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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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山西站下还有一个独立的太原组,薄有錂说:“山西的机构系双层布置,除了山西站外,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单位太原组,直接同重庆连系,由定襄郭秀峰兄负责。山西站和太原组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这种布置的用意,在防备万一有一个组织出了毛病,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可以照常工作,情报不会中断。”



视察了太原的工作,乔甚为满意,他说:“太原的同志们工作情绪都很高,内勤工作同志只有河北石锡禄和商玉振两位同志,虽然工作忙碌,因为他们不怕辛劳,努力异常,所以业务处理的有条不紊。电台台长魏荣同志的技术很好,工作很踏实。外勤同志如甘昌生、杨镜明等同志都有很好的掩护职业,工作成绩良好。”



在山西,乔家才还认识了一位奇人——郝亚雄。



郝亚雄,生于1888年,山西汾阳人。



郝亚雄是留英的,学机械,乔家才介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他帮助英国人卜尔德回中国招募五千名华工,到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方工作。后来中国组织观战团,他担任翻译,再随观战团到欧洲,驻在巴黎。因为不时到前线活动。被德国飞机炸伤。成了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兵。”



此后,郝回到家乡山西经商,他长袖善舞,不仅在太原独资经营着“义协信”和“义成信”两家公司,还成为晋裕公司的股东。



按:晋裕公司就是卖汾酒的。1915年,由山西汾阳杏花村民营作坊“义泉涌”制作的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甲等奖章,名扬四海,当时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很高兴,于是令有关部门想办法推广汾酒。在政府的介入下,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汾酒的推广和销售,“义泉涌”则只管造酒。



晋裕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作坊式的“义泉涌”与他根本匹配不上,利润完全出在了流通领域,“义泉涌”的酒造得越多反而赔得越多。到1932年,“义泉涌”在商业运作中被挤垮,由晋裕公司收购,从此,“杏花村”的汾酒品牌就归了晋裕公司。



抗战爆发,戴笠在临澧举办特训班,郝亚雄命自己的女儿郝采莲入班受训。乔家才说:“二十六年冬,郝亚雄亲送爱女到郑州,乘平汉车南下,转往湖南。他由王介夫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在汉口和戴笠先生见面,鼓励有加。时太原业已沦陷,郝亚雄奉命回太原工作。返回西安,从晋西转往太原。”



按:王介夫,即王和众,字正生,在一些军统老人的回忆中,有时也写作“王杰夫”。王和众与乔家才、李封岚三人,是山西太原平民中学、黄埔军校第六期和特务处杭训班的三度同学。乔主持北平第一站期间,王、李均在他手下工作。



回到太原以后,郝亚雄成为山西站的“交通员”:“郝亚雄住五福庵十三号,主持山西站的交通。他在崔家巷六号开设有义成信货栈,独资经营,也作为山西站的接头机关,后果如何?他毫不顾虑。因为工作关系,郝亚雄几乎每天要到王家巷二号一趟,所以我们天天见面。”



乔家才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1888年),我只有三十四岁,比我大了一十七岁。他以五十一高龄,爱国心情那样炽热。工作精神那样旺盛。令人钦佩。郝亚雄不计名位,不怕危险,气概激昂。视死如归。得未曾有。当时华北各地的经费,由重庆汇到天津英租界总会计叶震,再由各站组派人到天津领取。



按:叶震,1908年生,浙江松阳人。



叶震是军统资深财会人员,在抗战期间对日伪的经济作战中有出色表现。但叶震的名气远不如其令妹,那就是后来成为胡宗南夫人的叶霞翟。



乔家才回忆说:“在敌区行路很难,人人视为畏途。山西站的经费,都由郝亚雄赴天津洽领。他来往敌区,不把日本宪兵队放在眼里。有时现款携带不便,必须购成货物,运回太原,再把货物变卖,换回现款,好像真在做生意,其实赚出钱来,涓滴归公。修理电机所需要的器材。有时在太原购买不到,必须到天津采购补充,也由郝亚雄一肩承担,他从来不顾虑购运电信材料,假如被敌人出发生危险,那种勇往迈进的精神,真是老当益壮。”



乔赞扬说:“我在太原停留半个多月,为时虽然短暂,了解郝亚雄的工作精神,的确十分难得。”



在太原,乔家才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中央大员”的瘾——首先是太原美食,薄有錂他们请乔家才品尝一种叫做“头脑”的小吃。乔回忆说:



“这一次回到太原,不但每天早上要去清和园吃‘头脑’,连日本料理都吃过了。‘头脑’是太原市上特有的早餐,而清和园的‘头脑’更出名。‘头脑’的做法系把整块的肥羊肉煮烂,将肉捞出来,然后在羊肉汤内加上些做山西黄洒的酒糟水,更加上蒸熟的面粉,使羊肉汤成为糊汤。吃的时候,每一碗糊汤里放两块核桃大小的炽热羊肉,几块长山药,几片莲藕,如果喜欢,再加上些盐韭菜,不加任何作料。吃‘头脑’要泡一种叫做‘帽盒’的硬面饼,帽盒有苹果大小,中心是空的,除了吃头脑,很少有人单独吃帽盒的。”



乔虽然是山西人,却没有吃过“头脑”,他回忆说:“头一两次吃‘头脑’,真是难以下咽,因为酸甜苦辣一样味道都没有,却有股酒糟味。可是两次吃过以后,好像吃上瘾似的,每天早上,两条腿会不自主地跑到清和园。”



由于“头脑”给乔留下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他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爱吃这个东西。此后某次,戴笠到西北视察,乔家才特意请老板品尝这种“美食”,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戴笠是浙江人,连羊肉味都闻不得,这种东西,岂能入口!结果搞得十分尴尬。



这天,李希绍又很热情地请乔家才听家乡戏山西梆子,乔说:“我怕遇到熟人,弄出麻烦来。他说不要紧,化装一下就行了,给我找来一顶土耳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向前一按,又给我戴了一付平光眼镜,然后端详了好半天,给我一面镜子让自己照照看。果然我的面貌好像有些走样,这样也许可以混过去,只好跟他去欣赏一次家乡的戏剧。”



那天的戏是吉凤贞的“乾坤带”和丁果仙的“八件农”,名家名戏,尤其是丁果仙,乔家才说:



“丁果仙以坤伶唱须生,有点像平剧的孟小冬,因为她的唱工,做工,道白都到了升华的程度,所以她在山西梆子里的地位,简直像京剧里的余叔岩。丁果仙在北平演唱时,每天满座,马连良都要去听她的戏,并且同她交换过剧本,马连良以‘四进士’交换丁果仙的‘下河东’。”



正在优哉游哉之际,重庆的命令到了,严令乔家才必须返回北平,对此,薄有錂、李希绍认为不妥,并“极力阻止”乔前往:“他们认为北平的同志既然全部认识我,那里的组织已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敌人又在平绥路捉拿我,必定会利用被捕的同志到处认人,那么我去北平,不但难以存身,难以活动,简直是自投罗网,去作无谓的牺牲。”



换句话说,对于北平被捕战友的“忠贞”程度,薄、李均不敢做过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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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之后,乔家才的太太郭同梅从北平回来了,但已经精神失常。



乔家才回忆说:“(她)手持一把小瓷壶,不停地喝着壶里面的冷开水,刚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再坐下,起起坐坐,口中念念有辞。她看见我回到家里,那种神情,表示完全不相信,好像看到鬼一样,摇摇头,再把脸扭过去。妻的脖子前面,新增加了一条两寸长的伤疤,那将成为永久的纪念,不会褪掉。”



“老岳母虽然饱受惊骇,经过两个月的折磨和辛苦,并且还挨过敌人一顿打,可是精神很不差,他看见我真的仍旧活在人间,喜出望外。自从妻被捕、自刎、住院,孩子们完全靠他老人家照顾,度过漫长的岁月。”



事后几天,乔陆续了解到了当时的情况:



“世光他们被捕后两三天,敌人就到我的寓所捉拿我,他们扑了一个空,并不甘心,于是在妻的身上打主意。在他们想来,我藏在哪里,妻一定知道,于是把她捉到沙滩宪兵队,拷问我的行踪,拷问北平的组织情形,结果一问三不知,敌人光火了,揍她一顿再问,还是不知道。过了一天,又问她,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更生气,灌了她一桶冷水。”



乔家才说:“说实在话,的确妻什么也不知道,她很清楚,对于我们的工作,知道的越少越好,顶好一点也不知道,所以在平时她绝不闻问有关工作的任何情形。”



“她在敌人宪兵队,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一点也不饿,就是觉得口渴难挨,可是每天供给喝的水,有一定的时间,水少人多,一抢而光,她又没有盛水的东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脱下脚上的鞋子,才抢到一点水喝。”



“敌人在妻的身上压榨不出什么东西来,仍旧把她送回寓所。并且告诉她,我已经被捉住了。家里住了三个汉奸,有时日本宪兵还要去看看,只要有人走进院子,就被扣留起来,他们的目的是守候我回去。妻虽然没有读过书,可是她很刚强,很懂事理,对于成仁就义的道理,颇有领悟。她知道不能从她口中说出一句有关系的话,即使说出来,敌人也不会放松她,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麻烦。”



乔家才说:“她又相信了敌人说的话,以为我真披捉住,捉住只有一条死路。她觉得丈夫已经死定了,她又何必再受敌人的折磨呢?假如再来非刑拷打,她也受不了,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于是她将一只金手镯截成三段,吞到肚子里,没有想到,过了一天金子同大便一同拉下来,没有死成功。”



“又隔了两天,地又偷偷地用切菜刀抹脖子,食道被她割断。老岳母发现她自刎,立刻呼救,监视她的那几个汉奸,才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红十字会医院,因为伤势太重,拒不收容。最后送到协和医院,才将食道接起来,缝好伤口。”



乔家才有四个孩子,除长子秀夫外,后面三个都是女儿,长女生于太原故名秀原;次女即前面说过的、1937年生于沦陷的北平,由乔家才亲自接生,名秀平;三女儿此时还未出生。



乔家出事时,乔秀原6岁,许多年之后,她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第二次抄家,我记得,日本宪兵审问母亲时,我站在母亲的身后。日本宪兵为了抓父亲,留守在家,对母亲进行了严刑拷打、审问、监禁。母亲从未供出一个人,最终逼得母亲自杀。记得那天夜里,我们挤在一个床上,半夜姥姥呼喊救命,我们惊醒,睁眼所见,满床鲜血,母亲倒在血泊中,最后幸而被救活。”



乔家才回忆说:“她住在协和医院,还是想死,企图从楼窗跳下去,被人家拦住,没有跳成功。医院里怕她再跳楼,把她的两脚两手绑在病床上,不让动弹。等到伤口长好,赶出医院的时候,才把她放开。”



“住协和医院的一切费用,敌人和汉奸们不负责,必须自己照付,同时还得供奉住在家里的三个汉奸吃喝,岳老太太又不是财神,变不出钱来,只好把家里的衣服首饰家俱,能当押的当押,能变卖的变卖,不到两个月的光景,已经家徒四壁,无法生活下去。”



“敌人守株待兔,既无结果,现在又不能让老弱妇孺五口人活活饿死,只好让她们离开北平,同老家去生活。敌人在妻的衣襟上缝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布条,又有杂货铺的老东家平遥粱先生照顾,听以一路上很顺利。到了太原,梁先生知道她们回家没有什么问题了,才放心回他自己的家里去。”



乔家才痛心地说:“多少年来,妻跟着我饱受惊骇,过着不宁静的生活,现在又折磨成这个样子。虽然,她为抗战流出她的鲜血,留下光荣的伤疤,可是这一次的惊险和苦痛,实在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够承担了的。她的灾难来临,完全因为她是我的妻的原故,我真够得上一个最不好的丈夫了。”



乔家才说:“妻似有好些话想同我说,可是家里人太多了,母亲又没有给我们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晚上母亲、岳母同妻睡在东里间,我同六弟睡在西里问。在旧式家庭里面长大的男女,是拘谨的,不能放肆的,旧家庭里面夫妻说话的机会只有在夜间,可是我们被隔离了。我深信妻的精神失常,是因为精神负担太重,暂时的现象。她吞金、自刎、跳楼,再三企图自杀,可知她的理智还没有丧失。假如时间允许,经过相当的安慰和休息,很快可以全愈的。”



但是,乔家才没有这个时间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遵照戴笠的指示“速返渝”。他说:“但是我不能留在家里,又将抛下她,踏上征途,我自己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出来。”



1940年2月,乔家才辗转来到西安,见到了西北区区长李人士。



李人士,字海怀,湖南醴陵人,1906年生,军校六期毕业。



在军统中,李人士与平江李崇诗、汨罗李肖白并称“湖南三李”,其中,李人士进入“团体”是最早的,1932年特务处一成立即加入,最初在本部搞情报,后任湖南站站长。沈醉在回忆中曾提及: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此后,李人士接替张毅夫当了西北区区长。



见到历经千辛万苦归来的乔家才,李人士夫妇摆酒为他“洗尘”



乔家才回忆说:“(李人士)看见我身穿黑布棉袍,头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等到听完我叙述华北同志可歌可泣的壮烈事实,却又淌下眼泪来。”



1940年3月,乔家才终于回到重庆,结束了这趟令人痛心的华北“视察”,他回忆说:



“自从离开兰州,到返回重庆,差不多飞行了两千航空公里,航行了一千六百海里,火车三千公里,汽车两千多公里,徒步或骑毛驴一干多华里。所用的交通工具,从最原始的两条腿,到代步的四条腿,从脚踏车到汽车、火车、邮船、飞机。在中国的广大领士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绕了几个小圈子,视察过敌后四省两特别市九个单位,接触过将近两百位敌后工作同志,但是,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旅行。我视察过的地区,并没有防止住恶运降临,组织一再被敌人破坏,同志一再被敌人杀害。”



然而,华北同志的“恶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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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出事,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平区的“候任”区长刘艺舟。乔家才回忆说:“我离开北平的时候,世光还没有把北平区的工作移交给艺舟兄,所以他同北平的一般同志没有接上头。四天以后,北平的整个工作便被破坏了。据艺舟兄说,他不知道已经出了事,到一处接头的地方找世光,刚好自投罗网,掉进陷井,被捉到日本宪兵队。他是一个有急智的人,知道事情不妙,说他是做生意的,找错门牌,又没有人指证,挨了一顿揍,关了三天,糊里胡涂释放了。



乔家才说:“以后四个多月,我督察完张家口、大同、绥远、太原的工作。骑驴和跑路,经过晋西、陕北,到达西安,再回重庆。艺舟兄则由海路经天津、上海,到了香港,由香港飞回重庆。结果,我还比他早回重庆几天。”



同时脱险的,还有北平电台台长查绥之,查是一位电讯专家,“归队”以后,在军统局本部任电讯监察科科长。



受到北平站牵连的。还有当时正在北平的张季春和张桐岗。



许多年以后,张季春回忆当年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情形时说:“在北平的整个组织.依然在相互隔离状态下继续活动。不久书记周世光同志不幸被捕,情况愈益紧迫。所有的同志都切断了原有的联络关系,而重加调整部署,我也迁居到西郊海甸。用李化民的化名继续工作,不过环境则日益险恶。”



乔家才说:“季春、桐岗两兄知道北平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特别提高警觉,所以当北平的组织遭受暴风雨袭击时,他们没有被敌人捉去。”



张桐岗还特地到乔在北平的寓所去查看,想了解一下乔家的情况,乔家才说:“桐岗没有想到,我的家里已经遭受到牵连,敌人宪兵队挂了椿。”



幸好,张桐岗遇上了乔家才的大儿子乔秀夫,乔回忆说:“他踏着一辆脚踏车,打算到我寓所看看,有没有发生事故,刚从胡同的南口走进胡同,正同秀夫碰个正面。秀夫怕他闯进我的寓所,被日本人抓起来,低声说道:‘我家里有日本人。’桐岗才知道情形不妙,赶紧踏快脚踏车,打胡同的北头逸去。”



乔家才说:“重庆知道我的北平寓所有日人坐守,大概就是他报告的。”



张季春则紧急到天津去“救火”,他回忆说:“这年的十一月,新任区长刘艺舟同志到职未久,平津区的组织即被日寇侦破。血和泪再度的洗炼了我们的组织,刺激了我们的工作,我奉派到天津站任站长,重新创建工作。”



前文中曾说到,乔家才主动请缨,要求到天津去恢复组织,但迟迟未得到答复,原来早已派了张季春接任



张季春回忆说:“但当我刚刚把天津方面的社会关系联建了起来,把掩护身份安排妥当,正要去正式接收原来天津站一切关系点线时,戴先生又以紧急电令,叫我担任绥远站站长。



对此,乔家才解释说:“重庆鉴于平津先后失事,察绥工作再不调整,一定要再蹈平津的覆辙,正好得到他们到达绥远的清息,不让他们问下来,立刻命令季春负责绥远的工作,桐岗负责张家口方面的工作。可惜这两张王牌用的太迟了,敌人已经密切注意到我们在平绥线上的活动,并不能因为他们两位的努力,使察绥的工作逃过恶运。”



张季春回忆说:“我星夜赶往归绥,挽救那里的危局。因为那时刘建华同志(蒙籍名字是那木耳)。担任敌伪方面的绥远市警察局长,他对绥远站组织和工作活动,发生着重要的安全掩护作用,可是日寇却严令他捉拿我们前任绥远站站长陈绎如同志,如捉拿不到,刘同志即受押办。刘、陈二同志受了严重的威胁,奉令撤离转至后方。我在这种情形下。前往收拾残局。重振旗鼓。”



事实上,刘建华的暴露,正是肇因于陈绎如——



这里要说到一个大的背景,即1940年春天,日本军部调遣伪“蒙古军”各师开赴五原,德王回忆说:“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五原将有战争发生,又引起我借机出走的念头,子是又叫旺尔克札布把马汉三找来面谈。”



当时德王对马说:“听说傅作义正在五原布置军事,这边日本军部也正在调动兵力迫近五原,战争行将爆发。请你和傅作义联络,把五原作战暂缓一步,我趁此机会以慰问前方军队为名,亲赴前线,找个空隙溜走,你看怎样? ”



马听了,表示立即同傅联络。可是他刚走,五原战争就发生了,德王的“出走”计划,又成了泡影。



德王回忆说:“我通过军统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除了梁芝祥、旺尔克札布外,就是我最亲信人员赛吉尔胡、朝克巴达尔夫、超苦拔都尔也不详细知道,甚至对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也未告知,仅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带回我旗,交由我妻妥为保存。并计划出走时,才临时通知陈绍武、丁我愚、都嘎尔苏隆等跟着我走。就是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二人,也仅负传递电报文件及进行联络之责,所有来往密电都由我亲自翻译,绝不假手他人。我和马汉三见面谈话时,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丁我愚等都不在场,把马汉三领进我的官邸,他们就躲开了,我认为进行得极为秘密,万无一失,但是这个事情终于败露了。”



事情是这样的——



五原战争之后不久,某天,李守信来到张家口,慌慌张张地说:“坏咧!坏咧!日本军警在厚和搜查通敌事件已经三天了。我们的事,可能都暴露了,你还不知道吗?”



德王回忆说:“他这样一说,我也断定必然败露,但这个事情究竟怎样败露的,日本方面怎样发觉的,我是不知道其中的底细的。据我推断,可能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



德王说:“因为在五原战役中,日本军打了败仗,据说,策划这次战役的桑原特务机关长,在战场上自杀了。指挥这次战役的日本军部,为了泄愤和推卸责任,就在厚和、包头一带大事搜查寻找‘通敌’线索,偷听‘通敌电台’。”



三查两查,还真被日本人发现一条线索,德王说:



“当时驻在厚和的日本宪兵队长去找厚和市的警察局长刘建华,质问他说:‘你曾推荐一个人(忘其名)在土默特旗工作,现在发现这个人是军统分子,有通敌的事情,但是这个人逃跑了。这个人既然是你推荐的,你可能知道逃往何处,希你提供线索,以便进行逮捕归案法办。’”



德王口中这个“忘其名”的人,正是原绥远站站长陈绎如。乔家才说:



“绥远的工作既然由季春兄负责,陈绎如同志就应该立刻离开归化城,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敌人宣抚班做事,两个人正打得火热,难解难分。那个女孩子因事到张家口,预定二十天以后,返同归化城,到时候,绎如到车站去接她。没有想到,只去了十天,事情办完,就回来了。她想立刻找到他的情人,但她一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只知道他同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于是到日本特务机关去打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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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等于是不打自招:乔家才说:“特务机关长正在注意他(指陈绎如),现在知道他仍在归化城,于是展开积极的调查。最后查出他在伪厚和市政府有个名义,而且是警察局长那木尔做的保人。特务机关把建华找去,问他要人。陈绎如知道情况不好,不敢再呆下去,性命交关,也顾不得什么爱人,赶紧逃往后套。”



陈绎如的命是逃掉了,却暴露了整个绥远站的机关,还连累了原本隐藏得很深的刘建华,因此一回重庆,陈即为戴笠羁押。后因文强被派到北方工作,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当助手,遂将陈绎如保出来,给自己做“秘书”。



现在要看刘建华的了。德王说:“刘建华是个狡黠的人,听了这话之后,马上答复说:‘这还得了,我仅给这个人介绍工作,哪知人心叵测,竟敢干出通敌这样重大的事情,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们警宪是一体,搜捕通敌要犯,我与你有共同的责任。我一定用尽方法找寻这个人,找到以后,交你处理。’日本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当又嘱令从速寻找归案就走了。刘建华恐怕这事大败露后,株连到他的身上,就与吴君玉同到包头,乘坐蒙古军的汽车混出城门岗哨,渡过黄河,经过后套陕坝,投向重庆。



乔家才说:“建华在特务机关应付得不错,他很有把握地答应把陈绎如抓回来,才没有被扣留。他回到警察局,虚张声势,在张罗捉拿人,实际上赶紧准备逃走。吴钧玉同志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知道建华要逃走,坚持亲自送他到黄河边去。”



吴钧玉此举——铸成大错!



乔家才说:“他(指刘建华)潜逃时,带着警察局的一个职员,声言出差捉人,结果过了黄河,逃到国军防区,一去不复返。警察局的那个家伙返回归化城,立刻报案自首,结果吴钧玉同志被捕了,日本人搜查他的住宅,电台和文件都被搜去,绥远的工作就这样被破坏了。”



比绥远站被破坏更严重的后果,是德王和李守信暗通蒋方一事就此暴露无遗,乔家才说:“日本人从吴钧玉同志身上,知道伪蒙疆自治政府的首脑德王,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都和重庆有关系。”



德、李二人已处于这场绝大风波的边缘!



德王回忆说:“日本人发觉刘建华逃脱,追查到吴君玉身上,在吴家中搜查出密藏的小型发报机和参加军统的名单,接着把贺云章、梁芝祥、肖兆庚等也逮捕下狱,供出我和李守信通过军统与蒋介石的勾结关系。”



乔和德王的回忆,都没有明确指出吴钧玉在本案中扮演的角色,但李守信说得很清楚:



“德王庇护着马汉三(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电台,被归绥日本特务机关破获,经管这部电台的武钧玉是我的总司令部参谋处报情科长,被打得遍体鳞伤,把一切都招供了,除我而外把德王以及‘蒙师’和‘汉师’的不少师长、团长都牵连在内。”



关键时刻,李守信头脑很清楚,知道此时能保住别人就是保护自己,德王说:“这时马汉三正在张家口,但是不知他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李守信就故意放出风声说,军统案件败露了。马汉三听到这个消息,即从张家口逃脱。”



经过紧急商议,德王与李守信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主动找日本人把事情讲清楚,看你怎么办。



于是李守信去找日本人“自首”,他回来后对德王说:“我已经和岗部司令官说了,你也去说了吧。”



德王听了,即赴日本军部,找到参谋长田中信一,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来是对你谈谈我和蒋介石联络的一段经过,大概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吧。”



田中信一说:“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



这时,德王考虑了一下,认为还是从“大的方面说” 较好,于是回避了“取道外蒙、苏联南下”等等比较“要命”的情节,只是简单地说:“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



田中信一听了,发现一个重大漏洞,于是追问说:“蒋介石如许可蒙古独立你怎么办呢?”



这是所谓“诛心之论”,极难回答,看来田中信一也是个厉害角色。果然,德王被问住了,瞠目不知所以。他后来回忆说:“这使我颇为窘迫,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正在筹思之际,朝克巴达尔夫在翻译时,看出我的窘态,即用蒙语向我提醒一下。我当即领会他的意思。”



于是德王说:“蒋介石即便许可蒙古独立,我也不能凭信一句空话,就冒然从事。因为我知道蒋介石说话一向是不兑现的。要看看实际上能否实现,才能解决我的行止。”



此前,在德王与马汉三之间牵线的梁芝祥已经“有限度”招供,而恰好德王的说法与梁的说法一致。德王说:



“不意我的这番话正与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据梁芝祥获释后对我说:他在宪兵队供称是蒋介石派人潜来策动我去重庆,我没有去。关于取道外蒙苏联一节,他因不知,也未供出。”



田中信一听了,“转怒为笑”说:“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也全部知道了。蒋介石叫你走,你没有走,这就好。希望你不要为此担心,我对你完全谅解。”



德王此时的心情“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境平稳下来”,趁机请求说:“对于其他人员的处理,能够使我知道才好。”



田中信一说:“可以。”



此时,绥远站旧有人员,除站长陈绎如逃脱,副站长赵文蔚已调到后套工作外,该站埋伏在“蒙古军”的“内线”吴钧玉、阚毓华以及“通讯员”刘长荣、崔公睿等均已被捕。



此时,绥远站的新任站长张季春正干得起劲。他回忆说:“我的工作方式是:一面恢复原有组织、原有工作关系。在更为隐蔽的情形下,继续发展工作:一面创建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和原有组织采取绝对隔离,别辟蹊径,展开工作,作第二线的必要布置。此项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有快速的发展与演效。”



然而,“吴钧玉电台案”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张季春牵连进去,他回忆说:“当我正在戒慎恐惧,然而却是兴致勃勃的进行着这些充满希望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际,想不到竟有飞来横祸降临在我身上。”



1940年3月29日,张季春及绥远站电台台长张世杰被捕。



绥远站下的大同组亦不能幸免,乔家才的老同学张存仁及他的手下均被捕。乔家才说:“大同方面,除了静斋已经在太原被捕,以伪新民会作掩护的灵邱赵维城同志,平绥路大同警务段巡官徐完达同志,交通员郝锐同志,都被逮捕,也押运张家口。”



张存仁,本来已经离开大同、准备与薄有錂一起去接任北平区的,他俩去北平是乔家才推荐的。



——1930年3月,乔回到重庆以后,军统准备重建北平区,人事科长李肖白就北平区的继任人选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乔说:



“我觉得旧有组织,既已解体,倒不如重建新的组织,来得容易些。为了时间经济,我建议调薄有錂兄到北平负责,张静斋兄去协助工作。有錂静斋都受过训练,又富经验,山西的工作有继先负责,有錂离开以后,不影响工作。静斋在大同,大才小用,到北平可以发展所长,使北平的工作迅速恢复。白莲丞兄同他太太梁秀娟女士部在北平有极良好的社会关系,调到北平,可以开展新的关系。



乔回忆说:“肖白兄很赞成我的建议,立刻签报,调薄有錂任北平区长,张存仁任北平区书记,很快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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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没有等张存仁到北平接任,他就被捕了,说起来,也是张存仁大意了。乔家才回忆说:



“大概张静斋接到调职的命令时,平绥路沿线的情形,已经是风声鹤唳,情况十分恶劣。他为避免经过张家口,先到太原,再往北平,以为这样,比较安全。殊不知大同的日本宪兵队早已对他监视了,他没有察觉罢了。当他离开大同南下,日本宪兵跟踪而至。”



乔家才说:“张静斋从大同到达太原,走进王家巷二号李继先(希绍,原山西站副站长,已升为站长)寓所,还没有来得及洗脸,日本宪兵就到达,不问青红皂白,把张静斋抓走。抗战以前,李继先做过山西医院院长,现在是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处有相当地位的高级职员,日本宪兵队没有弄清楚关系以前,不敢对他下手,所以当时没有逮捕他。”



当夜,日伪即提讯张存仁,张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无疑,再做抵赖,不惟无任何意义,且徒然受皮肉之苦,现在的关键是不要连累李希绍和他的山西站,于是他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日本人问:“你是黄埔学生吗?”



“是的。”



“是蓝衣社吗?”



“也可说是。”



“李希绍也是蓝衣社吗?”



这问到关键了,张存仁说:“绝对不是,我和他同一个县,又有亲戚关系,来了太原,当然要去看他。”



赶“寸”了,张存仁和李希绍确实都是山西灵丘人。



日本人听了,再次问到一个很老套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抗日呢?”



张听了,开始长篇演说:“你们为甚么要侵略中国呢?因为你们大兴不义之师,无缘无故侵略中国的土地,杀害中国的人民,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抗日,何况我是黄埔学生呢。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军队无缘无故打到你们日本,你是不是也要反抗中国呢?所以不只我一个人抗日,每一个中国人都痛恨你们日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抗日,你明白不明白?”



乔家才说:“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很尊敬他这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态度,没有再问他什么,只在太原宪兵队关了一夜,第二天就押回大同,解往张家口。”



此时,继绥远站之后,察哈尔站也已经全军覆没。张季春回忆说:“因为在敌寇的严追紧索下,我们在天津和唐山的工作组织全被日寇侦破。日本特务机关。以大批人力极尽其能事的,一面严加监视跟踪,一面尽力深入追索。终于波及到察省张家口,将站长杨金声同志逮捕。杨同志以伪蒙疆自治政府建设部长为掩护身份,他以为这是最安全的保护色,他在毫无朕兆的情形下,猝不及防而被捕,这使我们的组织和工作受到惨重的损害。”



杨金声以下,书记张抚之(张家口伪警察局督察长)、电台台长张子文等全部被捕。乔家才说:“电台台长张子文、译电员王宝云和张抚之住在一个院里。假如不是受到北平方面的牵连,察哈尔站是不会出纰漏的,这完全是发生了横的关系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这一次,变节的是张抚之,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逮捕张抚之等以后,去外科医院逮捕院长刘旭初。就在日本宪兵走进前门的时候,马汉三刚踏出后门,只差那么一刻工夫,没有被捕。他赶紧离开张家口,走到张家口以东一站,搭上平绥路开北平的班车;到达北平,幸免于难。”



按:刘旭初,即德王回忆中提及的,在他与马汉三之间担任交通的“私立华北医院”某人。此外,宗化民曾提及:“包头联络员卢浚又名卢子英,在包头开设诊疗所打针买药作掩护。”说的估计是同一个人。



乔家才回忆说:“二十九年三月的一个早农,塞外的天气还是非常寒冷。日本宪兵队已经有人爬上张抚之的屋顶监视全院。然后敲门,街门打开,张抚之夫妇、张子文、王宝云四人都被捕了。张抚之是个胖子,经不起敌人的非刑拷打,什么话都说了,连电报怎样翻译也都招了供。米缸里藏着一些还没有翻译的电报,也因他招供,故敌人搜了出来。”



王宝云,即察哈尔站的女译电员,德王与重庆之间的通报,均由她一手掌握,王宝云一旦开口,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日伪首先提审的是张子文,张回答说:“我只管收发电报,有电报,我拍发出去,来的电报,我抄下来。至于电报内说什么,我一无所知,也不需要知道。我不管人事,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所以除收发电报以外,一切我都不知道。”



张子文说的其实是大实话,电台报务员只管收发电报,译电的密码本他不掌握。乔家才说:“王宝云是负责翻译电报的,日本宪兵要她把米缸里取出的电报译出来。这些电报是重庆拍给马汉三的,关于策反德王和李守信的指示,一旦译出来,不但影响德王和李守信的安全,也关系着整个蒙古军的存亡问题,她绝对不能给日本鬼子译出来。”



对此,王宝云回答日伪说:“这些电报都是无法译出来的,所以才搁在那里。”



王还解释说:“电报译不出来,不能怪我。因为一份电报要经过四通手续,先把一份电稿译成密码,交给电台拍出来,这里的电台抄下来,再由我译成文字。是最后一道手续。前三道手续不论那一道错误,到了我手里,就译不出来。而且这种密码本子非常复杂。最容易错误,翻译不出来是经常的事情。并不奇怪。”



乔家才回忆说:“经她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一样。日本宪兵并不好欺骗,当然不会相信。不过王宝云年纪轻轻,态度非常诚恳,是一位值得敬爱的女孩子,有时日本宪兵好像也相信她。”



于是日本宪兵换了个问题:“杨金声是不是蓝衣社的负责人?”



王说:“不是。”



“你怎么知道?”



王早已料到对方有这么一问,很从容地说:“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这里,假如他是一位负责人,能不来吗?能不和我这个译电的人碰头吗?”



乔家才回忆说:“米缸里取出来的电报,王宝云推三阻四,不给日本宪兵队翻译出来.于是宪兵队进行刑求。她从北平第一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军统局的工作。是一位非常纯洁的女孩。哪里受得了非刑拷打呢?她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日本宪兵打死她自己,不过死一个人。如果把电报译出来,蒙古军的许多愿意反正的师长团长,不知道要被日本人杀死多少。她应当牺牲自己一个人,来救许许多多人,绝对不能把电报译出来。”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给她最痛苦的一次非刑。是坐老虎凳,一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余悸犹存。把她的大腿捆绑在楔子上。让两条腿伸直,在脚后跟下面垫砖,垫第一块砖的时候,还不觉得怎样。等到一块一块加上去,腿后面的一条筋越绷越紧。痛苦难忍,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连她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以她软弱的身体,能熬过这一次刑讯,电报还是译不出来。”



日本人大怒,狠抽了王宝云一耳光,接着又将一把石灰摔到她的眼睛里上,随即将王下狱。



抗战胜利以后,王宝云出狱,但其右眼视力已经严重退化,左眼则完全失明,落下终身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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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军统局察、绥两站的所有被捕“地工”人员,均转送至张家口。乔家才说:“张家口监牢里关着军统局的察绥工作同志,有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伪蒙疆自治政府建设部部长)、书记张抚之(张家口伪警察局督察长)、电台台长张子文、绥远站站长张季春、电台台长张世杰、通讯员崔公睿、刘长荣、大同组组长张存仁、副组长赵维城等。”



之所以要将这些人集中到张家口,是因为要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抗战初期,日伪对于抓获的“抗日分子”,是没有“依法处理”这一说的,事实上亦无“法”可依,因此在这个阶段,大批“地工人员”死于刑求,甚至被秘密“处决”。最著名的如国民党上海地下市党部委员张小通,被“七十六号”抓获以后,死得不明不白,尸骨无存,只知道是苏成德干的。抗战胜利以后,苏被判处死刑,杀害张小通是其主要罪状。



张季春说:“当时日寇的特务机关、宪兵队和伪地方警察机关,都可以对中国人滥捕滥杀,没有人敢加以干涉,也不受任何限制。那时被捕的人,先受酷刑拷打,然后任意处决,所以每一个被捕的人都自知必死,谁都不怕苦刑,不肯真实招供。”



张季春等人的“运气”比较好——恰在他被捕的次日,即1940年3月30日,汪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时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应汪伪政府的请求,“颁布”了一部“军律违反条例”,其中规定不准侵华日军及伪政权机关滥杀中国人,一应“人犯”都须经过“军律会审法庭”的审判。张季春说:“因此我和一些被捕的同志,都被解送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部,接受军律会审法庭之审讯。”



在被捕的人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德王的手下,并非军统人员,日军本拟全部处决的,后经德王请求,日军卖了个人情,放了几个蒙古族人。德王在回忆中曾提及此事。他说:



“过了几天,田中信一邀我到日本军部,他拿出一个准备判刑的名单来。记得上面有梁芝祥、肖兆庚、贺云章,还有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察南政府的财政厅长)等,拟一律处死。”



德王看了说:“这件事情应由我全部负责,其他人员均是从犯,既然对我谅解,希望也宽恕他们。”



田中信一说:“既然你这样说,对于其中的蒙古人,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德王提出:“贺云章、梁芝祥是蒙古人,肖兆庚虽不是蒙古人,但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等于蒙古人了。”



田中信一说:“这几个人究竟如何处理,俟和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告知你吧。”



过了几天,田中信一找到德王,说:“贺云章业已病死(据×××从日本宪兵队翻译探听,说是被用凉水灌死的),粱芝祥、肖兆庚二人从宽发落,各判徒刑八年,其他人员仍处死刑。”



德王回忆说: “我认为再提出要求也是无用,因此我就未再谈什么。日本军部就把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等按‘通敌抗日罪名’执行枪决了。”



另据德王说:“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潘井少佐,曾向第九师师长包海明说,他曾参加过讨论处理这个案件的会议。田中信一参谋长主张对我和李守信不究,大桥雄熊政务参谋主张严办,经田中参谋长说明不究的理由是因为我俩是蒙疆的军政首脑,如果深究下去恐牵涉面广,影响太大。”



日本人的这一招很绝,估计是看过《三国演义》,学的曹操那一招。李守信说:“因为马汉三通过德王给‘蒙古军’团长和科长以上的军官差不多都发了委任状。日本人处理这个案件时,只把武钧玉一人枪决,对于其他跟马汉三有勾搭的人,搞了一个假装不知。这样使我部下许多人反而觉得很对不起日本人,把柄又被日本人抓在手中,越发不敢与不好意思轻举妄动了。所以后来‘蒙古军’的军官和日本人的关系,已经变成了‘认贼做父’,‘化敌为友’和平共处起来。”



事实上,日本人杀害的,远不止吴钧玉一人。



1940年7月24日,经日伪“军律会审法庭”宣判,伪“蒙古军”吴钩玉、阚毓华、李锦章等4人;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电台台长张世杰等2人;绥远站书记张抚之、电台台长张子文、外勤刘长荣、崔公睿,以及大同组组长张存仁等5人,合共11人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被枪决。



张季春回忆说:“随后我和另十五位同志都被判处徒刑,其中我被判十五年刑期为最重,即送张家口监狱服刑。在狱中先四年带脚镣,服苦役,其后除镣到工厂做工,直至三十四年抗战胜利。”



对此,乔家才说:“季春兄是察哈尔的大人物,张北县的望族,日本人对他客气三分,没有被杀害,只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他是抗日英推而兼察哈尔省的大绅士,在监牢里,受到坐牢和看牢的特别尊敬,身体虽然失去自由,精神上还不感受痛苦。”



在被捕人员中,大同组副组长赵维城没有等到“军法审判”已经就义,据与他同在狱中的张季春事后告诉乔家才说:“赵维城在张家口监牢里,有一天突然慷慨陈辞,痛骂日本军阀,然后撞墙而死。一个文弱书生,视死如归,死的这样壮烈。”



至此,在察绥两站的重要干部中,除华北区区区长马汉三、前任绥远站站长陈绎如以及刘建华外,其他人员全部“失事”。



“恶运”还在继续,察、绥、晋三省唇齿相依,察绥出事,不可能不延及山西。



前面说过,山西站的机构很大,在各重要地区都有潜伏组,其中多是临澧特训班刚刚毕业不久的学员,乔家才说:



“二十七年冬,临澧训练班结业,部分山西籍的同学奉命回山西工作。关清华任阳泉组组长,阳泉是正太铁路的中点,煤炭出产区。胡濬哲任忻县组组长,忻县在太原正北,旧为直隶州,是同蒲路经过的城市,古代军事上的重要关隘石岭关就在太原、忻州之间。张立钧任汾阳组组长,汾阳为晋西重镇,通往陕北必经之地。郝采莲回太原后,考入女师,以学生身份来掩护工作。岳玉珍和关清华是夫妇,没有到阳泉去,留在太原。做了女警察。”



1940年5月,太原独立组的交通员被捕,祸及太原组组长组长郭秀峰和书记张松涛,接着山西站几乎全站被破获。



首先被捕的就是山西站的交通员郝亚雄和他的女儿郝采莲。乔家才说:“五月十四日下午七点多钟,天色快要黑的时候,日本宪兵队到了郝亚雄家里,逮捕他和他的女儿郝采莲。郝亚雄的同信义杂货店同时也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所有的店员一一被捕。”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看见郝亚雄体格魁梧,气度轩昂,又知道他曾经到过欧洲,不是一个平常人物,硬说他是蓝衣社的重要负责人,想从他身上压榨更多的资料,逮捕更多的人。自从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捉到宪兵队,对他就毫不放松,很看得起他,不到一个月,连续审问了十一次,每次总在五六小时以上,每次都要用刑逼供。郝亚雄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三次被打得死过去,经医生打针,才得苏醒过来。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骨气、能够硬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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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培初一样,郝亚雄也经历了一次“陪法场”。乔家才说:



“有一天,郝亚雄突然被带出牢房,和另外三个人上了绑,那三个人他都不认识。他们四个人装上一辆卡车,驰出城外,驰到小东门外刑场,一个接一个,从卡车上拖下去,准备行刑。郝亚雄以为必死,一路上在想,在汉口看到戴先生,和他谈得很投机,戴先生的那种豪爽的态度,深远的眼光,使他心服口服。他本打算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以报答知遇,谁想到回太原两年,并没有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现在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窝囊死去,真有些死不瞑目,死不甘心。”



“枪声响后,看看那三个人,一个一个倒下去,第四个自然轮他了。郝亚雄觉得他也倒下去了,爬起来,跟着那三个人往前走,飘飘荡荡,糊里胡涂,莫名其妙。其实刽子手并没有开抢打他,等到日本宪兵又把他拖上卡车,他才清醒过来,原来他还活着,并没有死。他被日本小鬼拿来穷开心,心里非常愤恨,以为日本小鬼侮辱了他.暗自咒骂:‘日本小鬼,你们不必用陪斩来吓唬人。老子早就预备死了,我不在乎你们这一套。’”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用这种无聊的办法,并没有吓倒郝亚雄。郝亚雄仍然是那样倔强,他们从他身上得不到什么口供。后来日本宪兵队弄清楚,郝亚雄的确不是甚么站长、组长,没有担负什么重要职务,才放松他,不再从他身上下功夫,以后不再刑讯,不再陪斩。”



在这里要重点说一说的,是郝亚雄的女儿,年仅18岁的郝采莲。



郝采莲也是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生,不久前刚刚派回山西,以太原女师学生的身份活动。



郝采莲被捕以后,日伪令汾阳组组长张立钧与她“对质”,乔家才说:“张立钧已被拷打得不成样子。大概郝采莲被捕,是他招供出来的。”



当时张立钧说:“采莲!承认了吧!再过二十年,还不又是这么大吗?”



郝采莲听了,知道张已经变节,于是机警地说:“你这个人太没良心!你借了我父亲的钱,不还也就算了。为什么又要陷害我们父女两人呢?”



张立钧说:“反正是个死,何必再受刑受罪呢,承认了吧!”



郝采莲抵死不认,日本人大怒,上去就是两记耳光,郝采莲的左耳当时就聋了,从此落下终生残疾。乔家才说:



“郝采莲牢牢记得,受训时老师们讲过的话,被敌人捉去,死也不要招供,招供不但害了同志,自己也保不住性命。因为她不肯招供,凶恶的日本宪兵对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展开各种刑讯。最轻的要算脚踢。可是日本兵穿的皮鞋既重又硬,鞋底钉满铁钉,郝采莲的腰部被踢成重伤,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痕。”



在晚年的回忆中,乔家才曾专门找到郝采莲,对她进行“采访”,乔说:“有一次审讯,中岛把三支铅笔夹在郝釆莲的四指中间,然后魔掌用力一握。十指连心,痛彻心肝,郝采莲痛得昏了过去,这时候,她才知道为什么张立钧要她承认呢。”



“日本人残忍凶恶,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出像他们这样的民族。日本宪兵队对郝采莲逼供,毫不放松。在审讯中,随便用香烟头烧她的皮肤,顺便抓起一件东西敲她的脑袋,他们很快乐地欣赏她的痛苦表情,毫无恻隐之心。一次她被绑在一条长凳上,脸面向上,日本宪兵提一桶冷水灌在她的脸上。那种痛苦真是无法形容。她本能地用力挣扎,居然挣扎断一条凳腿,这样一灌再灌,终于昏厥,抬回牢房。”



在回忆中,乔家才说:“我为了撰写那些可歌可泣、英勇壮烈的感人故事,曾和三位在北方工作过的女同志晤谈。她们回忆往事,引起无限的悲伤和惨痛,泣不成声,好久好久都无法平静。她们都曾遭受日本宪兵队残酷的非刑拷打,都曾坐过敌伪监牢,她们能够活到现在,是从死亡里挣扎出来的。”



按:乔说的这三位“女同志”,即郝采莲和前述的天津站交通员张秀君、察哈尔站译电员王宝云。



郝采莲回忆说:“日本宪兵队的牢房,高不过四尺,长宽也不过四尺左右,站起来伸不直腰,躺下去伸不开腿。郝亚雄和郝采莲关在一间牢房里,白天面对面坐着,不准说一句话,不准动,动一动就得挨揍。郝亚雄每次看到爱女受刑回来的悲惨情况,心痛如绞。郝采莲生了一身疥疮,奇痒难忍,又不准用手抓痒,她恨不得立刻死去。她在宪兵队四个月,幸而害了一场伤寒病,才离开牢房,送往医院。”



乔家才说:“郝采莲住医院,由两个中国警察轮班看守,一个十八岁的警察郅连升非常同情她,在她清醒以后,悄悄地问她,究竟因为什么被日本宪兵捉起来?郝采莲告诉他,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个警察一听是抗日英雄,敬佩得不得了,才到她家里给她母亲送了个信。”



“自从郝采莲父女被捕以后,她母亲得不到任何信息,心急如焚,又想不出一点办法。一直到郅连升送了消息,才知道女儿生病住在医院里。她要求郅连升让她们母女见上一面,死也安心。郅连升告诉她:‘日本宪兵队有交代,不准任何人去看。如果让人看了,先砍我的头,你愿意我的头被日本人砍去吗?老太太! ’”



郝老太太听了,即去日本宪兵队,大哭大闹,说:“你们捉去我们的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见面,我也活不成了。”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对于一位准备不要命的老太太,也不能再耍什么凶狠了,虽然不准见面,但是准了她隔几天送点吃食和换洗的衣服。郝亚雄才把他身上穿的又脏又臭爬满虱子的衣服换下来。”



乔家才回忆说:“最感人的故事,是范骥鹏的老母亲。范骥鹏已年过五十,在警察局做事,他的母亲七十多岁,自从他关到日本宪兵队。她老人家每天去给儿子送饭,一天也没有间断。那一种伟大的母爱,十分感人。最悲惨的,要算胡濬哲的父母了。自从儿子被捕,家被抄了,无法生活,沦为乞丐,讨饭度日。”



乔家才说:“岳玉珍最幸运,被捕时正在害伤寒病。日本宪兵队只好派人看守在她家里,等到病好,再送日本宪兵队的时候,高潮已过,不再严重,所以没有遭受非刑拷打,没有在宪兵队呆几天。”



在这次大逮捕中,唯一侥幸逃脱的,是山西站站长李希绍。乔家才说:“太原组失事,继先知道山西的情况已经十分危险,随时都在注意中。这天早上,他比平时早起来几分钟,匆匆出去,当日本宪兵到王家巷二号捉拿他的时候,刚好迟慢了一刻钟,扑丁一个空。日本宪兵捉人不到,赶紧追到卫生处,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有张纸条,墨迹未干,以为他一定藏在卫生处,立刻展开搜查,可是不见他的踪迹。最后,关闭城门,实施全城搜查,捉拿‘蓝农社’要犯,闹了半天,连影子都摸不着。其实,日本人搜查卫生处的时候,他正在出城途中。等到关闭城门的时候,他老早出了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



乔家才说:“这一次事件,牵涉很广,日本宪兵队乱抓乱捕,一共逮捕了一百二十多人,闹得太原风声鹤唳,人心惶恐。郝亚雄的义成信和义协信的店伙以及许多邻居都被捉到宪兵队,经过好些日子审讯,才陆陆续续把无辜的人释放,最后只剩下军统局的同志四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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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乔家才回忆说:“到了十一月,举行了一次军法会审,四十四人分成四排,每排十一人,坐在地上静听宣判结果。太原独立组组长郭秀峰、电台台长曲学人、山西站电台台长魏荣、榆次组组长甘昌生、关清华、胡濬哲、张立钧、张立钧的叔叔张果全、李丕绩、潘汉卿、徐福全、张俊德、高乐士、贾荫高等二十五人判了死刑,三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七人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九人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乔家才说:“静听敌酋宣判是最凄惨的一幕,有几位听到宣判死刑的人,站都站不起来。岳玉珍听到关清华被判死刑,放声大哭,郝采莲也跟着哭起来。”



岳玉珍和他的丈夫关清华,都是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在毕业分配时,适逢长沙大火,临澧特训班学员史焕章在“随侍”戴笠视察军统的物资转运时,恰遇日机前来轰炸,史奋不顾身扑倒戴笠,戴安然无恙,史却被炸成重伤。当时在他们身旁的,就有关清华,史焕章曾回忆说:“劳临训班同学关清华兄背负乘车上船,以致将其制服染红多处。



在回忆中,史焕章特别注明:“二十九年(关清华)在山西太原被敌宪兵逮捕,已壮烈成仁。”



生离死别之际,关清华却十分冷静,对岳说:“主任(军统特训班学生均称戴笠为“主任”)不是勉励我们‘不成功,便成仁’吗?我为××××光荣地成仁,光荣地死去,有什么难过?你们不能成仁,还要为××××继续努力,继续奋斗,祝你们成功。玉珍!不要难过了,就当一场梦吧! ”



随即,关又对郝采莲说:“采莲!请你替我照顾玉珍,永别了!”



次日,军统山西站25人被日伪枪决。



此外,郝亚雄被判了7年,郝采莲被判了3年,郝家的产业,自然也荡然无存。乔家才说:



“郝亚雄被捕以后,他的义成信和义协信两处货栈都被敌人没收,损失将近十万银元。这两处货栈,完全是郝亚雄私人的产业,他个人损失,非常惨重。胜利以后,他并没有向政府要求补偿,他说国家多难,被敌人侵略,全国老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无法统计,现在总算胜利了,谢天谢地。个人损失两个货栈,算不了什么。豪爽豁达,真是英雄本色。”



按:抗战胜利之后,郝家父女出狱。此后,乔家才重返山西主持“肃奸”事宜,共逮捕汉奸55人,羁押在临时看守所中,担任看守所副所长的,正是浴火重生的郝亚雄!



至此,从1939年9月开始,在9个月时间里,军统在北方的势力被日伪无情扫荡。



对于军统来讲,这次失败,堪称空前绝后的一场浩劫,平、津、察、绥、晋五个省级区、站和“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几乎被连根拔除,还折损重要干部近40人,其中区、站、组长、电台台长占了几乎一半,戴笠用了近十年时间在北方培植的“菁英”尽失,酿成军统在抗战期间最大的一波失败,也是军统损失干部最多的一次(此后,军统的“地工”们就都比较“识时务”了,一旦被捕,马上服软,先保住命再说)。



谈到肇致华北崩溃的原因,生存环境的恶劣自不待言,干“地工”本就不是儿戏,搞不好掉脑袋,这很正常。但如果从军统的自身找原因,概括地说,有两个问题:



一是地下机构过于庞大。



早在特务处时期,其本部和派出机构(即各地的所谓“外勤单位”)就是秘密的,但时间长了,不免就染上些“官僚”习气,机构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健全”,失去了原有的机动灵活。这一点,在抗战前还不明显,因泄密和暴露所引起的危害并不严重,至多是失去工作条件而已。



但抗战开始以后,戴笠未能及时地根据“秘密机构”转为“地下机构”所带来的变化、而做出积极的调整,导致在敌后依然存在着一个个庞大的“地下机构”,应该说这是他的一个失策。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管任何组织,一旦做“大”了,人多了,层级多了,都很难做到100%的严谨,何况是以保密为生命线的特工机构!



二是横向联系太多。



以山西站为例,从上到下,不是同乡就是同学,彼此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没有工作关系,还有友情在其中,怎么可能保持单线联系?还有察哈尔站以及伪“蒙古军”中的“情报网”,每一条线索都直接指向张季春,这样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出事,马上就是一趟线、一个面。



甚至,在抗战已经开始的前提下,派乔家才这样一位“特使”,长途跋涉几千里地,连续“视察”五个省级“单位”,接触几百名“同志”,本身就极不适宜、极可能带来危险——试问,万一乔家才本人出了问题怎么办?



上述两点,都是搞“地工”的大忌,日后,陈恭澍在上海全军覆没,不过重蹈华北地区的“覆辙”而已。



还有一点,即重要干部的变节,如天津站的曾澈是特务处时期的元老,华北区的周世光也是军统的基本干部,在敌人面前,其表现居然还不如军统的“运用人员”郝亚雄,与最基层的交通员张秀君、译电员王宝云比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与年仅18岁的郝采莲相比,更是判若云泥。



经这一轮打击之后,军统在整个北中国的抵抗力量,察绥地区,只有马汉三还在孤军作战;天津,还有舒季衡的一部电台(此君在天津站被破获之后进入天津潜伏,居然能挺到抗战胜利而不暴露,也是奇事一桩);此外,成建制的“单位”,就只剩下重建的华北区北平站了。



华北区新任区长薄有錂是在1940年3、4月间“上任”的,接着,张桐岗也来到北平,此后,一直没闹出什么大动静。不料,就在这一年的11月底,北平站居然石破天惊般地搞出了一起“刺杀天皇特使案”。



说起麻克敌主导的这起“刺杀天皇特使案”,传说很多,但许多东西都不是第一手资料,甚至还有当小说写的。其实,真正了解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侯化均,另一个叫张承福,都是当年北平站的干部。



侯化均与刺杀“天皇特使”的主角麻克敌,都是原冀东保安队张砚田的手下。



侯化均是天津市蓟县人,他回忆说:“当时北平军统组织中绝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原河北省保安队张砚田的部下。通州事件后,张部撤出,因受日军的截击和飞机的轰炸,化整为零,转赴河南周家口集中。张砚田化装成商人回到天津英租界家里,然后间道至河南周家口接收失散的队伍扩军。”



按:“通州事件”即前述1937年7月的冀东保安队“反正”事件。



l937年底,张砚田部改编为陆军ll8师,张为师长,1938年春调驻湖北广水。侯化均说:



“张砚田因不是蒋的嫡系,处处受排挤。台儿庄会战后,国民党政府将张部番号取消,补充到孙连仲的26路军。26军原属西北军系统,我们属于东北军系统,很多人担心过去后受排挤,不愿去。这时戴笠找到张砚田,让他从部下选出几十名有作为的年轻军官,交戴笠培训。”



侯化均回忆说:“张为戴笠选了36人,经筛选留下28人,我也在其中。训练地点初在汉口,后因日军南侵,武汉告急,遂将我们并入湖南临澧中央警校第一期同训,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于伯醒。1938年底毕业后,我们这28人或被选入国民党军委会开的谍报参谋班第一期,或被选入特警复训班受训,地点则迁至湖南黔阳。”



按:侯化均口中的“于伯醒”当指军统训练专家余乐醒。



1939年10月,侯化均等人“毕业”。此时,正值“九二八”大逮捕之后,因侯等原本就是北方人,派回北平,人地相宜,戴笠遂以他们为主题,着手重建北平站和天津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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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化均回忆说:“1939年中秋节毕业后,我们这28人,除一二人另行他派工作以外,其余分别被派至华北的济南、天津、北平三处的军统组织。在北平,以我们这些新派赴的人为基础,成立了新的军统北平站。”



被派赴北平的,除了侯化均,还有麻克敌和张承福。



侯化均说:“麻克敌化名麻景贺,河北省遵化县平安城镇麻家庵村人。他和我都是原河北省保安队张砚田的部下,一起在湖南受训后回到北平的。麻当时住北海东墙根胡同,与他哥哥同院居住。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哥哥在英美烟草公司任职。”



不久后,军统新任华北区区长薄有錂上任,侯化均说:“当时军统华北区区长薄有錂也在北平,但先后只见过两次面。”



据侯化均说,新建的北平站,站长叫刘文修,山西人,是“原北平站的老军统人员”。



——很奇怪,刘文修其人,除了在“刺杀天皇特使案”中,由侯化均、张承福提到过,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其他人在回忆中提及。



重建后的北平站,机构依然不小,下设两个情报组,两个行动组,每组大概二三个人。侯化均分在情报组,他回忆说:



“我所在的情报组组长是张清江,组员有我和张承福、金琅;另一个组长赵慰民,组员于子和。两个情报组除了张承福、金琅是学生出身,是从特警班来的,其余均是原保安队同事。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组员邱国丰;另一个组组长是周良辅,组员杜玉州。这4个人都是原保安队同事,是从谍报参谋班来的。另外还有特警班的陈大东不知是哪个组的。



此外,刘文修还有个搭档,即北平站书记,叫李效愚,也是“谍参班”出身。



北平站的交通员叫任国伦,湖北运阳人(注:原文如此,疑为“云阳”),“特警班”出身。



除了站长、书记,任国伦是北平站最重要的人物了,因他是全站的枢纽,所有人的联络都要通过他。侯化均回忆说:



“(任国伦)住当时的湖北会馆,公开身份是做小买卖的。上级的电报指示全由他传递给我们,我们有什么汇报的,也要通过他转达。具体电台在什么地方.他如何与上级电台联系,我们全不清楚。”



按:上述之“特警班”即指临澧特训班,因毕业证书上全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而得名;另外,在临澧特训班中原有一个“参谋系”,此后独立成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遂简称为“谍参班”。



在“谍参班”中,最出名的应该是1975年3月特赦的张铁石了,他是“谍参班”第二期毕业生。



侯化均回忆说:“l940年秋,任国伦传达了戴笠的指示,要我们找机会刺杀日本军政人员,无论是官兵都可以,成功者有赏。刺杀本是行动组的任务,但由于戴笠有令,所以大家全行动起来,寻找目标。”



恰在此时,日本的两位“特使”来到了北平。



侯化均回忆说:“l940年,日伪已统治华北几个年头。据说当时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峻曾给天皇上了奏折,说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已很有‘成绩’,人民已经‘臣服’,为此天皇才派两个特使进行‘宣抚’,也就是视察慰问的意思。两个特使都是贵族院的。”



这两个“特使”,即我们所熟知的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俩人的“阶级”并不高,都是中佐。



刺杀特使的经过情形,许多材料描写得很细,但在事实上,因当时并无旁人在场,因此均系子虚乌有。即便是侯化均、张承福等人,也是后来才听说的。张承福说: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直接行动人是行动组组长麻克敌,组员邱国丰。我所说的情况,除我亲历的以外,都是后来被捕在狱中听另一个行动组组长周良辅、情报组长张清江和任国伦讲的。他们和麻克敌有联系,对内情了解。”



张承福间接听来的情况很简单:“11月29日上午,麻克敌、邱国丰在查清了两个特使的行踪之后,骑自行车在其必由之路锣鼓巷皇城根下尾随狙击。当时两个特使都被击中,高月保当时毙命,另一个受重伤。两匹马也被打死。东皇城根路口有个警察阁子,警察出来看时,麻又打了两枪。当时有两个拉洋车的正经过那里,将两个特使拉走了。”



按:据伪《新民报》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头版头条消息《京师一大不幸事日本军官突被狙击》载,案发的地点,在皇城根十四号、远东宣教会门前。



案发时,张承福正在北平,他回忆说:“刺杀日本天皇特使在北平乃至华北引起很大震动。据说当时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压力很大,因为上头要求他们限期破案。当时一些省市的日伪宪兵特务机关派人来支援。事件发生后,北平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拉上电网,禁绝任何人出城。北平通外地的火车全都停开。市民不准上街买菜,连出殡都要申请,到城外去就更不允许了。”



张承福说:“当时还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留宿,住旅馆需要有两个以上铺保。每条路口都有宪兵特务把守,检验身份证。宪兵特务还分区入户搜查,有的连房顶、地板、炕都得扒开。当时无辜受刑讯被抓的人太多了。大概过了一周时间,火车才开出,市民才可凭身份证出入城门。



按:据当时伪政权“治安部”主办的《武德报》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刊载的启事称,“悬赏大洋五万元捉拿制杀者”。



几天的严辑紧索下来,日伪一无所获,这样终于发生了“北平全城抓麻子”的大笑话。



说起来,日伪的做法,也不是全无依据。张承福回忆说:“麻克敌这个人好冲动,不够谨慎,刺杀日本天皇特使后,很得意,没几天,他又在夜问刺杀伪政府负责财政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在越墙时被人发现,在后接应的邱国丰喊他‘老麻’,这样北平城内才大抓麻子。”



按:汪时璟是华北著名的经济汉奸,据陈恭澍回忆,早在1938年初,在戴笠发给他一份的“制裁令”上,除了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另一个就是正在积极筹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汪时璟。



张承福说:“其实麻克敌脸上只有几个浅浅的白麻子,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当时北平内不仅是麻子都抓,就连脸上有疤的人也不放过。所有被抓的麻子都要一一‘过滤’,查原籍、出身、年龄、职业、麻子特征等,查清后,将这些情况统统填在一个证件上给你,人称‘麻子证’,然后才能持此出入。”



正在没奈何处,峰回路转,一个叫马元凯的人,莫名其妙地承认——是他制造了“刺杀天皇特使案”。张承福回忆说:



“提到破案,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日本有关部门是要北平日特务机关限期破案的,可到了限期,案子仍然没破。这时在东兵马司发生了一件持枪抢劫案,案犯名叫马元凯,在重刑之下承认是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主犯。当时北平的一些报纸都登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实报》上登载了。”



这位马元凯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他把这个惊天大“屎盆”抓过来扣在自己头上是何用意,估计是觉得反正难逃一死,与其籍籍无名,不如死得“壮烈”些,或许还能“载入史册”。



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倒简单了,麻克敌们也不用搭上一条命。可惜,被一个“明白人”看出了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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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福说:“北平日特务当局可能想以此结束这个案子,但据说日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参谋茂川不相信此事,让裴级三侦破。”



按:茂川即指茂川秀和,前面说过,天津沦陷之后,茂川曾在高凌蔚等人的积极“配合”下,运作成立了伪“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属于日军中的老牌特务了。



但张承福说茂川系“日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参谋”这句话是不对的。天津,因在中日开战前就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因此天津成为日军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大本营,茂川的特务机构(在习惯上称之为“茂川公馆”)只是其中一个。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的特务活动已无须再遮遮掩掩,因此在天津公开成立了“陆军特务机关”,其负责人中,比较出名的,是议我诚也。



议我诚也是石原莞尔在“陆士”的同学,曾当过张作霖的私人秘书,张在皇姑屯遇刺时,议我就在车上,还受了伤。



此后,议我被派到天津任陆军特务机关机关长,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北平两个伪政府的成立。



1938年1月,议我诚也突然暴病而亡(有人说是被药死的),由原任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的柴山兼四郎接任,很快柴山又离任,此时的特务机关长,由曾任日驻华武官的雨官巽担任。



而此时的茂川秀和,早已调任日华北方面军(日方称为“北支那方面军”)参谋。



裴级三,前面曾经提到过,这又是一个活在传说中的人物,除了知道他曾引发了天津、北平两地的“大地震”之外一无所知。张承福说:“裴级三原是军统天津站工作人员,和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旧识。裴投日寇后在北平日特务机关当‘主顾’,他估计此事很有可能是军统干的,便在北平到处寻找刘文修。”



按:“在北平日特务机关当‘主顾’”这句话显然不通,当为“嘱托”(即顾问)之误。



最终,事情确实坏在了刘文修身上,侯化均回忆说:“据我所知,刘文修是被裴级三率日本宪兵便衣在电车上捉住的,当时刘正下车,裴在上车之际发现了他。”



张承福说:“刘文修也被带到什锦花园的茂川公馆,在威胁利诱之下,将北平军统组织的情况全交代了。刘文修并不知道所有北平军统人员住址和公开身份,有的是一些被逮捕的人又供出的。我是任国伦供出的,12月l2日被捕,当时公开身份是‘大东银行’的职员。”



任国伦一开口,事情就非常麻烦了,因所有人的情况都在他的脑袋里——



12月21日,麻克敌被捕;转过年来,1941年1月8日,麻克敌的搭档邱国丰被捕;接着,新北平站所有人员几乎被一扫而空。张承福回忆说:



“我们被捕后,先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分别单独关押。在宪兵队除了被审讯、对质外,还受到鞭抽、灌水、用烧红的铁钩子烫等酷刑。有一天我被打得昏死过3次。在宪兵队呆了近一个月,然后被送到炮局监狱,当时称‘外寄人犯收容所’。炮局监狱分东院和西院,东院属日华北军法会,关押待判决的‘犯人’;西院是监狱,关押判刑以后的‘犯人’。我们开始先被送往东院,在那里受到两次审讯,一次是在侦察厅,一次是在审判厅。”



张承福回忆说:“以前我在宪兵队始终没有见过麻克敌,审判时才见他一面。薄有錂以前也从未见过,是通过审判才认识的。在东院不再单独关押,几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我被关的屋子大一点,人也就更多了。和我关在一起的同事我记得有行动组组长周良辅、情报组组长张清江、交通任国伦,还有刘心一等人。在屋子里都要面壁而坐,不准说话。看守在夹道中来回巡视,发现谁说话,便拉出去打一顿。”



张承福了解的“刺杀天皇特使案”的有关情况,其实都是在这时、经与同伴彼此交流才知道的。他回忆说:“当时我们想这次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都找机会将各自了解的情况进行了交换,或有什么事交代一下,希望有能活着出去的将情况汇报给上头,将需要交代的转达给亲属。”



张还说:“我们那个屋子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组织,但都是被日伪宪兵特务抓进来的,都成了难友,互相照顾。平时,由一个人监视看守,大家谈话,看守过来,监视人做一手势,大家再坐好。”



在这一轮大逮捕中,唯一幸免的,是侯化均。他回忆说:“事件发生的前五天,我奉了戴笠的命令去了保定。当时保定的军统组织被日伪破坏尚未恢复,让我去重建。我在保定发展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同族的哥哥,一个是我的侄子。他们一个在伪省政府民政厅当主任科员,一个在道尹公署当科员。”



侯化均说:“去保定后的第五天,是我通过电台发报向戴笠汇报保定军统组织发展情况的日子,于是,我从保定赶回北平。到丰台站时,见中国人都在此下车,车上除少数日本人外,中国人只我一个。我觉得北平出了事,不敢坐到前门站,坐到东便门就下了车。雇辆洋车去天桥,从车夫嘴里才听到天皇特使在北平被刺了。但进了城也没有办法了,当时的北平城是许进不许出。”



换句话说,正好在麻克敌、邱国丰俩人“动手”的当天,侯化均返回北平——这一下等于自投罗网,没办法,只好先回寓所。侯化均说:



“回到东直门家里,房东刘心一以日军规定非直系亲属不得留宿为名,不让我再居住。刘心一是张清江新发展的,他以为我这几天不在家,此事一定是我干的,怕受牵连。好在‘狡兔三窟’,平时我还结交了一个叫王萌生的好友。他也是以前河北省保安队的,此时在华北警防军司令部当上尉书记官。王薪水少,维持一家人生活,经济不富裕。当时军统发给我每月120元的薪水(属少校级),活动费20元,再加上我公开身份在兴华女子职业学校任教收入的60元,很宽裕,所以常周济他,这样他才以妻兄的名义收留了我。”



此后,风声越来越紧.王家也呆不住了,侯化均必须设法逃离北平,正当他急得不行的时候,机会来了。



侯的一个熟人、驻北苑的伪军齐燮元部的连长董春荣来找他,让他到齐手下当“书记官”,并表示:“只要你答应这份差事,我可以帮你出城。”



侯听了正中下怀,于是假意应允,并在“东来顺”请董“暴搓”了一顿烤全羊。当天下午,董带着全套的伪军军服回来,让侯换上,并带着他混出了城。侯化均说:



“和董分手后,我绕路步行去丰台坐车赶到保定,通知我发展的那两个人停止活动。保定不能呆下去,因为刘文修知道我以前去过保定。通知那两个人后,我担心北苑也不安全,便到正定投奔了原河北省保安队同事、齐燮元部十团姓周的连长。在正定潜了3个月,后辗转去重庆找戴笠了。”



侯化均脱出樊笼,剩下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张承福说:“在东院呆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宣判。被判处死刑的没有和我们一起宣判。我们也没有当厅宣判,在送西院监狱前,将大家叫出来排成队,由翻译宣读了判决书。我被判刑5年,周良辅5年,任国伦7年,金琅7年,其余不记得了。”



被判死刑的,就是薄有錂、张清江、麻克敌、邱国丰等4人。



其中张清江其人值得考究——查乔家才回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錂失踪以后,桐岗到北平去负责。第二年,因为麻克敌同志在皇城根打死到北平劳军的日本某亲王,北平的工作又被破坏,桐岗兄终于牺牲了。”——根据乔的记载分析,或许张清江即张桐岗,也未可知。



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邱国丰等在北平就义。



麻克敌,1905年生,河北遵化人,享年35岁。



邱国丰,1915年生,奉天营口人,年仅25岁。



至此,在1932年就建立起来的军统北平站、以及比他更早成立的天津站不复存在,我们再回来,要到抗战胜利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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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孤军





1




1939年夏,军统局天津站“直属情报员”王天木在上海被捕,随即落水。



事实上,王天木出事,早有端倪。



这年年初,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因与自己的搭档赵理君“窝里斗”,搞得上海区一塌糊涂,戴笠一怒之下,将王天木的职务“拿下”,贬回天津站做了一名“直属情报员”。上海区区长,则由赵理君“暂代”



同时,戴笠将原华北区区长毛万里调到上海,任命他为军统上海地区“总督察”,继续主持“制裁”汪精卫的工作,华北区区长则由马汉三继任。



把自己的老朋友、军统的元老王天木“一撸到底”,戴笠的举动,看似有点“狠”,但其实在军统中并不少见。对于站、处级的高级干部,别说撤职,关起来都不新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让戴笠给“毙”了,总归以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王天木就曾经被判过“无期徒刑”,关了几年还不是放出来,继续当区长?



但这次,王天木不打算受这个气了。



陈恭澍回忆说:“自此以后,王行踪飘忽,常往来于天津、上海、香港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活动,是否系负有上级所赋予的秘密使命,那就无从得知了。”



因此,1939年6月30日,当乔家才从重庆启程、准备开始他的“华北视察”时,戴笠到机场送他,说:“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好像有很多疑虑。你看到他可以对他说,我对他绝对信任,无论如何,请他放心。”



王天木曾是乔家才在北平时的顶头上司,俩人搞得不甚融洽,乔对王是了解的,但对于他被“贬”回天津以后的情况却不清楚,遵照“不该问的不问”的原则,乔家才说:“只要我能够看到天木,一定会把戴先生的意思告诉他。”



戴笠接着又说:“天木这个人疑心太大,我这样对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对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乔说:“我觉得,由我传达戴先生的意思,一定能够使他相信的,请戴先生放心吧!”



此后,乔家才来到天津,才从天津站站长曾澈的口中听说,王天木已经离开天津,跑到上海去了。



一回上海,王天木即落入“七十六号”手中。



对于“七十六号”来说,王天木被抓,是他们的“特务”工作在与军统的PK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因此,“七十六号”的“顾问”晴气庆胤在回忆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回忆说,某天,李士群打来电话,对他说:“晴气先生,请来看一个有趣的快要逮捕的人。”



晴气说:“我穿着便服,在他的部下陪同下,在陌生的地方七转八弯地来到李士群的秘密办事处。这个办事处面朝南京路,李士群独个儿呆在那里,他盘算着时间,已等得不耐烦了。”



见到晴气,李士群说:“等着你。今天有个有趣的快要逮捕的人,务必请你来看一下,烦你特地劳驾一趟。”



李士群介绍说:“今天要抓一个王天木,他是长期来到处乱跑的蓝衣社高级干部。这个人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的代理人,是上海地下工作的最高领导。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七十六号,竭尽全力窥测他们的动静,结果了解到他有一个习惯,每隔三天下午三时左右,总要来到那里(指指窗下)的一家茶室,同他的部下接头。今天正好是他来接头的日子。是的,那家茶室的老头子说不定是他的同党。王今天也干了蠢事。如果他查清了这里的情况,早就不会来了。今天才顺利地诱骗了他,你来看看这家茶室。”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一面说,一面领我走到窗边。这里是三层楼。关得紧紧的窗子配上了深绿色的玻璃,从外面看进去,里面什么东西也看不到。窗子下面是热闹非凡的南京路,在这条大马路上,群众乱哄哄地依然十分拥挤,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李士群接着说:“行人往来少,要诱骗就感到困难。这里混杂,为了防止发生犯罪活动,正象你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巡捕摇摇晃晃地在人行道上巡逻。工部局的戒备是森严的,因而敌人产生了一种笃定的思想,结果却麻痹大意。这就使我们有机可乘。”



说到这里,李士群“大胆地笑了起来”,接着就向晴气介绍了他制定的诱捕方案说:“你瞧!王总是在那家茶室二楼,靠窗帘旁边找个座位。当他办好事情后信步走到人行道上时,我们准备突然一声恐吓,迫使他乘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一共有四辆汽车,分别以那家茶室为中心,在电车路两旁各停着两辆,而且已经发动了引擎。待王来到人行道上后,不管他朝什么方向走去,汽车可以随时出动。每辆车子周围,各潜伏了十个行动队员,如果遇到麻烦,或有人起来抵抗,他们就出来相助,将这些人强行扭走,以此来牵制巡捕,转移巡捕的注意力。”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的话,越听越觉得他考虑周到。”



这时,王天木出现了,李惊喜地说:“看!客人终于走过来啦。是个大胆的家伙。他不带卫兵,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晴气回忆说:“王一来,似乎就走进茶室,我连他的后影也没有看到。行道树的绿叶,正好遮住了二楼的窗子,看过去甚不方便。李士群的脸一直紧贴在窗玻璃上,不想离开。我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场搏斗,心情为之激动。”



晴气说:“十分钟,二十分钟……时间过得十分紧张,简直感到喘不过气来。但始终未见王出来。又发生恐怖活动了吗?满载巡捕的卡车疯狂地发出了警笛声,它穿过人群的浊流向什么地方疾驶而去。可是在眼睛底下的这家茶室,却很少有人出入,还未发生什么变化。我感到有些厌倦起来,于是离开窗子,点燃了香烟。”



此时,李士群大呼:“晴气先生,快!快! ”



晴气回忆说:“我慌忙地走近窗边一看,只见一个潇洒的绅士正好出现在茶室门前,他头戴灰色呢帽,一身轻便的春装,站在那里环顾四周。他想要去什么地方呢?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马上又快步朝西走去。不出二十步,一个身材魁伟、穿着中式大袖口服装的青年,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靠近他的背后。这时停在旁边的一辆汽车自然而然地打开车门,顺利地把绅士和青年吞了进去。”



这位“潇洒的绅士”正是王天木,晴气说:“于是,汽车就消失在人群里。瞬间出现的出色的诱骗活动,干得十分麻利,连站在五十步以外的巡捕对此也没有察觉到。”



李士群看了,得意地说:“成功了!好极了!他是在背后手枪的威逼下,一声不响地被撵进我们汽车里的。”



看到李士群志得意满的神情,晴气觉得稀松平常,认为这样抓人“太不尽兴”,于是说:“不就简单地抓人,多轻而易举啊!”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听了他的话,“一时露出了吃惊的神情,不一会儿,慢腾腾地指出了我的无知”:“给你看了那个现场,你也许会有这种想法,但过去的准备工作是花了很大力气的。近一个月来,部下们废寝忘食,工作十分努力。今天的成功,全靠大家的那种努力。请夸奖夸奖吧!”



说着,李士群坐在椅子上,“脸上浮现出会心的微笑,仿佛颇有味似地吸起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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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晴气换了个话题,问起对王天木的措置:“王也还是让他进反省室吗?”



李士群说:“不,我也想把他的家属叫来,尽可能给予优待。而且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仁至义尽地尽量进行说服,打算努力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



晴气问:“如果他怎么也不肯转向,那怎么办? ”



李士群说:“我想优待两、三个月,继续进行说服,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放了他。”



晴气听了大感意外:“花了一个月时间,废寝忘食,好容易抓到手的人,却又要把他放走,这是怎么回事?”



李士群听了更得意了,说:“同样是犯人,有的不进反省室是不转向的,有的不进反省室也会转向,有的进了反省室还是不转向。听说贵国有句俗语,叫‘看人行事’,中国也同样如此。”



他进一步解释说:“象王天木这样的人物,不管你如何在肉体上折磨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对不转向的大人物,不是杀,就是放,没有别的办法。但,即使不转向,只要他不危害我们,也可不杀。给我们抓来后长期给予优待的大人物,再让他回到敌人那边去,也会引起敌人怀疑,不会取得重要职位。加之,我们可以通过他,作为宣传材料,去扰乱敌方,让敌人的势力自行垮台,因此,这要比硬要他停止活动或去杀掉他,更有意思。”



说完这番话,李士群“越发满面春风”。



听了李士群的宏论,晴气十分感慨,他在回忆中说:“诚然,中国人是想得很周到的。我深深感到,他们在蒙受夷狄欺凌的四千年间,其手腕之高明,呆板的日本人无论怎样也是望尘莫及的。”



李士群这一招很管用,王天木本已动摇,至此恰好“就坡下驴”,成为军统当中第一个“落水”的高级干部。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上海区主管人事的“助书”陈明楚。



——是的,就是上海区当中、唯一与王天木“投契”的那个陈明楚。



应该说,王天木的落水,本来危害不大,因他早已离开上海区,原有人员与他的联系已被切断,但陈明楚就不一样了,他是“人事干部”,上海区的一切,他非常熟悉。



果不其然,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七一四事件”,这也是继1938年冬天周伟龙被捕之后,上海区面临的第二次危机。



时任上海区书记的郑修元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我因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于前两天发现有可疑人物,在附近徘徊窥伺,很不放心,又值代理区长赵理君兄,病假住院。我当时又成为沪特区之实际负责人。职责所在,不敢因病偷安。迨我抵达麦阳路七十一号(我原长驻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因该处告警,临时暂移麦阳路办公。)正在披阅当日收到文电之际,忽接沪上总督毛万里兄电话,他用隐语告诉我,王鲁翘兄被人捕去,嘱速设法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



这段回忆的信息量有点丰富,需要解释一下:



第一,赵理君“住院”,并非治病,而是被日本人追得无处容身,不得不躲进医院。因此,当时上海区的工作由书记郑修元主持。



此后不久,赵理君即调离上海到洛阳工作。



第二, 王鲁翘是在河内刺汪失败后不久,即被戴笠调到上海的,其上级即“沪上总督”毛万里,他俩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追杀汪精卫,因此,毛、王二人是游离于上海区的组织体系之外的。陈恭澍解释说:



“毛万里兄并不属于上海区,他的名义是上海地区的总督察。也就是说,除上海区之外,凡属上海市及其邻近地区内军统局所有工作单位的总督察。而实际上,万里兄除了督导各单位的一般工作之外,还负责相机制裁汪精卫的特殊使命。王鲁翘兄从河内调到上海来,当然就是为了执行此项任务的。所以只个别的受万里兄指挥,并不隶属于地方组织──上海区。”



同理,王鲁翘被捕,毛万里只能求助于郑修元,因他无权指挥上海区。郑修元说:“由于鲁翘兄系奉戴先生命派沪,担任一项临时重要使命,只受总督察毛万里兄之直接指挥,而未列入沪特区组织。故在当时只须从事对鲁翘兄个人之营救,而不虞沪区组织之有何影响。”



郑修元回忆说:“我立即电话情组第一组组长朱啸谷,请其速洽刘俊卿、刘绍奎两兄,打探鲁翘兄究为何方捕去,并尽一切可能,予以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



按:刘俊卿、刘绍奎都是上海区埋伏在租界巡捕房中的内线。其时,日方不能直接在租界中抓人,须先照会租界方,将他们要抓的人扣留,再办理“引渡”手续。



然而,郑修元很快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巡捕房的“二刘”带来了新的消息。郑回忆说:



“惟待我将区部文电事务阅核完竣,于下午两点时,接到朱组长电话,他向我报告,对营救鲁翘兄的事情,已经转知两位刘同志。然另承刘俊卿兄见告,租界当局将于本日下午在两租界内作多处搜查,要我加以注意。因是时尚不知将予搜查之地址门牌,当时我只择要以电话指示各内勤工作单位同志,注意防备。”



当天下午,郑修元赶到刘俊卿家中,刘带回来的消息,令郑极为震惊:“他(指刘俊卿)刚从公共捕房托词因病服药而疾返寓所,将所知日本人要两捕房会同搜查之地区路名清单,偷偷抄出,他给我一看,使我大为惊惶。清单中十四个路名,恰是沪特区所属内勤部门之办公处所。



在回忆中,郑修元特地注明:“日人狡狯,故意不列出门牌号码,盖防人走漏报信也。”



换句话说,上海区所有内勤单位的秘密据点,居然全部暴露!



在回忆中,陈恭澍评价当年危机四伏的形势时说:“总之,这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就在当天,上海区所属十四处办公地点被搜查,且警讯频传,情报中证实,敌伪方面侦骑四出,必欲抓到代理区长赵理君才罢休,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使得上海区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上级为什么不任命赵理君负责上海区的理由了。”



许多年以后,刘绍奎也曾在回忆中提及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时刻。他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日方特务部率宪兵到第八科(陈恭澍注:公共捕房专为处理此类案件新设的一个科)科长克莱登(陈恭澍注:克莱登,英国人,已吸收协助我方工作)处,声请协助搜捕重庆特工人员。克莱登一方面电话约我到其办公室,扬言立刻派人协助捉人,在说话之间,暗中示意在他办公桌左边抽屉内有东西。”



刘回忆说:“我趁克莱登与其它人员谈话之际,从抽屉内取得一小纸卷,待我回到办公室打开一看,系一张详细地址并附简图,却无门牌号数。我立即打电话召刘俊卿速通知郑修元兄,并抄下一份图址与俊卿出外连络。”



刘绍奎说:“如此一来,在时间上已拖了一小时之久。”



事实上,正是刘绍奎、刘俊卿的密切配合,为郑修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上海区的一次灭顶之灾。



陈恭澍说:“此刻,上海区群龙无首,只有仰赖区书记郑修元兄一人内外兼顾独撑全局了。我可以这么说,倘若他再一旦有失,整个的上海区必将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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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当年“独撑全局”的郑修元回忆说:



“当时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便在俊卿兄寓所,先对装有电话之各单位,指示同志,立即停止工作,速将文件、密码、电机等,隐藏于秘密机关之内。工作人员俱可外出,只留次要员工一、二人在家看守。打完电话之后,我就会同朱组长(他那时也由于俊卿兄之通知,赶到了刘宅。)由他驶他的自备汽车,赶到没有装设电话的工作单位,要同志们立即采取安全措施。我自己当然不能再去区本部或麦阳路七十一号。”



刘绍奎回忆说:“迨至出发行动后,按图址共搜索十四处,结果全部扑空,而无一人被捕。其中有几处饭菜摆在台子上,尚未食用。日本人见此情形,大发雷霆之怒,随后由特务长官(陈恭澍注:可能是日方宪兵队特高课长)横山秋马会同兴亚院岩井英一行文给公共租界公董局声明警务处内部有高级人员暗通重庆,要求严惩。”



对此,刘绍奎说:“案经第八科长克莱登提出解释称:自始至终皆由其亲自经办,何来通重庆份子之有,纯系日方无故生非,别具用心等语。乃不了了之。”



在紧急处理险情当中,郑修元巧遇上海区电讯总督察杨震裔,“经将上情奉告,他立即返回电讯总台,采取紧急部署。”



郑修元回忆说:“我在霞飞路上闲逛了不少时候,进入法大马路座落吕班路对面的冠乐粤菜馆,叫了一碗鸡丝汤面,利用他们店里装在一间小室中的电话,打到爱棠新村二号本部,接电话的是湘籍厨师老萧。我问他下午有无客人(客人即捕房人员之隐语。)来过?他说来过好几个客人,还到处查看过。不过没有拿走什么东西。”



郑修元说:“事后我们获悉,十四处机关地点,均已被他们光顾过。会同搜查的除公共捕房及法捕房探员外,还有日寇方面人员内。但没有搜出任何物证,也没有拘捕去人员。”



事后,郑修元庆幸地总结说:“对于这样一个大风浪而在当时未曾遭受损害”,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幸赖俊卿、绍奎两兄,事前获知消息,及时告警,使我得以迅速措置防备。”



在回忆中,关于刘绍奎的身份,陈恭澍特地做了一个说明:“当时,刘绍奎先生的职务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老闸捕房司法主任,不久升任为督察长。在本局则列为上海区第一组的通信员。”



第二,英国人克莱登暗中相助,帮了大忙:“承法捕房法国籍警务处长,在无形中帮了一个很大的忙。缘当日本人会同公共捕房探警到达法租界总捕房时,日方曾出示此次搜捕所谓 ‘蓝衣社’六要员之名单,第一名为当时沪特区代理区长赵理君,第二名为毛万里兄,第三名为笔者郑修元,第四名为情报第二组组长刘健,第五名为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第六名为女交通萧杰英同志。惟名单所列均为各人之化名。”



郑修元说:“法国籍警务处长当即指示派出参加搜查警探,若到达日方所开之十四处地点,苟未能发现上开名单中之人物时,则不可随意搜查及逮捕云云。”



说到这里,陈恭澍又做了一个说明:“在修元兄的记述中,有一个很不容易使人了解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人既然要到法租界去搜捕‘重庆份子’,为什么还要知会英、美人主管的公共租界?”



对此,刘绍奎解释了当时租界方与作为占领方的日本军方的关系:“由于上海地区辽阔,主管治安之部门众多,曾经两捕房商定,凡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内办案,必须会同两捕房警探办理。公共捕房的员警,不仅有英美等国籍者,尚且有日本人担任中上级职位的。并在公共捕房内,设立一个第八科,专司其事。”



正是利用了日方与租界巡捕房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克莱登才得以从中上下其手,暗助了军统一把。



第三,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当天适逢法国国庆,郑修元说:“又因七月十四日为法国国庆纪念日,法捕房人员本可放假,由于日人要求会同搜查(按上开十四个地点,全部都在法租界内,非会同法捕房不可。)耽误了他们的休假,内心极为讨厌。对于搜查工作,毫不起劲。”



第四,“华探”的爱国心:“也因为法捕房中国籍探警,大都为爱国同胞;抗战军兴,敌忾同仇,在感情上自然对于张牙舞爪的日本军警,心怀反感。”



郑修元说:“假若没有上述种种原因,则此次事件之后果,诚属不堪设想。”



因此后不久,陈恭澍即接任上海区区长,对当时的危急情形有切身体会,故在回忆中,陈由衷地赞扬郑修元说:



“上海区十四处办公处所被搜查后,大大影响了正常作业,从修元兄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此刻的上海区,不仅连个安全的办公地点都没有,甚至于有许多内勤人员也住在旅馆里。可以说上海区的重寄,完全集于修元兄一身,如果不是靠他的聪敏机智以及冒险犯难的精神,若奢谈恢复工作机能,又岂是短期之内可能做得到的事。这可不是胡吹乱捧的奉承之词,在当时能够实际领会到处境艰危的,相信只我一人而已,所以我才敢于这么肯定的说。”



经过郑修元一天的忙碌,上海区初步度过了难关,下面是他个人的遭际了。



郑回忆说:“当晚我自然不敢遽返已被搜查过之处歇宿,同时须找到总会计白绳祖,要他拨付经费,以便另顶房屋,重新建立内勤工作处所。一方面由于下午各机关地点遭受搜查,也不敢投宿旅馆,乃预备在舞厅中混过一夜(那时上海有几家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明天再作计较。”



“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是区本部会计张璜,当我俩去西藏路上爵禄舞厅时,又遇到情报第五组组长朱岑楼。为了寻觅会计白绳祖,我们离开爵禄舞厅后,终于在新新公司五楼刚于那晚开幕的云裳舞厅,找到他了。他答应明天拨给我三千元,以为另顶办公房屋之用。”



按:看来,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点依据,最起码上海的“地工”们,经常会在舞厅中流连的。



郑修元说:“约莫午夜一点左右,我们三人又转到位居麦特赫斯脱路之丽都大舞厅。我们坐不久,因为丽都午夜两点打烊,我们又于一点半左右,赶到愚园路(此处为越界筑路系属敌伪势力所及之范围。)伊文泰舞厅。我走在前面,一进入该厅之后,觉得灯光较为暗淡,气氛也不太好,马上掉头又转至邻近兆丰花园之惠尔登舞厅。此处较为宽敞,大门内左方是一片旷场,右方一条甬道,长约二十尺左右,甬道尽处,上三步石阶,进入内厅,是长方形的。乐队位居后座,即面对舞厅正门。”



按:这地方离“七十六号”已经非常近了,不知道郑修元他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还是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这时,郑修元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



郑回忆说:“我们三人就在乐队左边靠舞池一张小台子坐下来,坐定不久,忽见陈第容同志(区部主管人事)走进舞厅,是时恰值朱岑楼兄起身如厕,我乃招呼他坐在右侧空位上。”



按:陈第容即陈明楚。



见到郑修元,陈明楚也不寒暄,劈头就问:“凌先生好吗?”



按:郑修元原注:“凌秋云系代理区长赵理君之化名,因病假住院,多日未到区部办公。”



郑说:“很好呀!”



陈又问:“要不要去见见王先生,他现在丽都舞厅。”



按:“王先生”当指王天木。



郑修元听了,当即警觉起来——王天木早已离开上海区,陈明楚怎么会与他有联系?再说了,我去见王天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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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郑回答说:“没有什么事嘛?我不想去见他。等到有必要时,我再和你联络好了。”



随即郑又问:“刚才我也由丽都出来,怎么没有见到王先生呢?”



郑回忆说:“他支吾其词,察其神态,有点不大自然,而且时逾午夜,何以会在越界筑路之舞厅闲逛?我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多少有点疑虑。在他起身离去之后,我用右脚在台子底下,踢一下张璜的脚尖,并且说:‘明楚(即陈第容之化名)有点可疑,你赶快跟出去看看。’不料因为乐队声音响亮,张璜竟未听明也未起身,我仍自己赶出去。”



郑修元说:“先在打‘兵戈’的小门内,侧身探首向外,忽见陈明楚停留在舞厅门外的甬道上,面向大门,背对舞厅,因此他未能发现我在他后面对他窥探。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上穿白色短衫,下穿黑色香云纱长裤,完全是一副上海白相人打扮。由于我所站的地点与他们还有五、六步的距离,明楚对那个大汉,又系交头接耳的讲话,我虽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内容,但立时感觉事态相当严重,可能对我有所企图。乃不敢再折回舞厅,于是疾趋打‘兵戈’的房间内,杂入人群之中。”



郑修元说:“一看见明楚偕该大汉进入舞厅,我便穿出甬道,疾奔对面银色汽车行,坐上汽车,把头低下来,嘱司机驰向西藏路,当我车经静安寺路向南飞驰时,回首向后眺望,目相距不远,有黑色轿车,像在追踪似的。乃向司机诡称:‘我头痛得很厉害,请你开快一点。’”



“还好,当我们的车子在静安寺路转至西藏路时,再看后面,那部车子并未转弯追来,方才知道并无人跟踪我,稍觉宽慰。车抵西藏路,我在大中华旅馆附近下车,俟所乘银色汽车远去,再步行进入大中华旅馆。约莫喘息了二十分钟,惊魂稍定,便以电话与暂住远东旅社之张璜太太(她也是女交通)询问,张璜兄已返抵该处。”



郑修元令张璜来接听电话,并问他:“我看明楚好象有什么毛病吧?我走后情形如何?”



张说:“你离开后不久,明楚带一个大块头至舞厅到处找你,我看也不大对劲。”



次日,郑与张璜找了一个可靠的地方见面,并问张,“得知如下情况”:



“明楚先带白衫玄裤之大块头进入舞厅,没有发现我之后,过了几分钟,又重偕三个像打手一类的人物,再度进入舞厅以及乐队后面甚至厕所都已找遍,仍然不见我的踪影,始悻悻而去。”



“翌日清晨,张璜太太,因事途经五马路外滩附近,遇见陈明楚等一行四、五人,他一发现张太太便问她:‘郑先生那里去了?’张太太答以:‘我不知道呀,我先生也在到处找他哩。’”



郑修元回忆说:“根据上述两项情况,加以宵来之可疑举动,证以区部十四处工作机关之遭日寇会同捕房搜查,殆可证明陈明楚已叛变投伪!”



这样,经过郑和巡捕房“二刘”的努力,将陈明楚叛变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仅“折”了王鲁翘一人。



事实上,王鲁翘是被王天木亲自设计诱捕的,诱饵就是他自己的女儿!



——王天木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亢子,一个叫王因子。陈恭澍回忆说:



“王亢子又名蝉红,是大小姐,王因子又名蝉绿,是老二,单从名字看,这两位小姐已经不寻常了。他们姊妹俩只相差一岁,当时不是十八九,便是十七八。在民国二十三年天木兄判刑坐牢、二十四年笔者违纪守法时,不知道根据那一条,家属亦连带受过,内人和王家姊妹也都关在一起,正因为他们共过一场患难,也就很自然的结为至好,好得连辈份都不分了,说起来也真好笑,平时,我管天木兄叫大哥,可是他两姊妹却管内人叫‘小姐姐’,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陈恭澍说:“二十五年底,西安事变后天木兄获释,亢子、因子重获自由,他们暂时住在南京,不知是偶然呢?还是有意的撮合,亢子和因子姊妹二人前后都和戴公子藏宜交过朋友,甚且戴王两家有即将结为秦晋之说。其所以没有成为事实的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小一辈的感情上的变化,多半还是受了政治气候的影响。”



也是这个时候,王家的二小姐王因子认识了戴笠的警卫王鲁翘。此后,王家的两个女儿随王天木到上海就任,王鲁翘则与陈恭澍赴河内刺汪。



刺汪失手,陈恭澍回重庆接受处分,王则回上海继续追杀汪精卫。在此期间,毛万里将陈恭澍的太太杨小姐也接到了上海。陈恭澍说:



“那么,他们这些人是怎样连系上的呢?细节说来话长,首先是毛万里兄派来上海后找到了内人;王鲁翘从河内调到上海后,归万里兄指挥;天木兄的二小姐因子在南京时就和鲁翘相识,据说此番异地重逢,过从甚密,时有约会;就这样一个牵一个的串连起来了。”



陈还说:“就我们的组织而言,这是不许可的,是违反原则的;可也是私底下在所难免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出的——



陈恭澍说:“有一天,万里兄、鲁翘兄,还有上海区会计白绳祖和内人四个人打麻将,不多久,王家二小姐因子打电话来给鲁翘,约他出去见面,大家都希望鲁翘不要去,他去了变成‘三缺一’是小事,现在正值多事,一夕数惊之际,万一发生什么意外,那可不得了。鲁翘认为绝不会有问题,而且去去就回来,也不致使大家多等。果然,不到二十分钟,鲁翘就回来了。”



这一天,就是1939年7月14日。陈恭澍说:



“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又继续玩牌,没有再问长问短。只有打了两三副牌的工夫,电话又响,鲁翘抢着去接,大家一听口气,仍然是二小姐打来的,鲁翘没说什么,放下电话就要走,万里兄耐不住了,也开口劝阻他不能去,并动以个人安危及于工作影响的说词,可是鲁翘认为把这点芝麻绿豆的事看得太大了。结果他还是执意的赴约去了。这一去,中了计,回不来了。”



仅仅根据陈恭澍的叙述,当然不好断定,王因子就是日本人的帮凶,但很显然,王天木是利用了王鲁翘对自己女儿的倾慕和信任、给自己未来的“女婿”下了套。



不过,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多少日子,戴笠还要利用王天木的另一个女婿呢!



再说王鲁翘,陈恭澍回忆说:“起初,只知道鲁翘兄被捕,尚不知被何方捕去,后来才晓得是‘沪西歹徒’(上海人对汪伪特工的称谓)在日本宪兵队嗾使下,由日本方面知会法租界捕房,在马路上截住了王鲁翘兄的去路而加以逮捕。迨押至法捕办理‘褫解’手续时,法捕房因为也要照例问问话留一个记录,不期却发现王鲁翘原是河内汪案的‘通缉犯’。这么一来,法捕房歪打正着无意中捕获了‘通缉犯’,而鲁翘兄近乎自投罗网竟成为法国人的‘阶下囚’。”



就这样,被捕的王鲁翘本应被日本人“引渡”,却意外地因他曾在河内参与刺杀汪精卫而被送往安南“归案”。因此陈恭澍说:“幸与不幸,很难论定,虽然免不掉一场牢狱之灾,但终究逃过了敌伪的生死一劫!”



此后,王鲁翘在安南被判处“无期徒刑”,抗战胜利以后,王与张逢义、余鉴声、陈邦国等同时获释。



此时,聚集在王天木周围的军统叛徒越来越多,除了陈明楚之外,还有林之江、何天风、谭文质等人。此后,王做天津站站长时招募的几个行动人员、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也随之落水。一时间,在“七十六号”中隐隐然地出现了一个以王天木为首的“军统派”。



上海的形势恶化至此,戴笠知道,自己的一张王牌,是打出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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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王牌,就是已被冷落许久的陈恭澍。



陈恭澍已经回到重庆好几个月了。



——1939年3月31日,陈恭澍率部在河内“制裁”汪精卫,结果“误中副车”,随即接到戴笠指示,令其速回重庆。



怀着沉重的心情,陈恭澍乘船来到香港,准备从这里坐飞机回重庆,他回忆说:



“今年年初,奉召从天津转上海到香港,和这一次奉召从河内经海防到香港,虽然一样都是单人孤旅,海上来去,却是逈然不同的两般心情;来的时候是满怀希望,无限信心,回去的时候则恍然若失,一片渺茫。失败之苦,是非常折磨人的。前文说过,我有勇气承担的责任,这可不是一句充门面的话,实际上,既然自知失误,有辱使命,当然责无旁贷,也就只有准备接受工作检讨,该责该罚,悉听上级处分了。”



陈恭澍说:“可是这一次的失败,从心坎里就自承有负于上级的重托,更不可原谅的是误了国家大事,甚或影响到抗战前途,罪咎是何等重大!此一观念的建立,相信已较五年前成熟多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明知道回去之后将会受到严厉的责罚,但却无怨无尤,处之泰然了。”



几经周折,陈恭澍经香港乘飞机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回忆说:“我找了半天,不见有人来接,可能是联络不及,也可能是一种有意冷淡。不管怎样,正因为没有人来接,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陈恭澍解释说:“照我们内部的习惯,在通常情况下,凡是即将受处分的同志,一下飞机就会被人‘接走了’。目前,既然不派专人来接我,也许事态不会太严重吧?”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陈恭澍还是第一次到重庆,连军统局的大门都找不到,也没有住处,这可怎么办。



事有凑巧,正在此时,陈恭澍一眼看到了王云孙,此时,王已调到航检系统,在珊瑚坝航检所当所长。陈恭澍说:



“他是我任北平站站长时的书记,不但熟,也有交情,现在既然碰上了,赶忙喊住他,开门见山的请他替我暂时安置一个落脚的地方。“



王一听,“冲口而出”说:“不如先到阿姐家去,她那里有的是空屋子。”



王云孙所称的“阿姐”,就是他的姐姐、在淞沪抗战中有突出表现的王持平。王持平是王兆槐的夫人,这两口子跟陈恭澍渊源极深,一方面,王兆槐与陈恭澍是好朋友,另一方面,王持平还是陈恭澍夫妇的媒人。



其时,王兆槐已经接替了刘乙光——当年的特务队,已经扩编为特务总队,这是军统局的直属部队,负责军统各机构及看守所的执勤警卫,此外还包括戴笠、宋子文公馆的警卫工作(在国民党高官中,宋子文与戴笠关系颇不一般,因此宋公馆得到了戴笠的特殊关照),由王兆槐任总队长。此后,特务总队又改编为特务第五团,由杨清植任团长。



陈恭澍回忆说:“经兆槐兄指点,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毛人凤先生之上,原有一位‘书记长’周伟龙先生,此刻已经呕气不上班了。”



按:所谓“小巷子”即指海关巷一号,军统迁到重庆之初,有一部分内勤机构设在这里。



陈恭澍回忆说:“毛人凤先生什么都没有说,既不问河内事,也不谈工作问题,我自己心里在想:怎么会这样冷淡呵?”



这段时间,陈恭澍极为郁闷,他回忆说:“现在,我已经‘失业’了,大有‘住闲’之感。既听不到从河内传来的消息,也不知道天津那方面的情形怎么样了,连我家里的景况如何,也一无所闻。寞寞长日,无聊、空虚,俱不懂得如何打发才好。如果说,这就是我所应得的处罚,可要比坐牢还不好受。”



陈恭澍说:“据我所知,戴先生并没有离开重庆,可是他始终都不约我见面。这到底为了什么,也没有地方去打听明白。虽然如此,我不曾跑到戴公馆写个名字求见,也不愿意打一张书面报告表白一番。因为他万一不肯接见我,或是在报告上批上几个臊人的字,那又多么难为情。”



戴不肯见陈,陈又赌气不愿主动求见,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



某天,在一个很别扭的场合,陈恭澍意外地见到了老板:“我到重庆已有一个多月,日子不好过可也过了。有一天,又拉警报,在防空洞里竟和戴先生不期而遇。”



陈回忆说:“我们站立的位置有一段距离,当中又间隔着三五成伙的人群,声音嘈杂,除非是大声喊叫,否则打招呼也听不清楚。我和戴先生只是四目交投,一瞬而过,彼此都没有作任何表示。我觉得他是有点故意不理我的样子,不过,却不是恶形相向;也许是我太执拗了,或者是实在没有勇气凑上前去找两句话说。”



陈恭澍说:“警报解除,戴先生在家人簇拥下扬长而去,原本期待着他可能传话给我,或是稍稍竚立等我上前见面,结果却失望了。”



就这样,好不容易出现的一个机会,又被陈恭澍放过了,他回忆说:“这种弃而不顾的滋味好难受!这叫什么?难道也算是一项罚责吗?我憋了一肚子的窝囊,很不好意思把这刚才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羞辱。还有呢,随着戴先生身后的一些熟朋友,也好象没有看见我这个人一样;真是怪事,莫非这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另一个道理吗?”



意外地是,就在第二天,局本部派人送来一份任命:“奉戴先生核定,派陈恭澍同志为本局代理第三处处长,盼即日到局办公。”



军统局的第三处即行动处,下设行动科和司法科,其中行动科长即当年蔡孟坚手下的宋良。事实上,由于军统局的“行动工作”均由各外勤单位执行,行动科基本无事可做。



当天中午,陈恭澍即到“小巷子”找毛人凤“报到”,他回忆说:“‘小巷子’是个地名,名符其实,连一辆小型汽车都开不到门口。楼高两层,东一间,西一间,简陋的不成格局。仔细的回忆一下,好象大门口连个便衣警卫都没有,不像后来门禁森严、武装把守的那么有气派。一进门楼底下是怎么个样子,已经印象模糊,想不起来了。”



陈恭澍说:“上到二楼,有一间能容二十多人的大厅,厅内,摆了一张大条桌,铺上一块蓝布可以开会,拿掉那块蓝布,也可以开饭。大厅的周围,有好几个门,朝着楼梯口的一间,就是这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处办公室了。靠窗子的一张有七只抽屉的大写字台,是毛人凤先生坐的;进门右侧,是一张五个抽屉的写字台,由第二处长何芝园先生使用,与这两张写字台成犄角之势的,还有一张只有三个抽屉的办公桌,原是给局本部‘书记长’周伟龙预备的,据说他连坐都没有坐,看了一眼就拂袖而去了。现在,指定给我用,也就成为军统局第三处长的宝座了。”



就这样,自加入“组织”以来,一天办公室都没有“坐”过的陈恭澍,万分不情愿地当上了军统局“第三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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