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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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一)

同被关押的,当然少不了邵明贤。马元放说:“邵烈士系浙江余姚人,浙江警官学校毕业,担任调查统计局南京区电台主任。到了南京以后,特意就了伪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旋又担任伪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以作掩护。后来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九日被逮。”

在谈到黄逸光时,马元放说:“黄烈士系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国内师范学校及墨西哥民用航空学校毕业,一九三零年三月曾和同志三人,以童军资格,作徒步旅行全世界的壮举,历时将及六载,经中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岛、欧洲巴尔干、及非洲等地。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由非洲赶回祖国,投效空军服务。同年九月,调至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受训,后又奉调担任成都轰炸总队队员。因为他曾在法国和汪逆精卫会过数次,就请求去南京担任秘密工作。到了南京以后,假意投入伪组织航空署服务,以便遇有机会接近汪逆时,即实行除奸工作。不幸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五日,与其夫人于者香女士,在中央饭店一同被逮。”

审讯二黄的,就是马啸天,他回忆说:“经审讯后得知,两个人(指黄逸光、黄征夫)虽同属军统,而到南京来的任务却是不同的。黄逸光来的目的,是专为谋刺汪精卫,他想凭着过去曾见过汪精卫,且与汪是广东老乡,以这些关系去求见,汪必然会接见,在接见时他便下手。他觉得带了枪去反而会坏事,准备在下手时就凭自己这双手的臂力,把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把随身带的毒药吞服自杀。至于黄征夫是军统的专员,一向在南京、上海、苏州一带布置工作,专事搜集军事情报。他与黄逸光,并不同谋,只是住在一起而已。”

“审讯”的情况,马啸天报告了李士群,李又转报汪精卫,汪批复“概予枪决”。

1940年12月17日,邵明贤、黄逸光在南京就义。

临刑之前,邵明贤写了一份遗嘱,其中说:“现在正在英年有为之际,理宜为大众服务,为国家宣劳,以不虚吾生,不虚父母之生我也。然而今一切已矣,乃是是非非,自古莫由定论,何况纷纭杂沓如今之世乎。临死之人,勿复言矣,即个人之是非,亦只有待于国人之评断,是者是也,非者非耳。”

马元放说:“邵烈士的遗嘱一向由我代为保存,用尽种种方法才得面交其继娶夫人张凤山女士,我这次脱险来渝,路过浙西时,又另缮一份,寄到他分水家里,我的心愿才了。”

据马元放回忆,在狱中,黄逸光曾为他“题辞”:“美丽的中华、我爱你,我为你而狂歌。我更愿为你而死。”

马元放说:“黄逸光烈士,体格魁梧,臂力极大,曾经和猛虎搏斗过。据他夫人说:只要有机会和汪逆接近,就可徒手把他处死。可惜约会几次都未能如愿,赉志以死,可为浩叹!”

马还感叹说:“黄烈士已为中华而死,他求仁而得仁,可以无憾了,他的遗墨很多,有一部分已代为带出保存。他的夫人于者香女士,和他结婚仅及二月,在伪看守所中目睹其夫之死,悲痛可知。黄烈士就义后,于女士仍被收押,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才被释放返平。”

黄征夫则活了下来,马啸天说:“林之江与万里浪,以黄征夫在京沪一带可以交出许多军统线索,联名向李讨保,李又经汪照准。于是,黄逸光于同年10月被南京区用政治警察署名义,枪杀于雨花台。黄征夫则在南京区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由李士群任他为清乡委员会上校专员,派在苏州江苏实验区工作。后来郑大章在苏州成立了‘剿共总指挥部’,因黄征夫是黄埔四期出身,遂任为该部参谋长。”

在回忆中,马元放痛斥钱新民,他说:“我想到邵、黄二位烈士的遇害,不能不致恨于钱逆新民,虽然钱逆已经被杀,究还不能宽恕他的自私,他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七日在沪被捕以后,他所属的工作人员竟都由他供出,先后被捕的,共有二十多人。但据案内人谈,他的几位亲戚,却不在内。”

马还说:“更属荒谬的,邵黄二烈士的被逮,都是他率同伪特工人员前去捉拿,当黄烈士在被审问的时候,他居然在隔室伪作受刑惨呼之声,骗黄烈士承认所任的工作,试想他的无耻到了何种程度?凡是做一个负责人,都应该牺牲自己,成全大家,钱新民只为怕死,竟不惜牺牲大家,保全一己,可说是毫无人格!”

此时,钱新民等京沪区上下一干人员,都已经在“七十六号”中“安了家”。潘光祥说:“1941年以后被捕人员先后均获释,并担任了伪职。区长钱新民被任命为汪伪特工总部机要处副处长,其他人员委以专员、科长等职。潘俊滔回到南京担任汪伪特工三处南京总台报务领班。”

同时担任伪职的,还有原京沪区副区长尚振声,他任汪伪独立第七旅参谋长,旅长即另一个说不清“颜色”的著名人物——张瑞京。

钱新民的被捕,还牵连了已经成功潜伏在汪伪政权中的京沪区直属通讯组组长程克祥。

沪战失利之后,根据文强的要求,程克祥与他的搭档彭盛木即来到南京,伺机打入伪组织。

1939年5月,汪精卫一伙回到上海,程克祥即接到了军统的指令:“即刻设法打入汪精卫的组织,越深入越好,限期一个月,一定要进入一一三六弄,并设法参加他们的活动,千万不得违误。”

通过上海“闻人”徐朋西的介绍,程克祥结识了易次乾,跟着又通过易认识了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

在罗的引荐下,周佛海“接见”了程克祥,其时,周正当用人之际,因程曾在伪“满洲国”做事,又是“亲日人士”,周见到程即引为同道,并请他推荐一位日语秘书。

事情就有这么巧!程克祥的搭档彭盛木,是个台湾人,精通日语,当年的台湾,已经过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在亲日分子看来,完全可以信任。黄曜隆在《京沪区长》中说:

“不但程克祥本人,连同他的副组长彭盛木,也深入了周佛海、罗君强他们的圈子,一搭一配,左右逢源。周佛海认为彭盛木很可靠,日本人更认为彭盛木可靠。因为彭是台湾人,从小受日本教育,而且也是在日本机关做事。周佛海他们万万料想不到,这样最可靠的人,竟然是军统局的工作干部。”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府”,程克祥任“军委会”参议,彭盛木则在周佛海的“财政部”当参事。

黄曜隆说:“因为周佛海、罗君强的关系,杨揆一又签准,派程克祥兼伪点编委员会总务处长,程带了一位军校六期的陆炳仁同志去当处员,伪警政部也是特务机关之一,程也安置了两名组员。军事、财政、警务、特务各重要部门。都安插了干部,部署可谓周到,因此伪方各项重要静动态,军统局方面随时都能得到详细的报告,所得的资料非常丰富,情况也十分明悉。戴将军时常覆电奖勉。”

可惜,随着钱新民的被捕,京沪区及其一切关联,全部暴露。

1941年1月14日,程克祥被捕,同时被拘押的还有彭盛木、原南京区助理书记李雨生,程克祥的侄子、上海国民学校校长程士大,以及程克祥潜伏南京以来发展的全部下线。

至此,在“七十六号”南京区与军统局京沪区的“PK”中,李士群几乎完胜,一举奠定了李在汪伪“警政系统”中一股独大的地位。

同时,京沪区的全军覆没,也揭开了戴笠在京沪两地一连串失败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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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二)

华北崩溃 祸起平津




1939年9月初,乔家才离开天津回到北平,这也是他“督导”华北工作的第二站。

北平区区长,如今是马汉三。

马汉三其人,由于后来曾没来由地与“戴笠撞机”联系在一起而闻名遐迩的,对于其早年的事迹,反而很少有人关注。

马汉三,原名马士杰,也叫马寒山,1906年生,北京大兴县人。

马汉三是军统中少见的北平当地人,他出生于大兴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自幼过继给叔父马德明为子。因马德明是师范出身,马汉三近水楼台,从三岁起就在叔父的私塾里念书。

1918年,马汉三插班入农林学校学习,1920年毕业。1923年,马被选送到“中央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附设的农业讲习所学习。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马汉三本有可能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农业方面的专门人才的。

可惜,马汉三志不在此,遂弃文从武,投奔了正在北平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其时,冯赖以起家的第十六混成旅已经改编为第十一师,于是,马汉三到第十一师当了一名学兵。

1925年春,冯玉祥退出北平,移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汉三则在他手下的刘郁芬部当文书。

查军统老人的各种回忆录,马汉三最早出现的时间,是1938年2月,那是在陈恭澍的回忆中,当时任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到北平 “制裁”王克敏,其时,北平区区长王天木在河北宝坻乡下主持“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由书记毛万里代理站务,其下有三个外勤单位,北平市内的两站,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察绥站站长即马汉三。

也就是说,从1925年到1938年,长达13年的时间是空白,包括马汉三加入特务处的经过,因过于离奇,笔者认为不值采信,所以只好不讲了。

在军统当中,马汉三与王天木、陈恭澍、刘艺舟、乔家才并称为北方“五大金刚”(以上五人都曾经当过北平站长),戴笠特加赏识,对此,许多人都感不解,因马汉三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按现在的话说,叫“有掌儿”,又没发现他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能配得上戴笠对他的特别重用。

另外,与周伟龙一样,马汉三也有个先天的生理缺陷——斜视,俗话叫“斜眼儿”,这种人在命相学上是有讲究的,心术不正。

因此,军统的很多人都看不上马汉三,陈恭澍就曾经对文强提出过他的疑问,当时他俩都在上海工作,陈是上海区区长,文强则在由军统主导的“上海统一委员会”下设的“策反委员会”任主任委员。陈恭澍说:

“戴老板一贯重视黄埔同学,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分子,那怕就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与戴老板又是联姻拜把的关系;刘艺舟、乔家才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又是复兴社的骨干,算得上是军统的元老,把他们作为干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对马汉三这样一个杂牌小卒,五官眸子不正,两眼斜视,其心也当不正,不知有何可取?竟一入军统之门,便被老板视为奇货,不知为何?”

按:“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这句话,不知是陈说错了,还是文记错了,王天木并非黄埔出身。

因陈、文二人是军校四期的同学(陈延期到五期毕业),感情上比较近,所以陈恭澍谈得很直率。

文强长期在南方工作,对马汉三并不熟悉,后来文经过与马共事,也感到此人藏头露尾,给人一种不可信任的感觉,因此对马戒心很重。

此后,文强找了个机会,曾当面向戴笠“请教”“马汉三如何受宠” 的问题。

当时已经是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听了,对文强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这篇宏论,倒是对于我们了解马汉三的早期情况、以及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很有助力,值得全文引述。当时戴笠是这么说的:

“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挡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王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冯部下的中、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由学兵队提拔起来的。冯本人是老粗出身,好容易学了一点应用的文化,也就懂得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他重用学兵队出身的,更胜过老一辈的五虎将。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

这是马汉三的长处之一,即熟悉反蒋势力的情况。

戴笠接着说:“马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入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为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这是得力于‘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以北方人制北方汉奸。马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

这是马汉三的长处之二,由于马长期在口外活动,因此对蒙疆伪政权的情况了如指掌。

戴笠还给文强举了个例子,他说:“外蒙古在苏联唆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我向校长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本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我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份,不如站在幕后。结果经校长批准,派简朴前往。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也莫不感到诧异。”

按:简朴,军统高干,当时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航委会”政治部主任。

文强回忆说:“戴笠一口气倒出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老底后,我才感到‘当字典查’几个字里,竟包括了如此令人折服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马汉三得宠,并非偶然。”

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戴笠对文强“杀气腾腾”地说:“马汉三眸子不正,其心不正,又沾染‘倒戈将军’的门风,谁不知晓!他既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老兄与恭澍实在过虑了……”

文强回忆说:“他(指戴笠)在鼻孔里不断地嗡了几声,将长脸摇了几下。我感到这不是他的鼻窦炎发作,而是他的特有信号,他在思考,是话到嘴边留半句,还是把话都说出来?”

戴笠思考再三,还是“按捺不住”,于是“提高嗓门”说:“刀柄握在我手,如见其所行有异,斩杀便可由我。黄埔同学尚须呈报校长批准,象马某之流,则可先斩后奏,不奏亦可。这是校长面谕,兄不可为外人道。”

戴笠的这番话,虽然并不是说文强,但文听了,“也不免有些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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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三)

抗战爆发以后,平津的“精英”多被调离,如前所述,先是乔家才被王天木挤走;接着陈恭澍被调到河内监视汪精卫,王天木到上海接替暴露的周伟龙;不久,王天木又因与上海区代理区长赵理君互相倾轧而双双被调离上海,戴笠遂将毛万里派到上海紧急救火,同时以马汉三为北平区区长,以乔家才原来的搭档周世光为副区长。

至于马汉三原来的察绥站,拆分成察哈尔站和绥远站两个单位,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绥远站站长则是马汉三的外甥陈烨如,统归北平区指挥,这样,在华北方面,除了曾澈的天津站和薄有錂的山西站,马汉三独领三个省级单位。

在马汉三的引荐下,乔家才会见了天主教在华“三远”之一的任望远神父。乔家才回忆说:

“天主教在华北有三位以‘远’字命名的神父,就是雷鸣远神父、雷震远神父和任望远神父。他们都是比利时人,都痛恨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打破中国安静的生活。雷鸣远神父已经入了中国籍,人家看见他高鼻子蓝眼睛,叫他声外国人,他顶不高兴,也顶难过。他早已离开华北,从事实际的抗战工作,率领华北督导团,正在中条山战地担任宣传与救护工作。雷震远神父在冀中安国县一带从事教会工作,实际上在帮助吕正操发展游击队。”

相较于雷鸣远和雷震远,任望远神父的名气稍小一些,实际上他也曾努力地为中国的抗战尽力,乔家才说:“任望远神父颇有远见,具有绅士的气质和风度。他不但同情抗战,憎恨侵略,更钦佩我们这批敌后工作的人,所以尽力帮助我们。当我们经济接济不上,无法周转的时候,他借钱给我们。我们的武器存放在天津租界,无法运回北平,他给我们运回来。”

事实上,马汉三之所以安排这次会见,就是要请乔家才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对任望远进行鼓励。乔家才说:“汉三兄觉得我们欠他的人情太多了,要我代表政府向他致谢,因为我来自重庆,这是十分必要的。虽然他是一个宗教家,施恩不望报,但是我们对他的正义感和侠义作风,实在不能不表示衷心感佩,致无上的敬意。”

会见的地点,马汉三安排在什刹海,乔家才虽不是北平人,但他曾两度在北平工作,看得出来,他对北平很有感情,对“京味”的体会也很深,他回忆说:

“环绕在后门什剎海四周的,是成荫的老树,枝叶繁茂。在夏天的午后,什剎海的西边成了市民们消夏的好地方。大树底下,摆着许多卖零食的摊子,什么血肠、爬糕、豆汁、嫩藕、萝卜赛梨,冷的热的各色各样食品。还有卖玩具的,卖日用品的,应有区有,游人穿梭其间,真有点像似乡间的集市风光。什剎海北面有一家叫做什么堂的饭馆,这种叫堂的老式饭馆,地方宽敞,一连好几串院子,里面有戏台,可以做堂会,同时可以开出两三百桌酒席,专供喜庆之用。可是时代的巨轮,使他们渐渐走向下坡路,大规模的喜庆,越来越少,冷清清的,门前可以罗雀。我们在这一家饭馆子楼上,开了一个朝向什剎海的房间,展眼望去,一片碧绿的水上,点缀着点点荷花,微风吹来,心神凉爽,就在如此富于诗意的情况里,汉三兄介绍我同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见面。”

乔家才说:“这次晚餐,只有汉三、世光、任神父同我四个人,大家很愉快,谈得很高兴。任神父对于重庆的一切情形,以及抗战的种种,询问颇为详细。餐后任神父一定邀我们到他弓弦胡同的小教堂喝咖啡,他为防范意外,特别规定揿门铃的暗号,非同他有特别关系的人,很不容易进去。”

在北平,乔家才还会见了两个人,一个是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爆破专家张桐岗。乔家才说:

“桐岗兄对朋友诚恳、热心、关切,在朋友当中,确实是不易多得的。他在湖南临澧学会爆破和其他许多种技术,回到北方工作,先在天津指导抗团,现在来到北平,准备向北平伪组织进攻。四年前我逃出山西,路过石家庄时,桐岗为我洗尘、压惊,热烈招待,想不到四年后又在北平碰头。因为中秋节快到了,他正忙着工作,准备送给汉奸们的应节礼物。”

乔家才所说的“四年前我逃出山西”,是指1935年的事,这里需要补叙一下乔家才早年的经历。

乔是军校六期生,因此未参加北伐,1927年“清党”之后,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改组,乔家才被选为“执行委员”,也在这个时候,乔认识了戴笠。他回忆说:

“校长命令,从第六期同学当中,选拔三百人成立骑兵营,自由报名,报了五百多人,集合在操场跑步,跔到前面的录取,落在后面的刷掉。我们十个人当中,只有吴月卿参加了骑兵营,别人都不喜欢骑马,不愿意当骑兵。戴雨农(笠)先生也参加了骑兵营,骑兵营营党部成立,他当选为营党部执行委员,为了接洽党务,他来过特别党部好几趟,我们才有机会认识。

1927年11月,“张黄事变”爆发,乔家才逃离广东,辗转来到南京。

此时,“下野”的蒋介石已经回到国内,正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乔家才回忆说:

“我和刘诚之、谢灵石两兄决定代表黄埔特别党部向四中全会请愿,请愿书由我草拟。我们请求四中全会严惩汪精卫,要他担负张黄事变和共党广州暴动的责任。当然,中全会对我们的请愿未必重视,也不会因为我们请愿果真就将汪精卫绳之于法。不过。我们至少表达了黄埔军校两万党员的意向,因此,我们身为黄埔特别党部常务委员,也就心安理得,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了。代表中央出来接见我们的,是褚民谊。他代表四中全会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向我们表示,一定会把我们的意见转到。”

从中央党部出来,乔家才意外地遇见了曾担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的胡靖安。

乔家才与胡靖安之间,有点过节——乔本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当“清党”初起的时候,乔家才认为校方立场不够明朗,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黄埔日报”上进行攻击,结果胡靖安因此去职,回到蒋介石身边做副官。

想起此事,乔家才多少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表示歉意。实际上,胡离开广州,是因祸得福,乔家才回忆说:“他(指胡靖安)自己也在踌躇满志的说:假如他不是在广州存身不住,来到上海,他就不会担任现职。现在同学们要晋谒校长,必须先通过他这一关。看起来,比在广州更加得意,益发显得神气。”

胡靖安见到乔,很高兴,即令乔第二天来见他,原来,此时的胡靖安,已经与另一名军校同学蔡劲军搞起了“密查组”,替蒋搜集情报,见到当年的学生,岂有不用之理?乔回忆说:

“胡靖安先生要我帮他一些忙,反正我闲着无事可做,立刻应允。他在法租界租好一间亭子间,给蔡劲军和我两个人居住,我们的伙食也由他替我们包办。蔡劲军先生有两套西装,身上穿着一套,墙上挂着一套,经常熨得笔挺。他穿上西装在街上走动起来,挺像个绅士。但他除去这两套西装之外,却连一只皮箱都没有。当然,他此我这个上等兵要强多了。我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蹩脚布中山装,可谓身无长物。”

就在此时,乔家才与戴笠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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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四)


乔回忆说:“第二天胡先生规定我的工作,每天联络三个人,向他们要情报。三人之中有两位是带兵的团长。”

另一位,就是戴笠。乔家才说:“骑兵营成立不久,开往苏州,正赶上校长下野,粮饷没有着落,营长沈振亚太太把首饰拿出来变卖,以维持伙食,有些同学不忍心呆下去,临时去找工作,维持生活。戴雨农先生在清党以前就认识胡靖安,胡先生正主持一部分情报,戴先生就去给他帮忙,搜集情报。”

这项工作,对于戴笠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乔家才说:“戴先生对于上海的情形非常熟悉,胡靖安又需要上海的情报。他们两位本来在清党前后就打过交道,关系非常之好。现在胡靖安先生非借重他不可了,他负责租界方面的一切动态情形,因为校长住在法租界,这方面的情报就更显得重要。每天他交给我的东西,厚厚一迭,要比两位团长交给我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当时我很奇怪,他的神通这么广大,用什么方法,从那里找来这么许多的情报?仿佛全上海的大小各事,都非得经过他不可。

回忆起当年“密查组”的生活,乔家才说:“每天我由法租界跑到闸北,再由闸北跑到南市,最后才和戴先生碰头。我们碰头的地点没有一定,每次见面,约定下一次的会晤地点,地点全部由他规定,有时在公共租界,有时在法租界。我的交通工具,除了电车,就靠两条腿,整个一上午都消耗在跑路上面。我把收到的情报带回法租界寓所,交给蔡劲军先生。下午,他坐下来整理这些材料,写成报告,用胡靖安的名字,呈给校长。蔡劲军先生真有一手,他写报告,规规矩矩,一笔不苟,不涂改一个字。报告写好,有时由我送到拉都路二十号,有时他自己带去。报告送到,我们一天的工作就算了。”

对于这份工作,乔家才并不感兴趣,他说:“当时我不知道,这种工作就叫情报工作,也不懂得情报工作有多么重要?我心里想,干这种工作和新闻记者大概差不多吧?因此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来,连蔡劲军写好的报告,都没有仔细的研究过。干了一个多月,觉得像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杭州已经成立了学生总队,专门收容从广东来的同学,我该归队了,免得将来升学发生问题。我把我的意见报告胡靖安先生,他略加考虑,表示赞成,于是十七年一月间,我去了杭州。”

按:1927年11月,蒋介石宣布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主校址设在南京,并令未毕业的六、七期学员在杭州集结,乔家才、唐纵等人都是在此时“归队”的。乔回忆说:“校长未复职以前,先在杭州成立学生总队,收容由广东北上的黄埔军校第六、七两期同学。总队长贺君山(衷寒),政治部主任邓文仪。总队下分三个大队,由伍诚仁、宣铁吾、陈明仁分任大队长。”

1929年2月24日,军校六期生在南京、黄埔两地分别毕业。因此,同为六期生,乔家才、唐纵有军校的文凭、戴笠却没有。

毕业之后,“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负责人、军校学长黄珍吾请乔家才回山西联络军校同学,恰在此时,乔的母校、山西太原平民中学让他去当训育员,月薪80元,乔觉得条件很优厚,于是即回到太原,顺便帮黄做工作。

半年之后,阎锡山酝酿反蒋,乔感觉继续在山西工作多有不便,于是与同学李封岚来到北平入私立民国大学,学政治经济学。

此后,戴笠的特务处成立,派山西籍的军校五期生靳易夫回到山西进行秘密工作,靳即找到原本就熟识的乔家才,这样,乔家才就成为了特务处的外围人员,并再度回到山西,从事“地下工作”。

1935年春天,乔家才被阎锡山的宪兵逮捕,当时,乔的大姨子正怀孕,受此惊吓,没几天就死了。

关了9天之后,乔家才经人保释逃出山西,经正太路到石家庄,就是这次认识了张桐岗。

此后,乔家才回到南京,戴笠令他到杭州,入杭训班受训,因此前乔只能算是“运用人员”,要加入“组织”,必须接受特训班的训练。

对此,乔很不满意,他心想:“受训可以增加新的知识,并不吃亏。可是我在太原坐了九天牢,带了八天脚镣,死里逃生,逃到南京,得不到半点安慰,也没有人问问我被捕的情形,却要我去受训。”

乔家才说:“我觉得,我之受训,多少带点惩罚的意味。好像说山西宪兵逮捕我,是我的错误、罪过。就是被山西宪兵枪毙了,也是应该。越想越觉的不是味道,越想越难过。”

在杭训班,乔家才是“插班生”,他说:“我在杭州,只受了三个月的训练,时间虽然很短,获益很多,许多理论和技术,都是闻所未闻。我才深深领悟到,从事这种非常艰难,非常危险的工作,不受训练,不但是瞎子扪象,扪不出真象,而且是盲人骑瞎马,非常危险。我以后逃过许多危险,克服许多困难,都是得力于这三个月的训练。”

训练结束,乔家才正式加入特务处,换句话说,乔虽然是戴笠的同学,而且早在1927年就曾与戴笠在“密查组”共事,却迟至1935年才正式进入特务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乔家才不在“十人团”之列。

在北平,乔家才会见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一位年轻的社会名流、教育家张季春。

张季春,本名张铎,字季春,以字行,1903年生,河北省张北县人。

张季春毕业于保定天津工商大学,后任察哈尔第一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察哈尔省立张家口师范学校)校长。其时,正值察哈尔建省,张季春说:

“察哈尔省的建置,不论在地理风土和居民种族上,都有它十分明显的特点。就前者而言,长城以北,土地荒旷,是一片广大的草原,虽然也建有县治,但主要的是盟旗地方;长城以南,则是原属直隶省(后改称河北省)口北道属的十县,而为一多山地带。就后者而言,北部居民以蒙族为主,南部居民多是汉族,汉蒙之间,不论在地域、风习、语文、生活诸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以致在心理上、感情上,不免有相当的隔阂。这对于省政建设和文化发展,均成为相当不利的因素。对于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国家的边疆问题,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那时深深地看到了此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来为察省、为国家,作一点长远图治的根本工作!”

为此,张季春在察哈尔第一师范学校创造性地设立了蒙旗师范班,开蒙汉学生同校学习之先河。他后来回忆说:

“首先在民国十九年,我冲破了不少阻碍和困难,在我所主持校政的师范学校内,设立了蒙旗师范班,由各盟旗保送优秀青年子弟入学,接受按国家教育制度所进行的中等教育。从历史上讲。这是蒙族的中国青年与汉族的中国青年第一次的大会合,是蒙汉青年第一次共同的、平等的接受国家的教育,是中国青年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中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张季春强调说:“而这些蒙旗青年,历年毕业后,都回蒙旗,分别在教育、军事、政治和党务方面任职,后来发生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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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五)

张季春此举,在当时是创造性的,对于促进民族融和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一时间,还不到三十岁的张季春名声大噪,当年,国民党中央指派他为察省党务指导委员。张季春回忆说:

“派我指导全省的党务,加重了我的责任,也便利了我工作上更多的开展,使我的工作热情,云涌奋发,信心更加坚定,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全省的进步人士和青年,都亲切的和我站在一起,而察哈尔省政府,也给予我有力的支持和信任。”

这时的张季春,已经是察省的一位知名人士了,当然也引起了戴笠的关注。张季春说:“民国二十二年春,我的好友张志端(景方)给我介绍一位很特别的朋友,那就是性情豪爽而心又精细的王雨人同志,他是军事委员会特务处(这是戴雨农先生当时负责的特工单位)派在平绥线的‘交通’。张景方请我无条件的给予王雨人全力的帮助和便利,我基于革命的道义,爱国的热诚,立即慷慨的答应。雨人对我的豪爽、热忱和义气,十分钦服,此后一直表示他念念不忘的感佩。”

这是张季春帮特务处办的第一件事。

对此,张季春说:“这奠定了与戴先生所领导的组织与工作,建立了良好而深切的关系基础,但也影响了我自己的前途和大半的命运,这诚然是一项重要的际会。”

1933年5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季春逃到北平,并在北平设立了“察哈尔省党务临时办事处”。

在北平,经王雨人介绍,张季春认识了特务处干部、当时供职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江雄风,又经江转介,结识了特务处在北平的最高负责人——郑介民,这才是张季春正式与特务处发生联系的开始。他回忆说:

“郑先生极诚恳的请我帮助他们,开展平绥线、特别是以张家口为重点的察哈尔省的地下工作,当时我和在北平的一些热心而有血性的察省青年同志,确实尽力的给与他极大的帮助。”

1933年秋天,冯玉祥事败,张季春重返察哈尔。这时特务处在张家口建立外勤组织,以高荣为负责人,并请张季春给他以“适当的掩护和照顾”。张说:“高同志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我即请他到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军训教官,这对他来说,确是一项十分妥适的掩护职业。继而高子欣又衔戴先生之命,介绍许守素(揆一)同志前来,我又聘他到一师任公民教员。”

这是张季春帮戴笠做的第二件事。

此后,名不见经传的马汉三继高荣为张家口站站长,许守素任书记。

马汉三的任务极为艰巨,首先是张家口站的工作区域很大,远不是一城一地那么简单。张季春说:“这时张家口工作站的工作领域,实际上除了张家口市和察哈尔全省外,更重要的他还兼负平绥铁路全线,从北平到包头这一条漫长地带的工作。我在这一带,不论党、政、军方面和地方上,都有相当良好的社会关系,因而在工作上,得到很大的帮助和便利。”

第二,当时的华北局势正处于巨变中,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已经在蠢蠢欲动。张季春回忆说:

“民国二十二年,日寇又攻占山海关,侵入承德、占据热河,并进攻华北,及诱胁内蒙各王公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议,随即设立区自治政府,实行高度自治,意图脱离中央政府之统治。在此项丑恶行动中,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亲王德穆楚克敦鲁普,实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能发生重要之作用。日本关东军和日本特务机关都了解这一点,而要积极的利用他。最显明的事证,就是民国二十三年,他受了日本关东军嘱托(即顾问之意)于兰斋(满人)、陶克陶(蒙人)、金顺卿(蒙人)等的蛊惑、怂恿,而到伪满洲国觐见了傀儡皇帝溥仪,随即在百灵庙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进一步显示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的态势,也就是向日寇再靠拢了一步。”

张季春说:“民国二十四年,德王在日寇的炮制下,组织‘军政府’,自任主席,吴鹤龄任政务院长,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对于这一个傀儡组织。日本关东军承允在军事上全力支持,在政治上不加干涉。德王等深受其迷惑,沉醉于日本人帮助蒙古人完成‘自治’的美梦中,而不觉其丑恶。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也不愿和我中央政府完全决绝。还想‘留有余地,准备万一’。因而就造成了当时政治上的一种微妙关系和特殊气氛。正好给我们在工作上加以运用。”

张季春的这番话,说白了,就是德王要脚踩两只船,特务处要策反,两边各有各的想法。与德王周旋的,一开始是高荣,后来则是马汉三,而他们二人与德王之间的“介质”,就是张季春。他回忆说:

“德王与吴、李二人,过去都和我有很好的友谊关系,而他们的左右,也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其中不乏明理笃义之士,既不直他们之所为,也深为他们的行险侥幸而担忧,因此常和我讨论这些事,使我对这一项阴谋,自始至终都明了其底纫。而且我所主持的察省第一师范学校中,蒙旗师范班毕业的学生,已有许多人在德王和吴、李属下任职,其中有几位经我特加推荐,已在军政府中担任了处长。这使我十分便利的,能以掌握到不少重要而具体的资料,得以向马汉三同志不断提供情报,并对他作详尽深入的分析。”

张季春说:“不过,我的这些朋友和学生,当时还没有阻止这一阴谋发展的实力,而我中央政府,也因当时的‘特殊’环境,对此一阴谋活动不能压制。在这种情势下,只好把我蒙旗籍学生加以组织,使他们尽量‘打入’德王和李守信等的圈子里,掌握实职,形成力量,以深入的部署,作策反的准备。”

就这样,通过张季春的社会关系,马汉三在察绥两省及蒙疆伪政权中,布下了一张盘根错节的情报网,这也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这是张季春为特务处做的第三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然而,由于张季春帮助马汉三编的这张“网”实在过于复杂,圈套圈、人挤人,存在的隐患很多。换句话说,就是安排的人太多了——我们平常都有这样的体会,比如你托人办事,只能托一个人,千万不能为一件事同时托几个人,否则准出岔。情报工作也是如此,绝对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里——后来察绥两省的地下工作被日伪一点突破,导致全线崩溃,亦肇因于此。

当然,张季春并非职业特工,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出现这样的问题,情有可原。为此,张季春还受到时人的误解,他回忆说:

“我之所以如此作为,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和反日寇、反汉奸的大义,以及工作的责任惑所驱使。但是当时有一些朋友,不明究竟,对我的作为不太谅解,责怪我为什么要把优秀的蒙籍青年学生,推介到德王和李守信那里去工作?这真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我行我素,不足以为外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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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六)

为抚慰遭到时人误解的张季春,戴笠特地请他到南京去谈话。张回忆说:

“当时深知我的用心,并对我的作为加以鼓励和赞助的,只有马汉三同志和戴先生。而且为了增强我的勇气,坚定我的志行,戴先生特于这一年(二十四年)的十二月底,专电马汉三兄,邀我到南京去相晤,这就形成了我和戴先生的第一次晤见。”

与许多人一样,一见到戴笠,张季春便被其感染,并佩服得一塌糊涂,张回忆说:

“我直到如今,还记得很清楚,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我到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当日下午即和戴先生在鸡鹅巷五十三号相见。他给我的印象是:威严而诚恳,刚毅而亲切,对人有感染力和吸引性,每一句话都能扣紧人的心弦,使人不期然而然的对他发生一种真诚、正确、忠义的感觉,从内心里觉得,既不愿、也不能给他以反对或轻慢,毫不勉强的相信他是一位大可信靠的领导者。”

张季春说:“他对我的家庭、生活、工作、信仰,询问得很中肯;对于德王与李守信方面的事,提出许多重要而深刻的问题,来和我研讨;对于华北,特别是察绥蒙的局势,也征询了我许多意见;我们谈得十分坦诚、融洽而畅快,当然谈到当时危疑震撼的华北之局势,我们都有十分沉重的心情,然而在沉重中我们交流着内在的赤诚和血性,在彼此所产生的自信、互信和共信,没有半点痕迹的建立了我们之间深厚的情感和道义。而这一份情感和道义,不被时间所冲淡,却是历久而弥真,使我至今还对他有深深的怀念和敬重。”

当晚,戴笠“欢宴”张季春,作陪的两人,一个是戴笠的“影子”徐亮,另一个是当时刚正红得发紫的刘培初。

饭后,戴笠与张继续“恳谈”,“言极中肯而意气豪发,使我对他有热忱充沛而永不疲困之感。”

张季春说:“(戴笠)翌日上午约我长谈,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而明确的决定,和坚定而有力的鼓舞,同时还热情的留我在南京游览数日。我因本身所负的校务和党务工作,不能在京久留,当即婉谢了他的盛意,并即向他辞行,说明下午就要离京。他送我至门前时,又问我还有什么建议?我感念他的热诚,遂即向他进言,希望中央军校每期都能到边疆地区招生,这是使中央的军事政策和力量深入到边区,而能生根发展的最有效的快捷方式。为此他又和我立谈了许久,表示接纳我的建议,即向当局转陈。”

告辞后,张季春回到中央饭店不久,戴笠又令徐亮代他前来送行,并奉上200元“程仪”。在回忆中,张特别说明:“那时从南京经津浦、北宁、平绥三线铁路到察省张家口的头等火车票约值三十余元。”

张季春说:“从南京回来,我尽心竭力,逐步完成戴先生所交付的任务,并协助马汉三同志工作。这时的心情十分愉快。工作甚为顺利。”

1937年夏,张季春应召赴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组受训,被编为第十四大队,大队长即胡宗南。张回忆说:“戴先生特别介绍我和胡先生认识,因而在受训期间和胡先生作了几次恳谈,使我们也有了深深的革命契合。”

恰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张季春说:“我匆匆的回到察省,想组织一些抗战的实力,协助政府,保卫国家。然而时间太匆促了,敌势既猛且速,八月二十三日张家口已经失守,我和马汉三同志都到了绥远。不久,绥远也告沦陷,我即在伪蒙古军总部的掩护下,进行工作。我们的工作虽可得到德王和李守信的同情与协助,然而在敌我形势对比,我方显然处于不利的情形下,想使他们正式易帜举义,反正来归,那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季春分析说:“不过彼此有相当的默契,他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与日寇虚与委蛇的情况,我们也十分的了解。认为他们总不失为一部可资我们利用的力量,而且当敌我形势扭转时,他们必然会成为加重我方实力的一个分量不轻的筹码。就在这一种默契下,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我对我的工作和抗战前途,也具有坚强的信心。”

特别要强调的是,张季春并不是军统的“在册”干部,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当过军统的组长,甚至站长,他回忆说:

“这年(指1937年)严冬来临时,基于工作的需要,我到北平担负一个工作组的责任,平津区的区长,先是毛万里同志,后来由马汉三同志担任,周世光同志一直担任书记。从这时到二十八年冬,虽然是在敌后日甚一日的险恶环境中,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多采多姿,成绩斐然。大家在乐观奋斗中。过着惊险紧张的生活。”

这时,张季春暴露了,他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五月,有汉奸向日本特务机关告密,日特发现了我方工作的线索,当时我得到日本特务机关内线的密告,从北平西城丰盛胡同的住宅中迁出,化名住进中央医院,这时北平的工作处在紧急的危险信号之中,但是同志们还是勇敢而负责的不停的工作着。”

这件事,乔家才在回忆中也曾提及,他说:“有一天,季春发现他的寓所附近,有人在注意他,侦察他,这是一个顶坏的征候,赶紧避开,就在他避开的第二天,汉奸们果然去搜查他的住宅,预备逮捕他。按照一般情理讲,遭遇到这样的事故,有充分的理由,很可以离开北平,到后方去。但是他并不泄气,除了提高警觉,照常工作。季春的工作非常繁重,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别人不敢联络的人,他去联络,而他每月的报酬只有八十元津贴,这区区八十元仅够他乘坐黄包车的车费。他为什么要冒上危险,贴上金钱,担惊受怕,来干这种工作?无疑地乃是受了纯洁高尚的爱国热忱所驱使。他认为书生报国,既不会扛枪杆,只有参加这种工作,对付敌人最有效。普通读书人,要他们参加实地战斗,并非一件易事,只有像季春这样的人,认识深邃,意志坚强,具有非常人的精神与勇敢,才肯做平常人所不肯做、不敢做的傻事。”

由于张季春为军统做出的特殊贡献,戴笠令乔家才,到了北平之后,务必前往拜候张季春,当面表示感谢。

对此,张季春铭记在心,许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中说:“戴先生对此一情势,非常关切。派乔家才同志前来视察和慰问,这是一项十分恰合时宜给同志们打气的措施,在十分紧迫的险局中,他对同志们发生了镇定的作用。”

乔原本就认识张季春,对张亦是推崇备至:“季春兄是察哈尔省的第一流人物,张北县的世家,七七以前,他任察省最高学府师范学校的校长,桃李遍全省。他的潇洒风度,诚挚个性,和他处处表现书生本色,又处处显露侠义心肠,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人物。敌人的铁骑冲破了他的安静的生活,使一个温文儒雅的教育家,一变而为冒险犯难的秘密工作者。”

乔家才回忆说:“我们好久没有见面,有许多话要谈,有一天,我们两人在新街口洗过澡,散步街头,一边走,一边谈,谈谈走走,走走谈谈,越谈话越多,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前门,这是一段很长的路子。七月天气,在北方正是顶热的季节,结果我们出了一身大汗,只好再到前门外洗个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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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七)


北平有个相面的术士,叫“钓金鳖”,非常出名,张季春脱险以后,友人陪他去找“钓金鳖”,测测吉凶,一见面,“钓金鳖”就说:“好危险呀!你刚刚脱离险境,还有点余波,不足为患。”

大家听说这事以后,都觉得“钓金鳖”神乎其技,乔家才回忆说:“当我回到北平,北平的朋友们正在谈论这件事,桐岗颇感兴趣,他要请客,一定约我去看看相。钓金鳖的相金定的很高,每个人看一次要十元钱,几乎够一个普通人一月生活费。有天晚上,纪元、桐岗和我三个人去看钓金鳖,我们说是做生意的,他硬说不是。他说我最近要遇点小的惊险,一过秋分就没有事了。”

按:1939年的秋分,是9月24日。

对此,乔家才说:“我不相信看相算命这一套,命运操在自已手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切的成就,都是由奋斗辛苦换来的,绝不能凭上相和命,坐在家里,就能够得到你的愿望。不过在无聊的时候,看看相,也是解除寂寞的一种方法。”

乔还回忆说:“看完相,大家扯闲天。钓金鳖说北平汉奸们的气色都坏透了,有少数气色很好的,却又好的过火,像要爆炸似的。以他的看法,北平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一个江湖相士,在北平那样环境,居然敢大胆地说这种话,真是不容易的。北平有好几个大汉奸,都非常迷信钓金鳖,每一个月至少接他到家里去一两趟,看看气色,因为这样,钓金鳖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消息,纪元兄又从他那里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此时,戴笠令马汉三赴香港会面,北平区暂由副区长周世光负责。

对于自己原来的这位搭档,乔家才再熟悉不过了,他说:“世光对于工作非常积极,过去的许多计划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不怕失败,再接再励,失败一次,再来一次,永远不知道气馁,这种精神是值得称赞的。我从天津回来的时候,他们正计划制裁汉奸头目王揖唐,虽然又是一次失败,可是我亲眼看到他们工作进行的种种情形,充分证明他们对工作的热忱和勇敢。”

乔家才说:“王揖唐同另外几个汉奸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举行一次教育方面的集会。起先打算在开会的地点装置一枚炸弹,因为戒备太严,无法下手,而且那样着手,伤人必多,也不是惩罚汉奸的目的。最后他们决定采取公开袭击的办法,也许会有几位同志牺牲,可是在大街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去袭击一个大汉奸,的确是一种惊天动地的举动,可以使汉奸丧胆,可以振奋人心。那一天,我们有五个同志,各怀一支手枪,隐藏在和平门与师大之间,等待开会完毕,王揖唐的汽车经过时,四面袭击。没有料想到,王揖唐并不从和平门进城,他们的汽车开出师范大学以后,不向北开,却向南驶去,使这一次的计划又成泡影。”

乔家才说:“在我们同志中,最可贵者就是能够开诚布公,倾谈各种问题,即使意见相左,也不伤情感。我觉得世界上最难得、最密切的,莫过于共患难的朋友。所谓同舟共济,生死相依,只有在实际的生活中,险恶的环境里,才会体验到这种友情是真实的,珍贵的,值得留恋的。”

至此,乔家才在北平的公事已了,9月中旬,乔家才离开北平,赴“视察”山西工作,路上,顺便看望了河北的保定和石门两站的“同志”。

石门的工作,令乔家才极不满意:“石家庄的工作布置,重心应当放在市区,不应当放在太行山游击区,可是站长陆祝尧同志和电台都在太行山上。在市区得到的每一件重要情报,等到送往太行山,由于辗转耽误,他的价值会损失的一文不值,所以我主张赶紧把电台从山上移到市区以内。”

留在市区的,是石门站副站长锁赓元。乔家才说:“市区的工作由副站长锁赓元同志负责,他是石门警察所的巡官,有很好的身分掩护工作。由市区上太行山,必须等待山上的交通回来,才能领路。我同市区内的同志都谈过话,不愿意在石家庄久等,所以决定,两个星期以后,从太原返回来,再上太行山,请锁副站长预先同交通约定好,在石家庄等我。”

9月17日,乔家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山西,准备在太原会见他的同乡兼好友,军统局山西站站长薄有錂。

太原已经沦陷很久了,乔家才说:“太原的街道没有多少改变,不过市容却有些两样,在古老的店铺中间,夹杂着许多日本式的门面和招牌,不三不四,看起来顶不顺眼,情调格外不调和,这就是侵略者的杰作吧。当天晚上,按照重庆告诉我的地点去接头,头一处是日本人的住宅,连门都不敢叫,赶紧走开。要不是我在门上仔细观察一番,猛然就去叫门,定准会叫门叫出鬼来。”

乔家才说:“第一个接头地点既然没有结果,只好再去找第二个接头地点,谁知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婆,凶神似的,蛮不讲理,我刚开口问到接头人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听清楚没有,恶狠狠地硬说没有这个人。我低声下气,再问一声,他老人家,睬都不睬,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旅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左思右想,觉得太不顺利,这一趟回太原,恐怕白跑了。旅馆不便久住,明天再去碰碰运气,如果再无结果,那就只好返回石家庄再说。”

次日,乔又去敲门,结果被那个老太婆又是一顿臭骂,骂得乔“七窍冒火”,“只好拖着失望的腿,离开那个矮小丑陋的小门”。

薄有錂见不到,更糟糕的是,乔家才身上没钱了,他回忆说:“这次回到太原,万没有想到接不上头,所以没有多带钱,除去旅馆的开销和返回石家庄的车票钱,仅剩下七角钱,这少数的钱必须维持两天的生活。这一天的午餐,买了三个烧饼,用开水送下肚皮,晚间只能吃一碗炸豆腐,两个芝蔬烧饼。炸豆腐是太原市的消夜食品,味美价廉,一个锅里煮着油炸豆腐,上面有肉丸子、烧肉条、海带、鸡蛋等,一角钱可以吃一碗炸豆腐,要想吃肉丸子和鸡蛋,需要另外加钱。这种炸豆腐,汤很不差,加上作料和香菜,泡上薄芝麻烧饼,味道好极了。”

乔家才说:“我嗅着肉香,真想吃块烧肉,吃个肉丸子。当我走到大街上,老远望见桥头街上聚集着很多人,再走近些,才看出敌人在拦路检查行人。原来今天是九一八,敌人恐怕暴动,搜查行人身上,是否携带武器。我为避免麻烦,只好多走几步路,不走大街,专走僻静的巷子,避开检查。”

9月19日,乔家才离开太原,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回到石门。他回忆说:

“到了石家庄,我才吃了一餐饱饭,仍旧住在锁同志家里,等候交通来领路,太行山看陆站长。这次到太原去,出乎意外的别扭,因而想到钓金鳖说我有点小麻烦,一过秋分就没有事了。我问锁同志和他家里的人:‘那一天是秋分?’他家没有日历,没有一个人回答我。在石家庄住了两天,第三天吃过晚饭,大家正在聊天,我又问哪一天是秋分。他们都很奇怪,反而问我为什么老问秋分呢?”

乔家才实话实说:“在北平有位看相的朋友说我的运气不太好,过了秋分就好了。这次到太原,白跑一趟,着实呕气,看看是不是秋分已经过了。”

乔话音刚落,石门警察所来了个人,叫锁赓元去一趟。

当时,大家谁都没当回事,乔家才说:“大家以为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做,都没有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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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八)


还不到半个小时,锁赓元的哥哥慌慌张张地跑来,说:“赓元被日本宪兵队扣留啦!恐怕要来家里搜,你赶紧避开吧。”

乔家才回忆说:“我嘱咐他们,不要慌张,赶紧把所有的文件毁掉,然后离开他的家。我必须通知其他同志,使他们知道锁同志已经被捕,作万一的准备。”

乔家才说:“我先去看一位比较重要的同志,他的公开职务是一家电影院的经理。那家戏院正在放演义务电影,门口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还有高丽人。我向一个中国人说,要进去找经理,他是一个东北人,给我一顿臭骂,把我赶走。”

“离开影戏院,再找一位火车站当工头的同志,他可以给另外两三位同志送信。时间已经很晚,路上行走,已经不很方便,就挤在他的土炕上,瞪着两只眼睛,挨过一夜。天亮以后,吃了一些早点,再到电影院,看那位经理同志。”

乔家才回忆说:“我上了影戏院楼上,找到经理的房间,门是锁着的,从门缝向里面一瞧,桌上放着一块吃了一半的大面包,看情形,也许是昨晚有事出去,没有回来。我又找到电影院的办公室,有三个人正在工作,我请一位出来,问他们的经理在不在。他告诉我,已经被日本宪兵队捉去三天了。”

乔尽可能保持平静,说:“因为什么事情被人家捉走?”

对方说:“听说是嫌疑吧?”

乔说:“你们也应该想法子保一保,该花钱,也得花点钱。”

对方说:“是的,我们正在想办法。”

乔回忆说:“等他说完,我告辞下楼。走出影戏院,用极快的步子,转了好几个弯。好险啊,假如敌人派人守候在电影院,我不是自投罗网吗。锁赓元同志被捕,按照情形推断,可能还是受他的牵连呢。”

按:回想起头天晚上,那个“东北人”,“一顿臭骂”,把乔家才赶走,包括乔在山西太原接头的时候遇到的那个老太婆,“恶狠狠地硬说没有这个人”,都是十分反常的举动。事后想起来,这些人不一定有恶意,反而有可能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乔家才示警,告诉他赶紧走,远离是非之地。

乔家才回忆说:“时间还来得及搭北上的火车,赶紧跑到车站,好不容易挨次买到车票,脚还没有跨进站台,北上的平汉车已经在蠕动,三步并两步,跑进站台,火车已经开快了,眼巴巴地望着列车驰出车站,无法爬上去。下一班列车要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只好找一个旅馆呆下来。这是一个很长的白天,我越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偏偏它不愿意前进,好像一分一秒都要歇一歇,买了两份报纸,躺在旅馆的床上,看完一遍,再看一遍,连广告都看了两遍,太阳仍然高高地挂在天空,好像一点也不移动,看样子她真懒得往西边走了。我从来也没有过过这样长的日子,一直等到上了火车,一颗心才定下来。”

好不容易回到北平,已经是9月24日的凌晨了。乔家才回忆说:“回到家里,首先掀开日历看看,今天正是秋分。”

次日一早,乔家才给重庆拍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报告石家庄所发生的不幸情况。另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太原的接头地点靠不住,我接不上头,空跑一趟。”

9月27日就是1939年的中秋节,整日里东奔西走的乔家才,很难得地在家里过了个节,他回忆说:“在北平度过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妻因我在家里共度佳节,非常愉快,兴趣特别浓厚。”

然而,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

乔家才说:“中秋节过后第三天,传来一个极不幸的消息,天津的曾澈兄和资一兄被敌人宪兵队逮捕了,逮捕的详细情形不太清楚。”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九二八”大逮捕,先是“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王文被捕,接着9月26日天津站站长曾澈被捕,随后天津站几乎被日伪一扫而空,组长陈资一、“军事专员”郑恩普均被捕。

郑恩普,大家应该还记得,曾与另一位老军头傅丹墀一同协助陈恭澍搞吉鸿昌的情报,我们前面说过的。

据陈恭澍回忆:“郑恩普先生,河南人,早年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十九年曾任新编第三军军长。”

因“吉鸿昌事件”,郑恩普和傅丹墀一起加入了天津站,郑后来娶了天津站的女情报员杨玉珊为妻。

陈恭澍说:“杨玉珊小姐精明干练,勇敢沉着,由于本案的杰出表现,成为我们工作上的优秀干部。因为她是天津情报组的联络员,经常与郑恩普接近;在郑恩普负责的军事组建立之后,天津站仍派杨玉珊与军事组联络,因是之故,郑、杨之间日久情生,遂结为夫妇。其后,他们夫妻患难与共,恩爱逾垣,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抗战爆发之后,王若僖等人组织“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郑恩普受军统委派,常驻该会,处理日常工作。

在乔家才不久前赴天津“视察”的时候,曾会见过郑恩普。他回忆说:

“抗战初期,天津英租界有一个中央核准成立的抗战组织‘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曾澈兄陪我访办事处时,只会晤到王若僖和郑恩普,郑恩普经常在那里办公,成为办事处的台柱。那时他四十七岁,我三十四岁。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工作进行虽然困难,彼此仍是充满信心。”

从乔家才的叙述看,郑恩普出生于1892年,属于老前辈了。

郑恩普曾在北平“晋谒”过孙中山,乔家才回忆郑的经历时说:“郑恩普早年作过王天纵的学生队队长,后参加樊钟秀的‘建国豫军’,这个名称是国父给他们的。樊钟秀很了不起,他的队伍可以从河南一直打到广东,帮助国父讨伐陈炯明,再从广东打回河南,这么长的路程,经过数省,一点损失也没有。军队团结力之强,可以想见。郑恩普参加过这样的部队,他的军事经验素养,自然不同凡俗。十四年(一九二五)国父北上,他在北平晋谒国父。国父病已很沉重,因为他是建国豫军的重要将领,慰勉有加。”

乔家才说:“郑恩普被捕后,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监牢里。遭受日本宪兵队非刑拷打,逼取口供,多次毒打,他执节不屈。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往肚里灌水,灌到肚涨如鼓,一人站在肚上蹦跳,肚痛欲裂,痛苦万分,但也没有逼出一句口供。”

在审讯中,日本人说:“日本人来中国,旨在中日两国共存共荣,你为什么要反日?”

郑听了说:“日本侵略中国,荣的是日本,亡的是中国,什么共存共荣?假如中国侵略日本,中国军队践踏日本东京,日本必然也要抗战。你如果不抵抗,你就不是日本人,是不是?”

郑恩普接着说:“你们可以摧残我的身体,不能屈服我的意志。”

据乔家才说:“郑恩普浩气凛然,日本宪兵队终于敬服,以后才不再用刑。”

抗战胜利以后,郑恩普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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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五十九)


在“九二八”大逮捕中同时被难的,还有天津站北宁组组长石慧麟。

石慧麟,祖籍山西大同,1912年生于河北保定。

据石慧麟的女儿石咏琦回忆:“父亲(字辉园)19岁就在南京加入国民党,他是1932.9-1935.7毕业于南京警官高等学校正科19期,当时的校长是陈又新。”

石咏琦所说的“南京警官高等学校”,即戴笠与李士珍你争我夺,闹得不休的那个“中央警官学校”。

说到“警官高等学校”,其实并不在南京,而在北平。

这话一说又长了。

在前清,中国还没有“警察”的概念,地方治安事务由军人统管,在北京,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即俗称的“九门提督”。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因慈禧太后已出逃,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乱得一塌糊涂。八国联军遂将北京按驻防地点分区划片,并临时招募了一些“巡捕”,维持治安。其中,日本军队方面的“顺天府日本警察衙门事务长官”叫川岛浪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于是找到清政府留守的“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与他签订了一个“合同”,试办“警务学堂”5年,由川岛任“监督”,这样,川岛浪速就成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的拓荒者。

同年,奕劻成立北京警察厅,任命为川岛浪速为总监,二品顶戴。中国的首都,警察大权居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与英国人赫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45年,其滑稽程度差相仿佛。

此后,肃亲王善耆负责警政事务,因他与川岛浪速原本就是好友,遂将自己的一个女儿送给川岛做养女,后改名为川岛芳子。

1905年,川岛浪速与奕劻签的“合同”到期,大清国收回“警务学堂”,改为“高等巡警学堂”,至此中国警察教育始脱离外国人的操纵。

1912年,民国成立,内务部又将“高等巡警学堂”改为“警察学校”,至1914年结束。此后,民国就没有统一的警政教育了,再加群雄割据。各省警政遂自行其是。

1918年,北京政府内政部警政司长王扬滨,根据民国元年颁发的《专设警校统一教育》的规划,建议设立“警官高等学校”。当年2月,以原“高等巡警学堂”、“警察学校”为班底的“警官高等学校”奉准成立,校址在北平东城北新桥。王扬滨辞去警政司长职务,专任“警官高等学校”教育长。

十年之后,1928年,北伐胜利,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王扬滨遂建议将“警官高等学校”迁至南京,此说正合国民党之意,于是即开始筹备此事,连南京的新校址都选好了。

恰在此时,东北易帜,北平成为东北军的地盘,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国民党任命东北军旅长鲍毓麟为北平市公安局长兼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校长,迁址一事遂成泡影。

1933年初,热河沦陷,北平危如累卵,迁址一说再起,这时,内外交困的张学良再也无法阻止南迁一事,鲍毓麟遂辞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一职,由南京方面委派陈又新为校长。

1934年3月,警官高等学校终于迁到南京。1936年4月,陈又新去职,李士珍继任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李曾赴日本留学,专习警政,后又赴欧美考察,很想在这个位置上大干一场,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仿照中央军官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之例,将警高改为中央警官学校”。

1936年9月1日,“中央警官学校”成立,蒋介石自任校长,以李士珍为教育长。

蒋同时决定,将戴笠任政治指导员、赵龙文任校长的浙江警官学校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央警官学校”,其在校学生列为“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三期。

问题在于,戴笠也在觊觎这个位置,现在居然落入李士珍之手,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四处活动,最终,在校长蒋介石之下,成立了一个叫做“校务委员会”的机构,成员包括戴笠、王固盘、李士珍、赵龙文和酆裕坤先生,而以戴笠为主任委员,总算出了一口气。

石慧麟是“中央警官学校”正科19期毕业,所以他入校的时候在北平,到毕业时时候却在南京。因此,乔家才说石慧麟系“北平警高毕业”,也不能完全算错。

石毕业以后回到北平,任北宁铁路警察署教练厅教官,抗战开始以后,任北宁铁路局前门警察段段长。此时,石慧麟已经加入了特务处,并任北宁组组长。在“九二八”大逮捕中,石亦暴露被捕。石咏琦回忆他父亲时说:

“他常常说起以前被日本鬼子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事情,那时候狱中受拷打酷刑的时候就是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据说是我爷爷卖掉两条街的商店才把他给救出来(买出来)的。”

同时被捕的陈资一,则于不久被枪决,享年41岁。

此后不久,军统局派倪中立前来恢复天建站,不久亦被捕就义。

至此,我们所能叫出名来的天津站被难人员为4人:王文、曾澈、陈资一、倪中立。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天津站的一个交通,即我们俗称为“女特务”的那种人。

这个人叫张秀君,安徽合肥人,临澧特训班毕业后被派到天津站当交通员。乔家才说:“她和马坤杰一同到达天津,马担任内勤,她负责交通,传递重要情报及电报。抗日杀奸团和天津区联系,由她负责。”

倪中立就义之后,军统又派张家铨继任天津站站长,不久亦暴露,幸亏张秀君得到消息,张家铨仅以身免。

乔家才回忆说:“这一天,她给抗团送一份电报,不知道接头处已经出了毛病,日本宪兵队派人守候在那里等着抓人,去一个捉一个。当她一只脚踏到门里,就感觉到情况不妙,正想退出来,已经来不及了,守候的人不准她再出去,要她坐在沙发上。张秀君最担心的,是身上携带的一张电报纸,如果被敌人搜出来,不就是杀头的证据吗?幸好守候的人并没有搜她身上。她必须赶快加以处理,她坐的沙发已经破烂,乘着看守的人不注意,她沉着坚定非常机警的把电报揉成一团,塞在沙发的破洞里,这才放了心。坐到傍晚,她被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再搜查一身上时。已经找不到任何证据了。”

在审讯中,日本人问:“你在抗日杀奸团担任什么职务?”

张秀君装傻说:“我是老百姓,不是甚么团。”

“那么你去抗日杀奸团的机关去干什么?明明是抗日分子,还想狡辩吗?”

“太君!我是找朋友找错了门牌,我的确不抗日呀?更不知道甚么机关。”

日本人大怒,狠抽了张秀君两记耳光,打得张“天翻地覆”。

乔家才说:“她曾面向墙壁站在那里,不准动一动。一站半天,站得两腿麻木,感觉到天昏地暗,真不是味道。她这个没有证据,没有其他牵连的女孩子,审讯不已,要想在她的身上压榨出些什么,居然剥去上衣抽打,最后压杠子,几乎把她的两腿压断,压得她死去活来,仍然没有什么口供,敌人也无计可施。”

乔家才说:“一连刑讯两个星期,压榨不出什么,才停止用刑,张秀君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在天津日本宪兵队关了三个月,移送到北平敌军司令部,经过一次五人军法会审,以抗日罪嫌,判了她三年徒刑。这次会审,被审判的只有三个人,又都是临澧训练班的同学,一位是吕继望,一位已忘记姓名,她们三个人系三个案件,没有牵连到一起。宣判完毕,送到炮局胡同的监牢里执行。”

抗战胜利以后,张秀君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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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六十)

短短的几天之内,天津站全军覆没,作为军统局的派赴华北视察的“大员”,乔家才必须要考虑下一步的工作了,他认为:“天津同北平的距离太近,息息相关,那里一出毛病,立刻可以影响到这里。北平必须避一避风头,有些无必要的行动工作,需要立刻停止进行。”

乔家才回忆说;“我把我的意见告知世光,他表面上表示接纳了我的意见,暗地里却仍在进行他的计划。他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打死一两个汉奸。”

周世光所依赖的行动人员,是不久前刚刚由重庆派来的李广和。

据李广和的下级、军统干部李俊才说:“李广和是山西襄垣县人,其家早年就信奉天主教,祖上是大地主兼大商贾,其胞兄李德和曾在山西为阎锡山搞盐务多年,李曾留学比利时,能操不熟练的法国语,听说返国后曾任过阎锡山的私人秘书或顾问。1939年被戴笠派至北平搞地工,据李自称,当时戴笠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军事特派员的名义。”

乔家才证实了李俊才的说法,他回忆说:“李广和,山西襄垣县人,住过太原的外国文言学校,他哥哥李德和办过盐务,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颇有势力。李广和豪强霸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抗日战争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里,跑到武汉。因为他是天主教徒,雷鸣远神父把他推荐给委员长,委员长批交戴雨农先生运用。李广和表面看来,笨头笨脑,说起话来,好象很老实,实际他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还会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说,他在华北能联络游击武力,于是以军事特派员名义,派到北平工作。”

李广和虽是乔家才的同乡,但他并非黄埔出身,因此乔原本并不认识他。乔回忆说:“二十八年夏天,我回华北视察工作,经周世光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

周世光私下里向乔家才抱怨说:“李广和以军事特派员来北平联络游击武力,实际上连个鬼都联络不上。他向戴先生乱吹牛,结果一筹莫展,无法交代。不过他很胆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区的行动组组长。”

对此,乔家才认为:“无论如何,一个人敢在敌区工作,总是值得赞佩的,我对李广和也不例外。九月间,天津失事,区长曾澈被捕,北平的环境也非常险恶,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进行行动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诉李广和不要轻举妄动,有甚么计划,希望他先告诉我,再考虑进行与否。”

此时的乔家才,当然还想不到,许多年之后,他的一条老命,差一点就断送在李广和手中。

对于周世光,乔家才非常担心,他认为:“照他(指周世光)那样干下去,会使北平的环境更为恶劣,势必招致一个极大的危机。此时为了北平工作的安全,必须立刻把世光调走,于是我于十月三日给重庆拍了一份紧急电报,报告天津工作被破坏以后,北平的危险情况,建议立刻把世光调回重庆。”

同时,乔家才准备自己去天津,恢复天津站。“根据革命者应当向危险方向走去的原则,我愿意到天津去,设法恢复那里的工作,察绥的工作尚未视察,请世光在回重庆途中,顺便代替我看看,然后由绥西返回重庆。同时为了防止北平可能发生危险,希望给我适当的权力,处理人事上的紧急问题。”

几天后,长期在河南工作的刘艺舟来到北平,准备接替马汉三的北平区区长职务。

刘艺舟,1893年生,河南修武人,军校六期毕业。

除了郑恩普,刘艺舟几乎是军统当中岁数最大的了(估计也是所有黄埔六期生中年龄最长的,1926年入学的时候已经34岁了,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才28岁)。

刘艺舟是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的骨干,1932年就以“黄埔毕业生调查处”的名义被派回开封工作,当时的负责人是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军校一期生萧洒,此后,萧洒成立“河南复兴社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后由刘艺舟接替,该会“秘书长”即前面多次说过的尚振声。

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成立河南站,正、副站长即由刘艺舟、尚振声分别担任。

西安事变之后,岳烛远接替了河南站站长。河南站副站长尚振声,在抗战开始后被调到京沪区任副区长。

乔家才回忆说:“当时军统局河南工作的负责人为刘艺舟,艺舟和戴先生是黄埔六期骑兵营同学,过从素密,交情很厚。河南为四战之地,民间武力强大。战争爆发后,艺舟想运用民枪组织游击部队,拥保安处副处长一期同学萧洒为司令,他为副司令。但是事先没有报告戴先生,未经戴先生允许。后来戴先生据报。说他组织游击队。一再命令制止,他已骑虎难下,没有立刻停止活动,结果,以违抗命令,把他同萧洒一齐关起来。”

不久抗战开始,戴笠将另一个河南籍的军统重要干部杨蔚调到河南,继任省保安处副处长,同时兼任河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乔家才说:

“我于民国二十七年到河南督察工作时,在开封看到杨蔚兄,他正担任这一项工作。因为他取代了萧洒的保安处副处长职务,河南部分黄埔同学对他颇有误会,以为萧洒和刘艺舟被关起来,与他有关系。其实,这是很冤枉的,因为此事发生时,杨蔚并未参与河南站的工作,戴先生决定处分萧、刘两位,他也不知道。可是,从此刘艺舟和杨蔚之间,终于造成了一些隔阂,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此时,戴笠将刘艺舟放出来,接任北平区区长。

乔家才回忆说:“世光对于行动工作,越来越积极,我尽了最大的力量,劝阻无效。没有过几天,河南刘艺舟兄来到北平,他是来接任北平区区长的,此时北平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风声鹤唳,艺舟兄希望我督促世光,早点交代,好另行部署。”

乔家才说:“因为汉三兄奉召赴香港,办理移交手续,自然是世光的责任,但是世光正在积极地进行他策划的行动工作,延迟了移交的时间,而我又没有奉到监交的命令,故只能劝说,不能作更进一步的干涉。我告诉世光,我已无逗留北平的必要,打算很快离开。”

临行,周世光找到他,问道:“你既要离开北平,对我有什么批评?”

乔家才听了说:“局本部既然派艺舟兄来接任区长,你就应该代表汉三,赶紧移交清楚。你已经被敌人抓去过一次,我不主张你仍旧留在北平。为了工作,为了你个人的安全,都应当避避风头,赶紧到后方去。”

周说:“我也知道在北平呆下去,非常危险,可是过去的行动工作,没有一次做成功,这几年来,成绩毫无,实在无脸面回重庆。我总想完成一件工作,然后光荣地回去。”

乔继续劝说道:“你的想法,我不认为正确。你的成绩再好,回去也是周世光,再不好仍旧是周世光。你要知道,你在北平工作了四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你现在回去,并没有什么不光荣。”

周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正进行一件工作,一旦成功,我就不会留恋北平了。”

乔听了警告说:“现在北平的情况如此恶劣,危险万状,绝对不能再干任何一件行动工作,你不接受我的忠告,一定会闹出乱子来,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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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周世光没有听从乔家才的劝告。



乔回忆说:“北平的情况岌岌可危,世光果然指挥着李广和的行动组开了枪,被打的并没有打死,但却给予敌人一个破获我们组织的线索。”



同时,由于乔始终没有接到重庆关于他接任天津站长的答复,他必须得离开北平了。乔家才说:“我的紧急电报发出去已经半个月,等候答复,却杳无消息,眼看着危机将要降临,而无法挽救。这里的任务早已完成,我不能再等待在北平,只好离开这里,继续视察我尚未看过的单位。



1939年10月17日,乔家才离开北平,他回忆说:



“十月十七日早晨,天空刚刚发亮,我就起来收拾行装,准备搭乘平绥车,到张家口去。秀夫每天上学,起得很早,一家人除开我们父子两人,都还在熟睡中。昨夜同妻说话很久,睡得很晚,我不忍叫醒她,秀夫夹着我的包袱,送我到胡同口外。妻为节省开支,去年从辅仁大学后身搬到西安门里居住。北平交通机构的同志已经被敌人抓去,据说押往前门车站,在敌人监视之下,守候着,指认我们同志,所以避免从前门上车。我从刘蓝塑胡同口走到西四牌楼,才叫到一部黄包车,一直拉到西直门车站,踏上平绥路列车的最末一节车箱。”



按:“秀夫”即乔家才的长子乔秀夫。



乔家才的目的地是察哈尔省首府——就在一个半月前的1939年9月1日,即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的同一天,“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刚刚在这里成立,并以张家口为“首府”,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他的“政府机构”都设在这里。



乔家才回忆说:“张家口算是旧地重游,民国二十六年春天,我曾来过一次,我爱张家口宁静朴素,更爱张家口的朋友们特别富于人情味儿。记得那一次来张家口,汉三兄陪我走出大境门,爬上对面的山顶,我给汉三拍了一张照片,他双手叉腰,真有不可一世的气盖。从山顶上面回头望那万里长城的重要门户大境门,门上刻着‘大好河山’四个大字。时间仅两年多一点,谁料河山如故,旗帜变色,景物依旧,人事全非,我们真愧对这‘大好河山’四个字。



按:“大境门”是长城重要关隘,“大好河山”这4个字于1927年由民国时期曾任察哈尔都统的高维岳书写,现门和题字都还在,十分难得。



刚上车,乔家才就遇到了大麻烦。



“一个中等身材,穿着便衣,态度凶狠,十足汉奸气派的中国人”,“恶狠狠地盯着”乔,问道:“姓什么?”



乔家才回忆说:“我来不及思索,张王李赵,最为顺口,所以冲口而出”:“姓张。”



“干什么的?”



“做买卖的。”乔家才回忆说:“我回答的也很快,毫不迟疑。这是对付汉奸检查人员的要诀,假如回答的稍为迟慢一点,若有所思,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做什么买卖?在什么地方?”



“颜料行,在北京前门大街。”



乔家才回忆说:“我们的院邻是山西平遥人,在前门外开颜料行,所以我像真的一样,顺口答复他。假如他再追问下去,问我卖些什么颜料,什么价钱,我对颜料一窍不通,可就惨啦。幸而他同我一样,不是内行,他胡问,我胡答,总算应付过去。”



“到什么地方去?”



“到张家口。”



“去张家口干什么?”



“看亲戚。”



“做买卖的人看什么亲戚?”



这话问得匪夷所思,于是乔“理直气壮”地说:“做买卖的人不能看亲戚吗?”



对方恼羞成怒,说:“我看你不是个好东西,解开衣服。”



乔家才回忆说:“他刚说完话,我赶快解开我的夹长袍和小夹袄,两手把农服敞开。他从领子一直揣摩到衣角,既而伸手揣摩我的裤裆,最后教我脱下鞋子,他把鞋子里的鞋垫揭起,仔细察看,好像已经知道我身上藏着什么重要文件似的,足足缠了有一刻多钟。”



乔家才说:“这家伙今天所注意的,完全是别人所疏忽的,而他所疏忽的,又是最平常的地方。他检查得虽然如此认真细密,可是他却没有检查我的大褂上的襟袋,这只襟袋里面装着一件东西,一旦被他搜出来,那就颇费口舌了。这一件东西是一枚布质的良民证,那是由锁赓元同志从石家庄警察所弄到的,上面写着姓冀,一个单名。今天在车上答话,又说姓张,这张、冀两个姓,将如何自圆其说呢?但是他偏偏不检查这一只口袋,是我的运气好吗?还是这家伙有些草包呢?总而言之,今天的错误,错在不应该坐在最末一节车箱里,一开头就碰上这个瘟神。”



这人搜了半天,一无所获地走了,乔趁人不注意,将那张假“良民证”塞在“坐位旁边的缝子里”。



好不容易挨到了张家口,麻烦又来了。乔回忆说:“走到车站出口处,我同另外两个穿长衣的人被留在左边的木栅子内,不准出站。一个东北口音的人,讲话非常野蛮,他来检查我的包袱,搜查我身上,问长问短,说我讲话讲不清楚,给了我一顿臭骂。眼看目前的景象,再回想车上的情况,今天真的要出什么岔子了。是车上通知他们来扣留我吗?否则他们为什么留住我,不准出站呢?”



这时,一张名片意外地解放了乔家才,乔回忆说:“他从我的夹袍襟袋里搜出一张杨金声的名片,拿在手里向我摇晃了一下,然后询问我:‘这是你的什么人? ’”



乔说:“我的表兄。”



“你为什么不早拿出这张名片来?”乔回忆说:“他的态度立刻变了样子,说话也客气的多了,不再检查,让我走开。当我离开木栅子,抬头一看,右边的木栅子里面,圈着更多穿长衣的人,还没有放走一个呢。”



杨金声,正是乔家才此行要访问的察哈尔站站长,公开身份是“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建设部长”,在军统干部中,有这样高“社会地位”的,还真不多见。



总算又过了一关,乔家才回忆说:“我离开车站,首先注意有没有人跟踪我,走过一段路子,转了两个弯,并没有发觉什么可疑的人,我才放心,叫了一辆人力车,去到河北张抚之同志的家里。”



张抚之是杨金声的搭档、察哈尔站的副站长兼书记,因杨在伪政府中有一些“公务”,因此由张抚之负责站务。



张抚之的公开身份是伪张家口市警察局的一个高级警官,同样具有很好的保护色,便于掩护工作。



乔家才说:“我把下车以后的情形告诉他,据他推想,大概是今天专检查穿长衣服的人,因为普遍检查,人力与时间都不许可,所以分类检查,今天检查穿长衣的人,明天也许专检查穿短衣服的人,我又获得一种新的经验。



与张抚之住在一起的,还有察哈尔站电台台长张子文。



乔家才在张家口住了五天,随即赶往山西大同,“视察”隶属于绥远站的大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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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组组长,又是乔家才的一位故人,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张存仁。



张存仁字静斋,山西灵丘人,与乔家才既是山西平民中学的同学,也是黄埔的同学。



乔家才回忆说:“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夏天,我决定到黄埔去,正在家中,等候南方的消息。不久接到告宝(苗培成)师从太原寄来的信,是用我们事先约好的暗语写的。他告诉我,接到亨甫(梁永泰)师的信,黄埔军校正在招生,要我赶紧动身,不要耽误。”



按:苗培成、梁永泰,都是乔家才在平民中学的老师。



平民中学是由国民党籍的山西人士创办的,多是北平毕业的大学生,其中苗培成就是国民党“一大”代表,后成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因此,也可以说平民中学就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大本营。



乔家才继续回忆说:“因此,离家南下,先到太原,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正太车到石家庄,转往北京,这是第一次出娘子关,离开山西。我到达北京,是六月中旬。先去看亨甫师,他住在王府大街定襄董镜如家的木厂里。后来山西当局参加北伐,亨甫师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



乔说:“到北京没有几天,就接到张敬斋(存仁)从太原寄给我的信,要我不要马上南下,在北京多等几天。因为还有好几位同学,也要去黄埔,我很欢迎。多有几位同学同行,再好不过,当然愿意等候他们。”



1926年7月,乔家才等十位山西青年一同前往广东投考黄埔。乔回忆说:



“七月中旬,平中同学张静斋、李冠三(封岚)、王正生(和众)和熊昌寿四位同学,陆续来到北京,又会合了山西省立第四中学的晋城张子仁(鸿惠)、黄汇川(应海)、魏志清和朔县的吴月卿、定襄的邢伯涵(渊经),一共十个人,相偕南下。为了安全,避开南方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盘据的地区,决定走海路,不走陆路。”



到了广州之后,乔等拜会了国民党大老丁维汾,并由他介绍,到“长堤天字码头黄埔入伍生部”报名。乔说:“经过极简单的考试,全部录取。八月二十九日到广州东北十里的沙河入伍,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一连。”



按:同去的十人中,熊昌寿、魏志清病故,其他8人均毕业,其中乔家才、张存仁、李封岚、王和众、张鸿惠5人先后加入军统。



1927年,“张黄事变”以后,乔、张均逃出黄埔,流落京沪,后来杭州成立军校学生总队,乔、张才“归队”,二次北伐开始,乔、张又一同参加了北伐宣传队。此后二人又回到军校,1929年5月毕业。



此后,二人又先后回到山西太原,张到母校平民中学、乔到山西省立一中当“训育员”。



乔家才回忆说:“第二年(指1932年),全国展开复兴救亡运动,准备对日本作战。戴雨农将军主持的情报机构,在南京成立。派靳易夫(军校五期毕业)兄回太原建立工作,我和静斋予以协助,参加了此项工作。”



此后,乔家才先是去做宪兵指导员,后又到北平,张存仁则一直在山西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军统局曾昙花一现般地成立了一个晋察绥边区,以曾当过北平区区长的李果谌为区长。乔家才说:“李系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一九二五 —— 一九二七)步科毕业,原名国琛,和汤恩伯及山西夏县王毓文为同期同学。时汤恩伯为第十三军军长,李果谌奉戴将军命,发展华北游击武力,征得汤恩伯同意,成立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拟向晋察绥边区发展。委派张静斋为先遣支队司令,相机向雁北绥远一带挺进。”



山西与“中央”的关系,即在抗战时期,亦十分微妙,阎锡山最反感的就是别人插足他的地盘,尽管此时太原已经岌岌可危,也不愿意“中央”势力入晋。当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于是他亲电汤恩伯,要他把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撤离山西。乔家才说:



“汤恩伯怕得罪阎司令长官,不说撤离不撤离,干脆来个十三军没有游击队组织,否定了李果谌的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就这样夭折了。”



此前,张存仁已经奉李果湛之命,以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的中校谍报参谋先期入晋,并参加了忻口会战。乔家才说:



“张静斋于忻口会战时,收容各部队失散的官兵,多达五百多人,枪支齐全,立刻组织成军,这些官兵都愿意跟他打游击。他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先遗支队司令,有了一营实力,成了名副其实的支队司令。他既奉李果谌的命令,准备向雁北挺进,为十三军游击队建立长城以北的根据地。而汤恩伯否认了十三军游击队的名义,李果谌只好离开山西,使张静斋的五百人成了无名义的游杂部队,没有保障,很难立脚。”



此后,张的这支“游击队”因人单势孤,无法立足,只好转移到晋西临县,恰好遇上刚刚从太原撤下来、准备退到绥远的傅作义部,即将张部缴械、收编,张本人则莫名其妙地被羁押。乔家才说:



“张静斋在临县看守所,足足关了半年,经中央一再交涉,一直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夏天,才被释放,到达西安。他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先遣支队司令,如昙花一现,就此结束。”



在地理位置上,山西属于华北,但在军统的序列上,却归西北区,因此,张存仁要回到西安报到。



此时,在西安坐镇的,是复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



在西安事变中,西北区垮台,因此,1937年初,戴笠派张毅夫到西安,重建西北区,其公开身份,是军委会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与许多人的看法截然相反,乔家才在回忆中,对张毅夫评价极低,说他是个“标准小人”。乔还说:“因为军统局的干部.多半是黄埔同学,人数众多,张毅夫非常妒忌,看来这些人很不顺眼,无形中予以打击。”



乔回忆说:“张静斋既是黄埔学生,现在落到张毅夫手中,成了被折磨的对象,很自然地成了牺牲者。他在西安被冷落了六七个月,受尽委曲。张静斋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张毅夫不给他痛快解决问题,使他非常恼怒,而又无可如何。他觉得在抗战的大时代,浪费半年光阴,闲着没有事干,实在不应该,太可惜了。一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天,才决定让他到大同去,建立敌后工作。”



当时,乔家才正在西北区所属的甘肃站当副站长,张存仁在赴大同的路上,曾给乔写了一封信,信中愤懑地说:“看到石头,我都生气。”



乔家才说:“我想,一个人受委屈,受到这种地步,情绪恶劣到看见石头都要生气,要他到敌后去工作,实在太危险了,不是一个好现象,我真为他担忧。”



此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将晋北13县分割出来,成立“晋北省”,以大同为“省会”。这样,军统大同组的地位,陡然重要起来。因此,此次“华北视察”,于公于私,乔家才都必须到大同去看看张存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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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大同,路上倒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乔家才很顺利地见到了以开自行车修理铺为掩护的张存仁。他回忆说:



“静斋开设了一间修理脚踏车的店铺,身穿大棉袍,手提长杆子旱烟袋,看起来,倒满像个开店铺的老板。去年我们从西安分手后,我到了兰州,不久他从山西进入敌区,到达大同。静斋勇敢负责,不失军人本色,我们同学同事足足十五个年头,我们的情谊绝非普通朋友可比,这次在敌区见面,各人的心中都感觉到格外亲切。我洗耳静听,他为我叙述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形,他是英雄,冒险家,真正的爱国者。他的工作兴趣极浓厚,他在大同城里有周密的布置,他还常常出城,跟城外的游击部队连络,他的干劲,我自愧望尘莫及。”



乔还赞扬说:“他对工作布置,很费过一番心计,非常周密。火车站有极可靠的同志,可以确实掌握平绥、同蒲两路的军运情况。伪晋北省各部门,都有他的同志,可以了解伪组织的一切活动。”



然而,张存仁在绥远站下边,受够了气,乔家才说:“军统局在平绥路沿线有两个单位,张家口的察哈尔站和归化城的绥远站。这两个单位都有电台,可以和重庆或兰州直接通报,过去成绩很好。大同组成立后,加强了平绥线的工作。可惜张静斋出发时,张毅夫不给他配置电台,大同组成立,通信只好借用绥远的电台,所以大同组就近归绥远站指挥。”



绥远站的站长,目前由马汉三的外甥、小字辈的陈烨如担任。



乔还说:“假如他从西安出发时,张毅夫不存心整他,扯他的后腿,给他配备一部无线电台,可以由大同和重庆及西安直接通报,他的成绩一定更为可观。现在一切情报,必须送到归绥,才能拍发重庆。一件重要情报。时间上吃了亏,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张存仁还有个副手叫赵维城,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公开身份是伪组织大同“新民会”成员。



在乔家才的回忆中,念念不忘的是山西的美食,上次在太原吃的是炸豆腐,这次变成了莜面,他说:



“静斋几乎顿顿拿上莜面犒劳来招待我。莜面是晋北的主要食品,因为性寒,磨面以前,先炒过一番,和面用开水,然后取一小块面,推成薄薄一长条,再卷成人拇指粗的圆筒,把一个一个圆筒竖立在蒸笼里,上锅蒸熟,当犒劳出笼的时候,香气四溢,为任何面类所不及。吃莜麦面犒劳,最好蘸上羊肉丁熬成的羊汤,送到口里,味道香美。我最爱吃莜面犒劳,在我们家乡,尚可吃得到,离开山西,就只能想想,永远再吃不上了。”



正吃得“口滑”,刚刚从北平逃出来的陈烨如来了,带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北平站全体失事。乔回忆说:



“我到大同的第四天晚上,绥远站站长陈烨如同志从北平来。他说世光同组长安徽陈汉卿同志等多人已经于二十四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无疑地,北平的工作已经遭受空前的打击,并且会影响到平绥在线的组织。”



事后,经乔家才多方了解情况,北平站的出事的缘由及损失如下:“二十八年中秋过后一天。天津区区长曾澈,组长陈资一、军事专员郑恩普先后被捕。从天津波及北平,十月二十四日,副区长周世光、电台张依道、组长陈国瑞,书记杨英俊、杨福全,组员王汉云、武田寿等被捕。陈国瑞及周世光都被杀害。”



按:陈国瑞,即杨玉珊的弟弟、在“吉鸿昌案”中一脚踢开房门的那个愣小伙。“立功”之后,陈正式加入“团体”,先是在特务队长刘乙光手下当看守,后被调回北平。



在北平大劫难中,唯一脱险的,是尚未正式上任的北平区“候任”区长刘艺舟。乔家才说:“北平区区长原是马汉三,出事以前,已经换了刘艺舟。周世光想完成一件除奸工作,交代拖延了时间。刘艺舟虽然到了北平,还没有实际负责。他不知道周世光已经被捕,一脚踏进接头处,也被逮捕了,在日本宪兵队关了三天。也许是因为宪兵队关的人太多,有所疏忽,他伪称商人,经过一番讯问,居然获释了。”



想到平津迭遭破坏,乔家才非常难过,他自责地说:“我到过天津,救不了曾澈兄和资一兄,到过北平,又救不了世光和其他受难的同志,内心痛苦,无以复加,大家呆呆地坐在热炕上,好半天没有作声。这一夜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眠,本来我不习惯睡热炕,再加上资一、世光、曾澈诸兄的影子像电影似的,在我的脑子里出现,我们都是多年的生死患难朋友,他们一旦遭遇这样的不幸,实在是不能忘怀的。”



无论如何,工作还要做,次日,乔家才与陈烨如一起来到归化城,继续视察绥远站。



按:“归化”、“绥远”,均指今呼和浩特。“归化”是明朝的老城,“绥远”是清朝的新城,后合称“归绥”,“蒙疆自治政府”成立后,曾将其改称为“厚和”市。



在这里,乔家才还见到了陈烨如的副手赵文蔚,赵字涵忱,察哈尔人。乔回忆说:“第二天夜里,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谈论工作,陈烨如同志牢骚满腹,好像国家和团体有千万个对不起他。”



乔见状,即劝他说:“同志,国家和团体待你并不薄,你应当知足才对。”



陈并不买账,说:“我们出生入死,一个月拿这点子钱,还说不薄,哼。”



乔形容说:“他自己一点也不觉得错误,自以为非常得意,态度语气傲慢到不能再傲慢。”



作为马汉三的外甥,陈烨如本是乔家才的晚辈,论在军统中的资历,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再想到自己的老同学张存仁在陈手下受的气,乔家才怫然不悦,当即拉下脸孔,开始教训:



“三年前,你在张家口担任抄写的工作,每一个月只拿到三十块钱,现在则拿到一百五十元,在短短的三年里头,你的待遇增加了五倍,你还不知满足。好!再瞧瞧我吧!三年前,我做北平站长,我的待遇是每月一百四十元,现在仍旧是拿这么多,在三年里头我没有增加一分钱。假如我也学你,斤斤两两地计较,我不是应该造反吗?”



乔越说越生气:“你说你出生入死,我呢?不是同你一样在此地说话吗?你能说我不算出生入死吗?也许你会说你的工作好,所以仅仅三年工夫,就增加了五倍待遇,难道说我在这三年里头,连你的一半也比不上吗?我敢说,我对国家,对工作,都比你的供献多得多。”



乔痛下针砭:“论资历吧,你不过小学毕业,参加工作不过四五年,我呢?资历总此你高一些吧?工作也比你久的多吧?但是我现在的待遇,每月比你还少拿十元钱,我觉得已经拿得够多了,而你却很不满足。”



说到这儿,乔家才开始讲大道理:“你要知道,抗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的神圣责任,我们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子孙不作奴隶,才来参加这一项神圣的工作,并不是为赚钱而来的。国家在长期抗战的情况下,战费浩繁,税收减少,财政如何困难?而你的待遇增加得如此多,如此快,你不但不知感激,反而牢骚满腹,说国家对不起你。”



最后,乔家才告诫说:“同志,把头脑冷静下来,好好反省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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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自己的下级赵文蔚,被乔家才这一通数落,陈烨如面红耳赤,恼羞成怒,恫吓说:“请你说话小心点,把声音压低些,隔壁住的是日本人。”



乔家才听了,怒气勃发:“你以为拿上日本人就可以吓倒我吗,我告诉你,我如果害怕日本人,就不会到这里来。”



乔拿出长辈的身份,痛斥说:“你这样狂妄,都是马先生把你惯坏的,我今天必须纠正你,教训你。马先生常说你有神经病,不能受刺激,实际上你是装疯卖傻,你比谁都清楚,拿上神经病做幌子,才会嚣张到今天这种地步。”



这回陈烨如不敢再回嘴,“转身走出屋子”。



乔家才说:“涵忱兄平日呕尽他的气,今天听我说话,密不作声,有时暗自点头。对他的嚣张态度,有时摇摇头。他离开房子以后,涵忱同我都没有说话。烨如同日本特务机关有点关系,他胆子再大,也不敢去告密。”



乔回忆说:“过了大约有一刻钟的工夫,他从院子里返回房间,态度转变的判若两人,面露笑容,向我道歉,表示他自已错了,我才答应他,从明天起,开始看工作。我不存任何成见,绥远的一切情形,必须同每一位同志接触后,才能得到一个客观的结论。我对陈烨如同志所以用这种严厉的态度,完全是基于责任感,对一个幼稚而自以为有靠山的青年,应该给他一些教训。”



次日,乔家才即开始“视察”绥远站的工作。绥远是马汉三起家的地方,潜伏人员相当多,有些还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乔家才首先拜访了电台台长张世杰,乔说他“忠实负责,技术烂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技术同志”。



此外,在伪蒙古军中,马汉三安排了相当多的内线,与乔家才晤面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阚毓华。乔回忆说:“伪蒙古军司令部的收发阚毓华是我们最得力的同志,他埋头苦干,不声不响,对于团家最忠诚,对于工作最热心。经过他的手,蒙古军的军事情况,日本军队同蒙古军联合作战计划,我们很快可以得到。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吴钧玉,吴本是德王手下的红人,后又成为李守信的心腹,让他到“蒙古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当了情报科科长。乔家才说: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武钧玉,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同志,他是东北人,因为老早尝到亡国的滋味,所以爱国心特别强些。他对祖国的希望太殷切了,反而感觉到有些失望。电台架设在他的家里,由他负责掩护,我们对于一位如此重要的同志,绝不能让他心中存有些微的疑窦。有一天他请我在他家里吃了一餐晚饭,饭后谈了好几个钟头,他所希望了解的问题,我切切实实给他解释清楚,他想知道的情况,就我所知道的,详详细细告诉他,结果他感到非常满意。”



乔家才赞扬说:“我们在绥远的工作,深入切实,布置非常周密适当,工作同志又很健全忠实,实为他处所不及,这一切的的确确是汉三兄多年来脚踏实地,辛苦工作,所打下的基础,绝非侥幸可以获得的。”



事实上,马汉三安在德王身边最重要的棋子,是厚和市警察局局长那木尔,汉名为刘建华。



刘建华是德王的“亲信”,早在1934年8月,德王亲信韩凤林因暗通日本而被密捕时,德王就购买了军马三百匹,并派他的姨夫补英达赖和刘建华作为“特使”送往南京军政部,以斡旋此事。



1936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即开始建立伪蒙古军,下辖两个军,第二军军长由德王自兼,以刘建华为宪兵队长。1937年10月,“军政府”改名“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归绥为“首都”,并改名为厚和豪特(后简化为厚和)特别市,以刘建华为厚和市警察局局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王暗通蒋介石,就是由刘建华牵线、马汉三策动的。



那是1939年夏天的事,德王回忆说:“我曾与日寇发生过主奴之争,特别是在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上的争执以后,我就有了出走的打算。这时,日本驻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酒井隆,因我的态度突然消沉,也引起他的怀疑和注意,这我就更不能不谋早日出走了。但是,走向何方呢?反复思考,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更不愿投向中国共产党,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以投靠蒋介石为宜。因为我知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承认蒙古封建制度的存在,还掌握着大量的军队,有统治中国的力量。更认为我和蒋介石还有过一段政治关系,总觉得他还赏识我。总之,是反动的封建阶级本质支配着我要重走这条路。出走的方向决定了,又考虑采取哪条路走向重庆。”



德王回忆说:“(我)忽然想起厚和市警察局长那木尔(刘建华)曾向我说过,蒋介石派来工作人员,劝我与其联络。因为当时日本人还敷衍我,使我过得去,我就对刘建华严辞拒绝,表示绝不搞这一套,以免惹起麻烦和危险。以后刘建华也再未和我提及此事。这时我既然决定出走,觉得刘建华是联络引线(的合适人选)。



不久后,德王借口“视察”前往厚和,并秘密召见了刘建华。刘听了德王的意思,即说:“有蒋介石派来的高荣少将,现在萨县工作,已经取得联络,近日即来此地。”



德王回忆说:“我当即密嘱刘建华,一俟高荣到后,在新城建设厅巷我的官邸相见。俟刘建华陪同高荣见我时,我把打算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告诉高荣,希望我到达苏、蒙时,重庆能照会苏、蒙准许我通过,转赴重庆。”



高荣当即答复说:“这个事情很重要,需要我亲自去重庆请示蒋委员长。”



德王问:“什么时候能答复我?”



高荣说:“往返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此后不久,刘建华报告德王说:“高荣见您后,认为得到意外收获,现已返重庆进行联络去了。”



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还不见消息,德王很着急,正打算找刘建华问时,刘忽然来到张家口,报告说:“好险哪,听说高荣返经平津,几乎被捕。但是还好,高荣逃脱了,我们的事情还不至于败露。”



按:看时间,此时正是“九二八”大逮捕前后,差点把高荣也“打在网里”。



德王回忆说:“嗣后高荣再也未来见我,这一段秘密联络,就暂告中止了。”



这时,马汉三出现了,德王回忆说:“高荣虽然沓无踪影,联络一时中断,但驻在陕坝的军统负责人员马汉三(当时化名马龙文),潜来厚和活动。这时和军统发生关系的有巴彦塔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科长梁芝祥,托克托县长肖兆庚,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等。但做我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梁芝祥。



按:“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即乔家才回忆录中的“武钧玉”,本名吴钧玉。



不久后,德王到厚和办事,梁芝祥给他送来一封重庆来的密电,电文大意是:“佛君(德王的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



电报的署名是蒋介石的侍一处主任、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



德王看了嘱咐梁芝祥说:“这是极为秘密而且是关系重要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



梁芝祥很“郑重”地说:“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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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回忆说:“我返回张家口不久,梁芝祥又来见我,带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派我为蒙古自治委员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司令,派李守信为热河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司令的任命状。”



梁芝祥还对德王说:“李守信的任命状是李叫我带给主席看的。为了避免检查起见,特由吴君玉穿着军装带到张家口交我的。”



德王当即把委任状收下,认为可以作为“出走通过外蒙和苏联的凭证”。并问梁芝祥:“厚和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吗?”



梁说:“还有一个马龙文。”



德王回忆说:“我当即嘱咐梁芝祥速返厚和,通知马龙文密来张家口与我见面。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梁芝祥当将他的名片,取出一张分为两半,一半交给我,一半由他带回交给马龙文,备作前来见我时的暗号和凭证。”



不久,马汉三潜来张家口,由德王的亲信赛吉尔胡领来相见,德王见“暗号凭证相符”,就令召见。



见到马汉三,德王说:“前次我和高荣联络,提出取道北路通过外蒙、苏联,转赴重庆;嗣由梁芝祥给我转来复电,叫我取道包头这条路前往。经我详细考虑,认为这条路赴渝,很不妥当。因为这条路必须经过包头,渡过黄河,日本军警岗哨很多,并且我是‘主席’,举止行动,惹人注意,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察觉。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蒋委员长,仍准取道北路赴渝,并请蒋委员长照会苏、蒙,对我不要留难。”



马听了,答应“转告请示”,并说军统“在张家口的联络和掩护机关是私立华北医院,今后来往密电或文件,均由该院转递”。



不久,“华北医院”给德王转来署名贺耀祖的复电,大意说:“德总司令,取道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因为诺门汗事件业已和平解决,日苏关系已趋和缓,台端如果取道北路南来,通过苏联时,有被日本引渡过去的危险,仍宜另寻别途南来。如果无道路可寻,希勿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德王看了,即通过“华北医院”召来马汉三,说:“现在我已接到复电,知道蒋委员长不叫我取道北路赴渝,是对我深切的关怀,我至为感谢。今后只有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办理。并请你再次转请蒋委员长,准许在伊克昭盟也成立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这样一来,那边的自治政府和这边的联合自治政府便形成对立的局面,日本方面为了避免那边的争取,可能放松对我的控制,我就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训练军民,以待将来’的工作。



马汉三听了说:“我一定把你这个意见转报蒋委员长考虑。”



想不到,就在这个当口,军统平津两地接连出事,并有向察绥一带扩展的危险迹象,察哈尔站书记张抚之给乔家才带来一个口信:“敌人宪兵队通知警察局:‘蓝衣社乔某张某二人在蒙疆一带活动。’



对此,乔家才判断:“张某不是指季春,就是指桐岗,乔某无疑地是指着我自己。从这一个消息看来,我的行动已被敌人注意,这是北平工作被破坏以后的必然结果。由于华北工作,横的关系太多,牵一发而动全局,平绥线上的组织,也已面临危险的边缘了。”



因绥远的工作已经视察完毕,乔准备二次前往山西、视察自己华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山西站的情况之后,就可以回重庆复命了。



这时,乔接到军统局本部的一通电报,令他赴北平处理善后事宜:“北平工作被破坏,希兄星夜赴平,迟去一分钟,则失去一分钟的效用。”



对此,乔认为:“防范于未然,尚可挽救浩劫,现在已经不堪收拾,敌人在捉拿我,我去北平,不但没有用处,反而会影响察绥工作的安全。”



于是,乔复电重庆:“说明其中原委,并告知重庆,我已动身赴太原,督察山西站的工作。”



为减少路上的麻烦,乔家才托吴钧玉给办了一张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护照”,即离开厚和前往山西大同。



“果然一张护照在手,万事通顺。”乔回忆说:“到达大同,不要排队,不经检查,我就走出车站,在静斋那里住了两天。”



不知道张存仁是否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乔回忆说:“因为这一次分别又不知何年才能重逢,彼此好像有许多话要说而又说不完似的,本来预备在大同只停留一夜,静斋硬要我多住一天,我也不忍离去。”



乔家才说:“上次到太原,因为接头地点错误,白跑一趟,这一次到太原去,静斋告知我灵丘李继先(希绍)兄的住址,不会再像上一次那样狼狈了。静斋亲自送我到车站,一直等到开车。”



此时,乔家才还不知道,这便是他与张存仁这位15年的老同学的永诀了。



经同蒲路列车入长城,乔家才顺利抵达太原,找到了住在王家巷二号的山西站副站长“李继先兄”。



李继先,本名李希绍,山西灵丘人,“继先”是他的字。



乔家才原本并不认识李希绍,但有所耳闻,他回忆说:“继先兄系民国二十七年春天才从汉口回到太原,奉命打进伪组织,以便掩护工作。记得我从北平回到武汉,有一天在汉口看到湖南李肖白兄,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位在太原很有办法的医生,前两天才派回去,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他虽然没有告诉我姓甚名谁,也已猜出十之八九。”



乔还说:“继先兄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他长于交际,更因为他对人的态度非常友善,喜欢帮别人的忙,所以朋友特别多。他在七七事变以前,任山西医院的院长,在山西的人事关系非常良好,回到太原后,在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处弄到一个掩护工作的职务,同山西伪组织的中上级人员颇多往来,所以在汉奸圈子里相当活跃,知道的事情也特别多,真如肖白兄所说的,对于工作上供献很大,成绩非常可观。”



通过李希绍的引荐,乔家才见到了他的又一位同乡、山西站站长薄有錂。



薄有錂是山西应县人,军校四期经理科毕业。由于薄是学财会的,所以他开了一家商店作为掩护,乔家才说:



“有錂兄系军校第四期同学,受过特种工作训练,富于工作经验。他在帽儿巷开了一间小商店,居然也变成了商店的老板,平常穿一件大棉袍,把两只手统在袖筒里,搁在胸前,的确像一个地道山西买卖人。当他走起路来,老是低着头慢腾腾地,好像不管任何闲事的样子,实际上,他并没有忽略前后左右的一切事物。”



相比于察、绥两站,山西站的机构就大得多了。薄有錂向乔介绍说:



“山西站下面设有几个组:正太路的中点阳泉是一个产煤的区域,北平最出名的红煤,就是指着阳泉的煤炭而言。保晋煤矿公司设在火车站附近,有好几个产煤的矿场,另外还有一个炼钢厂,所以阳泉不但在交通上占有重要地位,即在工业上也很重要。汾阳为晋西重镇,是太原通往军渡公路的中点,同蒲路有支线通到汾阳,从太原到陕北和宁夏,必须打汾阳经过。长治系白晋铁路的终点,上党的重要身份,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伪组织在长治设有道尹公署。这几个重要的地方,我们都设有一个组,由受过特种工作训练的干部担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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