徐文祺越想越不对劲,他回忆说:“这时我一个人坐在客堂中忽然想起,时已入夜,今日已无夜航客机往南京(该时之夜航尚未盛行),江先生所云之今夜乘机赴南京,话不可靠。同时我又想这江先生不知是否真为自己人?他一人独自上楼,不知是否会多拿走了什么东西或文件?如发生有差错,我的责任很大。想到了这些我就惶恐不已,坐立难安。”

徐文祺说:“大约一小时后,赵理君先来到了,我就向他诉说发生的一切。他问我江先生的像貌形状,我就描述给他听。他听了后哈哈大笑的说:‘他就是戴笠,戴先生呀!’不久骆芷青回来了,她听了发生的一切以后,也说江先生就为戴笠无疑,我才放下了心来。”

此后不久,徐文祺正式加入“团体”,他回忆说:“自此以后我认识了戴笠先生的真面目,他那时于我这年轻人颇给以优容和信任。在他的感召同赵理君的诱发之下,我自此就投入了神圣的对日八年抗战,因之也曾经三度居狱,备受伪特工同日宪兵的酷刑。”

淞沪抗战之后,戴笠将徐文祺派到天津,当“直属情报员”。徐回忆说:“时我正感苦闷,又以抗日卫国为我人天职,当欣然表示接受,如此就受了约十天的速成训练,其中最重要的为密写通讯训练,训练完毕后,由黄派人安排我就乘船往天津去也。此行去津我几乎命丧黄泉,幸得同学好友侯福尚的预先通风和资助,我才得逃离,能回到上海区部工作。”

回到上海之后,徐文祺在赵理君的“行动总队”当了一名“书记”,1939年10月被捕,关押在“七十六号”。他回忆说:

“记得在民国廿八年十月底当我初度被捕,遭施以老虎凳刑罚逼供后,双腿受伤已不能站立,每日匍匐在泥土地的牢房内转动为难,只有现已退休了的台北中央印制厂警卫队长徐一帆的夫人陈丽影女士,她那时早我匝月被捕入内,于上厕所经过我牢房门时,有时悄悄的掷一张报纸到我的房内,或在门口的小窗交谈三几句就迅速的离去。那时的青年男女,为了保国卫土,大都愍不畏死,前仆后继向抗日的大道上前进,真可说是气壮山河。”

不久后,徐被转到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人,其中就包括马元放、黄逸光、黄征夫等人。徐在回忆马元放时说:“他居狱时穿一件青色长袍,颇为矜持,除不时同张瑞京、李连三喁喁细语外,与其他人很少说笑。

徐还说:“黄征夫为粤之花县人,性格狷傲,好独行其是,平居暇时即自行写大字以消遣时光,其练字也并无碑帖,所写之字型颇似翁方纲体,但字写的并不好。他曾在泰国居留很久,所以曾出家当过一个时期的和尚。他为什么被伪府所捕迄未谈过,我也未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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