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Londoner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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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军统 (481)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参加工作八年以来,一向担任外勤,对于坐在办公桌上处理公文,简直是外行。所以就不得不请教于毛人凤先生了。”



毛人凤对陈恭澍很好,陈回忆说:“就拿服装来说吧,因为大家都穿中山装上办公,而我却没有,想做一套也做不起,他看不过去,就把他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虽然屁股上有一个不大显眼的小窟窿,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份不薄的人情了。”



毛人凤还教他怎么“当官”,陈说:“说到处理公文也是一样,他指教我该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同时把他伺候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许多要求的对策,也多多少少传授了一些。可惜太玄妙了,很难学到好处。”



此时的陈恭澍,当然还想不到,若干年之后,他的一条命,差一点就断送在毛人凤的手中!



不久,毛人凤的弟弟、陈恭澍的好友毛万里从上海打来电报,说已经将陈的家小从北平迁到上海,让他放心。陈感慨地说:“别看只是这么一纸电文两句话,其中,万里兄却作了两项担当;第一,以公报发私电,违纪;第二,他怎么知道我在重庆?泄密。这都是不许可做的事呵!单就私谊来说,这就是珍贵的友情。”



陈恭澍说:“我在局本部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已渐渐觉察到这个第三处长,原来只是一个‘名誉职’而已。也可以解释为:如果不获上级重用,的确是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而事实上,坐在那里一天到晚也看不到几件公文,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业务需要处理。有时,毛人凤先生看我闲得无聊,也好意的分个两三件文件给我看看,说得难听一点,解闷罢了。”



坐冷板凳的滋味不好受,一气之下,陈恭澍准备写“请调报告”,不干了。正在这时,又来了一纸命令,让陈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受训,时间是一个月。



——就在受训完毕的当天晚上,陈恭澍意外地接到了戴笠的召唤,他回忆说:



“一个月的时间,说快转瞬即届。就在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结业的当天晚上,大概是在二十八年七月底吧,戴雨农先生派人知会我,指定下午七点钟到他的公馆吃晚饭。”



陈回忆说:“通知中没有说明事由,而我们军统局同时受训的五个人中,也只有我一人被邀请,这说明并不是例行的邀宴性质了。



陈恭澍说:“我和戴先生自河内一别后,虽然在防空洞中照过一次面并未交谈外,这是半年来首次聚晤,他面带笑容的和我握了手。在座的还有‘公馆秘书’潘其武先生等数位,都是熟人。出奇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客,不认识她是谁,更不清楚她的身份。因为有女人在座,气氛就显得不怎么严肃,又兼戴先生本人有说有笑,大家也就觉得不太拘束了。”



陈回忆说:“这顿饭连吃带喝,已经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心里虽然明知道必有所为,可是他却一点口风都不露,到后来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也就放肆起来,我在那位女客的怂恿之下,竟而乘兴高喊了四句不大入调的《长板坡》,总算藉此吐出了几个月来憋在肚子里的一块郁积,觉得好不痛快。”



吃晚饭,陈恭澍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事或许明天再说”,正准备告辞,戴笠示意陈“到他书房去坐”。



陈回忆说:“起初,我认为这回他必定会对河内工作提出检讨,甚至宣布给我的处分了。可是他依然故态,在未宣示他的意向之前,先矜持的作了一番沉默,然后再一语破的地说出了他的主旨。”



戴笠说:“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到全部情况,而且仍在恶化中。我决定请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的继续执行,打击破坏组织的叛徒。希望你明天上午就出发,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陈恭澍回忆说:“他这么说,已充分表示出这是最后的决定,当然不容许再作什么考虑,可是当我接受一项任务之前,总该有个了解才行。于是不得不请他多透露一些实际情况。其实他也早就想说了,只是考量如何措词才恰当。”



于是,戴笠“好象有难言之隐似的”问陈:“天木的事你不知道吧?”



陈一听这话,马上想起一件怪事:“他一提到王天木,我就想起当我代理第三处长时,曾收到一通王天木兄从天津发出的电报,文内大发牢骚,竟有‘王八蛋’字样出现,意思是在责怪当地单位不肯替他做这样、做那样,另外还有些啰哩啰嗦的闲话,当时我和毛人凤先生商议下来,就把这份电报‘存卷’了。我猜,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所引起的吧?”



戴笠接下来的话,依然是没头没脑:“天木这么做,大大出乎常情,尤其是估不透他的动机何在?你这次去,务必要彻底了解清楚,并且尽一切可能劝他回来,我可以保证,绝对维护他的安全。”



对此,陈恭澍分析说:“戴先生对于王天木的事,只说到此处为止。就不再说下去了。主要的,是因为到现在他还不完全了解事态的真象,他还不相信所传的这一事实。”



这时,戴笠继续“面色凝重”地说:“你要继续河内未了的工作,进行对汪的制裁,关于这一点,你到了上海之后,可与万里兄联络,希望你们能合作。”



综上所述,陈恭澍的上海之行,任务有两项:第一,处理王天木的问题;第二,继续追杀汪精卫。



最后,戴笠说:“上海局势(陈恭澍原注:指的是我们组织上的)在你未到达之前,可能有许多变化,我会随时与你联络。”



这时,陈恭澍想起,他与“党政训练班”的一位同学“孔先生”还约好了第二天要见面,于是即请求“在重庆多停留一天”,戴笠听了,“毫不考虑”地说:



“目前情势紧迫,我们要争取时效,那里有功夫参与社交活动。又何况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连机位也订好了,并且已通知香港方面的同志为你安排去上海的船只,事实上已无法改期,我看不必了。”



戴还告诫说:“像这种应酬,顶好是越少越好。”



陈恭澍不敢再说,他回忆说:“戴先生和我的谈话因此而打断,也就到此结束。我原打算辞出以后先到兆槐持平兄嫂府上道别致意,同时也要整理一下行装,看看存在他们府上的那点衣物,有没有可以穿用的。谁知道戴先生送我出来的时候,他说已经为我在旅馆订了房间,也关照管总务的替我置备了几件衣物,希望我好好休息一晚,以后加倍努力。”



陈恭澍回忆说:“这一夜,又不好睡,有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因为不久之后就可以与家人团聚了;同时也有一种莫名的忧虑,上海组织范围那么庞大,事情那么复杂,凭我这副身手,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不仅要解决内部问题,还要完成未竟之功,想想看也会令人愁的睡不着。颠三倒四折腾了一夜,天一亮,习惯了早起,虽然没睡醒,也不想再躺在床上了。没有隔多久,王云孙兄已经带着另一位同志帮我收拾东西,接我上飞机来了。”



一路无事,陈恭澍顺利抵达香港,准备从这里乘船前往上海。他回忆说:“到香港后,他们已经买好法国邮船‘霞飞将军’号的船票,停留一宵,第二天中午启碇。”



“辣手书生”在“欺近”——上海,有没有感到一丝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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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军统 (482)




在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的同时,戴笠在上海,还特地进行了一层“复式”布置,这就是姜绍谟的“沪二区”。



姜绍谟,字次烈,1897年生,浙江江山县人。



姜家祖居江山县廿八都镇,是当地的富商,到他父亲这辈迁居江山县峡口镇。因家境殷实,姜绍谟发蒙很早,打下了极好的古文底子。



1913年,姜绍谟考上了江山文溪高小,并在这里认识了几个年纪相仿的江山老乡,如保安乡保安村的戴徵兰、吴村乡水晶山底村的毛善余、吴村乡青塘尾村的周念行、江山县城的姜超等;此外,还有一个比他们小4、5岁的低年级同学,即江山县城名中医王钟骧的儿子王蒲臣。



不过,此时的他们,都还想不到,许多年之后,除了姜超以外,大家还会在同一个“团体”中聚首。



1913年,戴徵兰、毛善余考入浙江省立一中,毛善余入学后改名为毛人凤;姜绍谟和周念行则考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学。



次年,姜超考入浙江衢属五县联合师范,并改名姜超岳。在投考的时候,姜意外地遇上了高他一级的戴徵兰。原来,戴入学不久即被浙江省立一中开除,只好重新考学,戴见到姜,惊呼:“你来了,我只能考第二了。”待发榜,戴徵兰果然排第二,不过姜超岳只考了第十二名。



但戴徵兰并未入学,而是到浙军当兵去了。



至于王蒲臣,毕业就要晚得多,于1920年考取浙江省立第九师范。



再往后,戴徵兰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并于此时改名为戴笠。



说起来,戴笠的发迹,在他的几个老同学当中,是最晚的了,即以姜绍谟而言,此时都大学毕业好几年了。



原来,姜绍谟虽然与戴笠同岁,却比他低两级,他觉得再等两年再上中学就太晚了,于是他在仅读了一年高小的情况下跳级报考衢州省立第八中学,一击而中,1918年毕业。此后,姜绍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



还在北大时期,姜绍谟就经国民党元老冯自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后,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党部成立,姜绍谟任执委兼组织部长,同时入北洋政府教育部当秘书,与鲁迅成为“同事”。



1926年3月,姜绍谟被段祺瑞执政府通缉,不得不逃离北京,辗转南下,此时北伐已经开始,姜投入何应钦的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在总司令部当参议,北伐军攻克浙江后,姜绍谟就地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乔家才说: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国民党清党,姜绍谟为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兼代组织部长(代张静江先生)及浙江省清党委员。清党委员会分秘书、情报、审查三处,他一人身兼情报审查两处主任,挑起浙江省清党工作的沉重担子。在同一时期,他又兼任省防军政治部主任和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在新进的青年人物当中,不但江山人无出其右者,就浙江全省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也是在此时,蒋介石“下野”,戴笠在胡靖安手下为其搜集情报,经常往来于沪、苏、浙三地,不期然与姜绍谟重逢。乔家才说:



“骑兵营学生的阶级是陆军中士,而姜绍谟的官阶,武职少将,文职简任。这两位文溪同学的社会地位,如此悬殊,可是,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戴先生有个侄女,清党时被清党委员会关起来。为营救他的侄女,不得不到杭州找他的文溪老同学。戴先生每次到杭州,多半住在姜绍谟家里。戴先生抱负很大,有远大的计划,他在杭州,介绍姜绍谟和胡宗南见了面,把这两位很有前途的浙江文武青年拉拢在一起。”



此后,戴笠执掌特务处,姜绍谟搞教育,双方各走各的路。



抗战军兴,姜绍谟赴武汉,先在军委会军训部当上校秘书,后应胡宗南的邀请,准备到西安工作。



胡戴之间,向来是不分彼此的,戴笠得知此事,即找姜绍谟,说:“宗南告诉我,他同你谈过,我才知道你也在武汉。你为什么不留在我这里工作?宗南已经有秘书长,你去干什么呢?战争扩大,我们这边的工作日益繁重,我比宗南那边更需要人。虽然我们这里没有官做。可是有的是工作做。”



姜听了说:“帮你工作,当然很好。可是,我已答应胡先生去西安,如果留在你这边。不去他那边。也应该同胡先生说清楚。”



戴不容分说:“我处理吧,你不必再去同他讲啦!”



就这样,1927年就成为国府“简任”官员的姜绍谟,于1938年加入军统。乔家才回忆说:“(姜绍谟)在武汉呆了不久,戴先生请他到云南,布置云南和滇越铁路以及安南河内海防等处的工作。因为他去云南,龙云不会怀疑他。二十八年春天,姜绍谟回到重庆,成立了渝特区,由他担任区长。”



就在戴笠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的几乎同时,戴笠决定成立“沪二区”,由军统局本部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不承担任何可能招致暴露的行动任务,也不与原上海区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沪二区”的区长,戴笠看中了自己的老同学姜绍谟。对此,姜没有二话,同意前往。



于是戴笠问姜说:“次烈兄!这一次你到上海,应该找个干练的人同去,你打算带那一个人?”



姜绍谟胸有成竹:“带陈祖康去吧。”



在历史上,陈祖康因撰写“黄埔校歌”而有他一笔。



陈祖康,1903年生,福建漳平人。



1917年,陈祖康赴法国留学,乔家才说:“(陈祖康)在法国整整七年,毕业于法国西北工学院,得到土木工程师证书。他又经过乌灵大学三次考试:数学通论、高等微积分、力学通论,三种考试都及格,得到硕士学位。”



陈祖康的经历比较复杂,早在他刚到法国的时候,在巴黎圣日尔曼学习法语,陈就认识了熊雄,1923年,经熊介绍,陈加入了“少共”(即青年团)。1924年,也就是陈拿到硕士学位那一年,他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已经成为西北工学院助教的陈祖康奉组织的命令回国,入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少校军衔。乔家才说:



“西北工学院院长巴尔森非常赏识陈祖康,认为他是数学天才,留他在西北工学院担任力学通论助教。一个中国人能够被法国人士这样重视,非有真才实学,是做不到的。但是因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一再邀请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革命;也因为去国七年,很想同家看看。因此,陈租康婉辞巴尔森院长的美意,乘船同国。”



按:在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时候,熊雄是副主任,此后周离任,熊雄主持政治部。



陈到任时,适逢军校五期生入校,六期生正在招生。乔家才回忆说:“陈祖康到黄埔,没有给第六期上过课。只给第五期上过几周。一天。熊雄和陈祖康说:‘现在,五期已经开学。学校万事俱备,就是缺少校歌。这是政治部的责任,似乎说不过去。大家觉得,你对歌诗很有研究,最好由你撰写,就请你动笔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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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军统 (483)




陈祖康出身于书香门第,又留过洋,新旧学都来得,乔家才评价说:“陈祖康才气纵横,笑傲王侯,是一位不折不扣,不自夸耀的诗人,但他并不以做诗为能事,以诗人自居。”



因此,写首歌,对陈祖康来讲并不是难事,没过几天,陈就“交卷”了,这是一首新体诗: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领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其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交卷”之后不久,陈即随何应钦的北伐军东路军出发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黄埔,东路军攻克福州以后,陈祖康任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这时,陈才知道,他的那首诗已经被谱上曲子,作为“黄埔校歌”被大家传唱了。



1927年国共分裂,作为中共党员的陈祖康被“通缉”,于是陈转入地下,随即当选为中共闽南特委宣传委员兼军事委员。当年12月,陈当选为中共福建临委执行委员,次年2月成为中共福建临委常委。



1928年4月,中共福建临委书记罗明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由陈祖康代理临委书记,这时陈在中共党内担任的最高职务。



此后,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陈祖康的经历十分曲折。1928年6月(即陈代理中共福建临委书记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陈祖康登报声明“脱党”,随即被开除党籍。



不久,陈祖康加入了谭平山的“第三党”,此后还曾参与“闽变”。乔家才说:



“二十二年冬,闽变发生,陈祖康那时在福州,和闽变分子有相当关连。闽变为时很短。如昙花一现,前后不过三个多月,就平定了。陈租康在福州存身不得,跑到长沙定居。他遭受的打击,相当沉重,万念俱灰,对政治前途,已经绝望,除了喝酒,就是打麻将。”



这时,当年军校的一个学生、正在湖南工作的军统分子范裕厚找到了陈祖康,乔家才说:



“军校五期范裕厚在黄埔听过他的政治学科,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工作。是戴笠先生派在长沙的工作同志。经常和他来往,觉得他心地良善,是一个热爱国家的人。范裕厚劝他不要再意志消沉,应当打起精神,参加救国工作,准备将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予以迎头痛击。”



此时的陈祖康正“背”得到了家,以一个留法的工科硕士、黄埔军校教官,居然连份工作都没有,一听之下,自然“很以为然”,于是欣然同意。



就这样,陈祖康与当时的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见了面,并经吴赓恕介绍,正式加入了特务处。



陈祖康虽然是学者出身,却很有特工潜质,乔家才说:



“陈祖康机警,脑筋灵活,对于情报工作,非常感到兴趣。二十五年两广事变,他到湘桂边境的零陵工作,注意广西方面的一切动态,成绩非常良好。两广事变,因为戴先生策反工作做得好,没有流血,陈济棠的海陆空军解体,众叛亲离,事变解决。”



因陈祖康本系福建人,因此戴将陈又派回福建,公开身份是福建警察教练所教官兼政治部主任。此时抗战已经开始,正逢“张超事件”发生,乔家才说:



“戴先生派到福州工作的负责人张超,兼保安处谍报股长,以为工作掩护,因为不接受陈仪收买利用,被陈仪借故杀害,戴先生为这件事情,非常悲痛。后来为了抗战需要,福建工作,分为闽北、闽南两站,戴先生对于站长人选,非常慎重。他知道陈祖康能力很强,在福建又不为人注意,虽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还是派陈祖康担任闽北站站长,相信一定会干好。”



按:自张超之后的历任闽北站站长依次是严灵峰、林铮、张子白、王调勋等4人,到抗战胜利前夕,闽南、闽北两站归并于福建省调统室,主任为易珍,其中并无陈祖康。因此,乔家才的这段回忆恐怕有误。



到戴笠筹划成立“沪二区”,姜绍谟向戴推荐陈祖康为自己的副手。



戴笠听了问:“你怎么知道陈祖康?为什么要带他去呢?”



姜绍谟说:“我在湖南认识了他,他是法国留学生,会说法国话。法国人比英国人好对付,这一次到上海,我打算住法租界,带一位会说法国话的人去,不是好些吗?还有,陈祖康头脑清楚,不但会写作,还会打麻将,长处很多。”



打麻将居然也成了“长处”,不过想想也是,在大上海工作,应酬是少不了的,不会打麻将怎么行。另外,福建人打麻将是出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梁鸿志。曾为周佛海当过秘书的孙曜东与梁很熟,据他说,梁打麻将,每打必赢,且每局终了时,梁能将每一个人打出的牌,重头到尾按顺序复述一遍。



戴笠听了说:“有道理。陈祖康是个人才,你选择的不错。”随即令陈返回重庆谈话。



见到陈祖康,戴与他做“工作午餐”,同席的是刚刚逃回重庆的山西站站长李希绍。戴笠边吃边对陈说:“我想请你到上海去工作,可不可以去?”



陈祖康听了说:“只要是戴先生认为需要我去的地方,我都可以去。”



说到这里,陈话锋一转,接着说:“不过,我有一个请求,工作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以后,戴先生给我自由。让我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戴一口答应:“好,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最高目的。我知道,你不要名,不要利,为国家生存,不计一切,参加了我们的工作,这几年也够辛苦了。不过,未来的变化多端,谁能预料到以后的事情呢?请放心!我对你的承诺,一定遵守照办。”



次日,戴笠专程赶到机场,为陈祖康送行,说:“大家努力!胜利后在上海见面。”说着,戴笠又拿出一罐四川泡菜,说:“到了香港,交给王新衡同志。”



按:王新衡时任香港站站长,戴笠特地让陈给他带一点四川特产,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但“瓜子虽小是人心”,搞这一手,是戴笠的长项。



据沈醉回忆,每当除夕,戴笠都要给手下的重要干部写一封亲笔信,再附上一点钱,作为次日大家来拜年的“红包”,每每写到深夜。沈看不过,表示可以替他写,戴说:“你懂什么,你写有什么用,你写的能代替我写的吗?”



这种例子多得很,因此,尽管戴笠驭下极严,动辄打骂,但他总能通过些小事,让人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所以戴笠死了多年以后,仍然有人感念他。



毛人凤就不行,一味地以威压人,总搞得人心里“瓦凉瓦凉”的,所以毛刚死就被人骂得狗血喷头。



双方握手而别,陈经香港赶往上海,会同姜绍谟一同建立“沪二区”。



“沪二区”建立以后,为避免混淆,在军统内部,将原上海区改称“沪一区”。



除沪一区、沪二区之外,戴笠还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法租界特别站”,站长是廖公劭。



廖公劭,1898年生,浙江青田人,军校四期毕业。



在军统中,廖公劭与廖划平、廖宗泽并称为“军统三廖”,“三廖”当中,廖划平虽然岁数并不太大(与廖公劭同岁),但他却当过黄埔军校教官,资格最老,廖宗泽与廖公劭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



曾任沪一区书记的王一心回忆说:“上海直属站。站长廖公劭(浙江青田人,黄埔四期生),这个单位是1940年春天建立的,工作内容包括情报和行动。工作人员除少数由军统调派外,大多数是廖公劭在上海就地吸收的,内外勤共一百多人。这个单位的性质与上海第二区不同,戴笠希望廖公劭在上海大干一阵,尤其在行动工作方面寄以重望。所以站部一成立,即发给他武器弹药。可是这个单位,也没有表现成绩,不久,廖公劭就在上海被捕了。”



廖被捕之后,马上落水,并进入“七十六号”担任伪职。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廖逃回重庆,反而得到戴笠的特别重用,让他当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副处长。



当时沈醉在稽查处当督察长,他回忆说:“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荪,都是有名的汉奸。”



沈醉说:“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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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陈恭澍到达上海。



一到码头,陈恭澍就在人群中看见了身材高大的“胡三爷”。



胡三爷即胡永荃,当年戴笠派他到北平去协助陈恭澍“制裁”殷汝耕,胡、陈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胡永荃本就是上海的富商,此次陈恭澍到上海,本应与沪一区接头,但因陈从未在上海工作过,沪一区没一个人认识他,于是便求助于毛万里。问题是目前刚刚经过“七一四事件”,毛万里亦处于一夕数惊之中,不方便“抛头露面”,于是陈恭澍的太太杨小姐遂请胡陪他到码头上去接陈恭澍。



一见面,杨小姐就“面色深沉”地说:“亢子、因子他们常来,你不能回家。”



此时,陈恭澍还不太清楚上海发生的事,但他是何等样人,马上会意,一字不问,任由胡永荃陪着,到胡家暂住。



到了胡家,陈恭澍才知道王鲁翘因王因子而遭诱捕的事,他回忆说:“我虽然相信王家两姊妹本身绝做不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可是前车之鉴,又不得不防,所以仍不敢掉以轻心,现在,他们既然知道内人住的地方,我最好还是不回去为妙。所以做我们这一行,在人情上常常有些不得已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于是陈问杨:“他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到咱们家来的?”



杨想了想说:“鲁翘出事后一直到今天就没有再来过,连个电话也没有打过。”



陈恭澍回忆说:“我计算日子,鲁翘是七月十四日被捕的,已经有二十多天了。这不是很显然吗?如果鲁翘的事和他一无牵连的话,怎么会呢?不必犹豫了,不管怎么看,也要马上搬家。”



在陈心里,其实已经“坐实”了一点——王鲁翘的被捕,与王天木有关。



陈恭澍回忆说:“我和内人说的话,胡三爷在旁听得明白,他不待我开口,就非常爽气的留我在他家暂且住几天,等找到房子搬好家再移动,免得住旅馆遇到麻烦。这么一来,既省心,又安全,当然是求之不得。随即嘱咐内人先和毛万里兄联络一下,并安排时间、地点,见个面再说。”



在杨小姐的安排下,陈恭澍、毛万里这对老朋友终于见面了。陈回忆说:“我和毛万里兄自二十七年春共同策划制裁王克敏未成在北平一别后,迄今一年多不见面了。他还是老样子,事事乐观,好象未来的都是好时光;此刻,上海局势一天紧似一天,随时随地都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可是他满不在乎,大有逢凶化吉的信念,好一个常与幸运为伍的福星。我本来是一脑门子的草木皆兵,被他这么一感染,心境倒也开朗得多了。”



陈还说:“我和万里兄的会晤,纯属私人性质,在重庆出发时节,上级并没有指示我必须与万里兄联络,而万里兄这方面也不曾接获通知。不过,我和万里有深厚的私交,即使在一般工作守则中不允许我们发生横的关系,我们也会自行制造机会的。现在,我们不但在他的办公处所见了面,而且连我此行的任务,也毫无保留的都讲给他听了。其实,我不说,他猜都猜得到。”



听了陈恭澍到上海来的使命,毛“斩钉截铁”地说:“你的任务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了!”



接着,毛分析说:“戴先生希望你动说词劝天木兄回来,我可以断言,他既然这么做了,当然有了周详的准备,绝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况且有许多迹象显示,也不是意气用事,像这种情形,光凭三言两语,就能使他回心转意吗?”



毛还意味深长地说:“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难道说戴先生都不懂吗?所以你应该明白,戴先生派你来,并不在乎能否说服他,而是先布一着棋子,用来制服他。这句话我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再进一步,那该由你自己去体会了。”



毛万里曾给戴笠当过秘书,从他这句话上看,毛对戴的了解,可说远胜于陈。



同时,陈恭澍与王天木之间的亲密关系,毛万里也十分清楚,他非常担心陈会不顾一切地去与王会面,于是毛问陈:



“再就最现实的问题来说,在已经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事事必然都朝坏处想,横不是、竖不是,怎么样也不好办了。比如:他指定地点约你见面,你能去吗?反过来说,你约他见面,他敢来吗?”



最后,毛万里断言:“你我在上海的任务特殊,为今之计,除了和上海区保持联系,听候上级指示外,一进一退,由不得你我,重要的是先稳住阵脚,暂作观望,相信,最近几天戴先生一定有电报来的。”



对于毛万里的这番话,陈恭澍深以为然。他回忆说:“我刚刚来到上海,不仅环境不熟悉,苦在对当前的情势也不够明了,更说不上掌握什么了,除了在万里兄的指引下得到一些提示外,我自己是一点主见都没有。万兄既然认定应该稳扎稳打,那么就静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便了。”



陈还说,当时他对于毛万里所说的“不在乎说服,而在于制服”这句话,印象极为深刻。



陈恭澍回忆说:“我们阔别年余,情感上有说不完的话,不过说来说去又归结到上海方面的内部问题来了。这虽然只是两三个人的变节,但在我们身上,却是一件破记录的大事,而且谁也没有经历过,谁也没有处理过。摆在眼前的就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甚至使人迷惘,万里兄和我对于这件事,实在谈得太多太深了,我们也猜测到——这会不会是一次有计划、有远景的‘大迂回’,而由天木兄扮演一个最大的不幸者?”



陈恭澍这话说得莫测高深,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事实上,陈后来亦落水,且他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40年以后,当年的事情早已尘埃落定,大家心知肚明,只不过都还在世,彼此总要留些面子,别把话说得太明了,否则有人面上“须不好看”。在这个问题上,不独陈恭澍,凡写回忆录的,都一样。



因此,我们在看这些回忆的时候,不能看得太“实”了,用常说的一个词来形容,叫“批判”着看,有的时候,批着批着,就批出这些老家伙们在回忆中“搞小动作”来了,挺好玩的。



事实上,有关王天木的事,陈在回忆中也说了几句真话,只不过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一看就是想说,又不能说,但又想告诉读者——你们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傻子,我都明白,就是不方便说。



在回忆中,陈是这么说的:“当时作如是论者,也只有万里与我二人而已,交情不够的不敢谈,一般工作同志间也不便谈,在本局高级干中大家又都避免涉及这件事,如果不是事隔四十多年,早已事过境迁,恐怕写都不能写,遑论公开发表了。我和万里兄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当然不是胡猜乱想,因为其中有许多现象显示,绝不如表层所见的那么单纯,其后若干时段,又有好几件事更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制作者早已凋零,三头对证的机会已不复存在,所以也只好留作悬疑,有此一说罢了。”



毛万里所料,一点不错——没过几天,陈恭澍就接到重庆来电,任命他为沪一区区长,“嘱即日接事,急谋应变之策,尽快恢复组织机能。”



1939年8月12日,“蛰伏”了五个月的陈恭澍“重出江湖”,接任军统局最重要的一个外勤单位——沪一区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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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接手沪一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裁”王天木。这件事,陈在回忆中并没有写,但事实上,陈接任仅仅三天,就发生了王天木被枪击的事件。



1939年8月下旬,王天木在上海当站长时的忠实部属、远在香港的刘戈青接到了王的一封亲笔信,信上是这么说的:



“兄于十五日被赵君暗杀未遂,系老板命令,此真太无天理是非,乃于次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兄天木。”



信中的“赵君”当指赵理君,“老板”自是戴笠无疑,“开始自由行动”则指投向汪伪,事实上,王天木早已投入“七十六号”,信中的说法,不过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而已。



看王天木的口气,当时他并没有怀疑陈恭澍,也许是他还不知道与自己曾亲如兄弟的陈恭澍已经“接长”沪一区,于是把这件事按到了与自己“仇深似海”的赵理君头上。



当然,不管这件事是陈恭澍、抑或是赵理君下的令,他们的背后都是同一个人——戴笠。



对此,乔家才不这么看,其根据,就是前述戴笠曾与他说过的那番话,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再次引述一下乔的回忆:



“不过以我个人经验判断,王天木所说。恐怕不可靠。廿八年六月卅日我在重庆珊瑚坝等候飞机,飞香港转往华北督察工作。飞机起飞前,戴将军来到飞机场,送我上飞机,边走边谈:‘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好像有很多疑虑。你看到他,可以对他说,我对他绝对信任,无论如何,请他放心。’戴将军这样吩咐我,接着又说:‘天木这个人疑心太大,我这样对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对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据此,乔的结论是:“从仁至义尽四个字看,戴将军那里会下达制裁王天木的命令呢?”



乔家才还分析说:“据说林之江和陈明楚先同伪组织暗中勾搭上,他们想拉王天木一同下水。利用王天木的弱点和他同赵理君的矛盾,来挑拨离间,使王天木不得不跟着他们走。那么所说戴将军命令赵理君制裁王天木的电报,一定是陈明楚伪造的。”



对此,我们还是那句话,“批判”着看吧,想必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



再说刘戈青,见信即去找当时也在香港的“杨家姆妈”陈华。



陈回忆说:“时间是在同年(指1939年)八月,起因则是刘戈青接到他的顶头上司王天木的一封信。那天刘戈青来看我,绝门不提这封信的内容,只是简单明暸的说:‘上海方面,要我立刻去一趟。’”



陈华听了,虽然不知起因,但总归在这个时候回上海,对刘戈青是很危险的,于是陈华“斩钉截铁地说:



“人人都可以回上海,唯独你不能!因为你打死了陈箓,东洋人跟那帮汉奸,统统把你恨之入骨!”



跟着,陈华就去找香港站站长王新衡,想请他阻止刘戈青的冒险。



与王谈过之后,陈华才知道刘戈青是应王天木的“邀请”回上海的。于是他为刘分析说:“王天木写这封信,有两层用意,第一他自以为你是他的心腹肱股,得力帮手。因而他降敌,也要把你拉过去。第二,他既然已经投降过去了,当然就可以无所不为,毫无忌惮。所以他也有可能把你骗回上海,交给东洋人,给他自己邀功!”



刘戈青听了,“连连点头”,说:“杨家姆妈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自己也深思熟虑过,王天木的用心,绝对不出你所猜测的二者之一。”



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答应他回上海呢?”



于是,刘戈青向陈“透露了他疯狂大胆的计划”:“半年以前我杀了大汉奸陈箓,如今又冒出一个更大的汉奸汪精卫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一旦成立,对于国家民族、抗战前途的影响必定至深且巨。因此我抱定牺牲的决心,非除掉汪精卫这个卖国贼不可,而王天木的变节降敌,写信要我回上海,正是我的大好机会!”



陈听了,说:“你不必再跟我细说你的计划了,我已经了然于胸。你无非是想利用王天木,去跟李士群来个假投降,成为伪组织特工总部的一员,再藉此关系接近汪精卫,伺机下手!”



刘戈青“连声应是”,陈华则“大摇其头”说:“你这计划绝对行不通。”



陈华谈了三点:



“第一、如果王天木真的要把你骗到上海去邀功,那么你一到上海马上就会送命。第二、你曾经制裁过陈箓,轰动全国。即使日本特务、伪组织的特工基于爱才,能够不计前嫌的对你加以重用。他们对你的防范必定十分严密,使你绝无可能接近汉奸头子汪精卫。第三、戴老板现在正对你特别的赏识与器重,他会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让你去跟汪精卫一命换一命,对于他来说,损失未免太大。”



对“杨家姆妈”的忠告,刘戈青完全赞同,但他回上海,尚有另一个目的:“我回上海另外还有一层作用,因为我有可能说服王天木,叫他回过头来。不再卖身投靠当汉奸,落个千秋万世的骂名!”



对于戴笠的手下,陈华是再熟悉不过了,她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我承认,这一项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甚至于要比刺杀汪精卫更胜几分。因为王天木的叛变,对于戴笠可以谓之为事态严重已极。不但上海方面的组织与工作几乎全盘瓦解,而且王天木带过去投敌的还有戴笠的一大批得力干部,包括了林之江、陈明楚、马河图、何行健、岳清江、丁宝龄等人。这些最优秀的情报工作者一道投靠敌伪组织,其所产生的破坏力量,简直无法估计。”



想到这里,陈华已经拿定了主意:“把王大木他们拉回来,确实是眼跟前顶要紧的一件事。但是与其你去,反倒不如我亲自去走一趟。”



于是陈一个电话叫来王新衡,经三人密商,“大家一致认定,到上海去说服王天木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我阵华不失为最理想人选。”这是因为,陈华去上海,有几方面的有利条件:



“一、我不是军统局的人,对于敌伪方面来说:目标比较小得多。



二、王天木了解我的为人与性格,以及我和戴笠的关系。由我嘴里说出来的话,在他听起来就容易信得过。



三、在十里洋场黄浦滩上,我也有我的靠山和力量。譬如说:李士群极斯斐尔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吴四宝。就是黄金荣的徒孙,对黄金荣唯命是从的季云卿的学生子。我和黄老板情同兄妹手足,吴四宝即使奉命,也未必敢对我下手。此外,由于我和我丈夫杨虎一手组成的‘兴中学会’,其势力在上海与青、洪两帮鼎足而三。即使日本特务加上李士群,也未必斗得过这一帮人。”



说白了,陈华去上海,即使说不回王天木,她的安全,也有相当的保障。



此外,在王天木身边,陈华还有一个“内线”——与刘戈青一同加入军统的“九个火车头”之一的杜白山,就是王天木的女婿!



前面说过,王天木的二女儿王因子曾与王鲁翘“轧朋友”,而他的大女儿王亢子,则嫁给了另一个军统干部杜白山。



陈华的自告奋勇,给戴笠出了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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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回忆说:“由我亲入龙潭虎穴,采虎口、拔虎牙,劝促王天木幡然悔改,倒戈归来。对于戴笠来说,的确是件依违两难,委决不下的大事。他在重庆接到电报,马上就拍回电命令刘戈青即日到重庆,向他当面问个明白,此次冒险之举果否出自我的主动建议,他留刘戈青在他的曾家岩寓所进餐,两个人反复参详,慎密筹商。再经过一番妥善的安排,周密的部署,在短短几天之内渝港两地函电交驰。”



陈华并不是军统干部,也没有经过任何特工训练,应该说,由她回上海承担如此危险的任务,既不合乎情理,又显得军统无人,更重要的,戴笠也舍不得。



然而,在这个世上,戴笠唯一奈何不得的,恐怕就是这个陈华了,最终戴笠妥协。陈华说:“他的来电、来信,婉言劝阻,在我的梳妆台上堆成厚厚的一迭,最后总算在我的坚持之下,他极其勉强的同意了。



陈华回忆说:“于是我抛下儿女,只身一人,搭洋轮船北上,回到上海法租界。为了以防万一,戴笠执意不让我住进我自己的家,而在毕勋路一位好姊妹淘的家里住下。”



一切就绪,陈华打电话叫来杜白山,陈回忆说:



“他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就说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上海群魔乱舞,中日双方谍战剑拔弩张,风鹤相惊的危险关头,——杜白山一脸惊惶,忧心如焚的说:‘师母妳也不想想自己的身分和地位?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上海来呢。’”



陈华回答他的话,差点没把杜白山吓个跟头:“我要见见你的丈人王天木!”



陈华回忆说:“才坐下的杜白山,猛可间又惊得跳了起来,手里的半杯茶统统泼在地毯上。我还是微微而笑,两只眼睛定在他脸上望;杜白山正张口结舌,神情惊怖。”



陈华知道,他要说的话,一定是:“师母,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陈不等他拒绝,“故作轻描淡写”地说:“你们老板也晓得:只有我来,才能拉他一把,救他一救!”



陈华回忆说:“杜白山的惊骇紧张渐渐趋于缓和。跟我六年多,他当然晓得:杜月笙以‘闲话一句’出名,我陈华更是‘说一句算一句’,同时在那些个年头里,我说出口的话向来是不许打回票的。”



陈华这话,没有吹牛,在当年的上海,陈华确实是个人物——你想啊:杨虎是她丈夫(虽然早已分居);杜月笙认她做妹子;那边厢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戴笠,据说想她想得都快着了火——试问,这么个人说出话来,谁还敢“打回票”,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果然,听了陈的话,杜白山“双手直搓,沉吟片刻”,最终苦笑着说:“师母,让我去试一试,好不好?”



陈听了,还不放心,再来个“敲钉转脚”,给杜施加点压力:“好是好,只不过……我不能在这里长久耽搁。况且,我一定要见到你丈人才回去!”



陈华回忆说:“从这一天起,杜白山每天都要跟我通好几次电话。报告我他和岳父旁敲侧击,转弯抹角,试探、洽商的经过。我听得出来,起初是情急敷衍,推推拖拖。因此我相当的不耐烦了,在电话里直截了当询问:‘你有没有跟你丈人实说,要见他的是我? ’”



陈华所料不错,王天木素以“笑面阎罗”著称,那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儿,眼下又投了“七十六号”,谁知道他会不会“暴出杀手”,来个“大义灭亲”,不到万不得已,杜白山哪儿敢实话实说!



但不敢说也得说,得罪了陈华,也不是玩的。陈回忆说:“等到深更半夜,回电来了。杜白山果然完成了我所交代的事。王天木一听是我到上海来了,明知推托不掉。他要杜白山打电话来约我,第二天下午两点半钟,他和我在兆丰公园见面。”



陈华如约前往。



果然不出所料,王天木没有来,来的是林之江!



陈华回忆说:“一见林之江时我很生气,扭转身躯我回头就走。林之江一看苗头不对,一路快跑追上了我,陪着笑脸打躬作揖,说尽了好话替王天木道歉。”



陈华问他:“他为什么自己不来?”



林推托说:“实在是那边监视太严,王先生怕东洋人或是李士群派人跟踪。把盯梢的人带到这里,看到了师母,就怕他们对师母有所不利。”



陈一听立即借题发挥:“监视太严?那就表示他们其实并不相信你们了?”



林之江听了,苦笑着说:“刚开头总归是这样子的。而这种情形,师母你想也想得到!”



陈反驳说:“刚开头就这样不客气了,以后呢?是不是会越来越严?越来越糟?”



说着,二人找了个“比较隐密的地方坐下”,陈华“开门见山转达戴笠的命令”:“你们老板要你们统统回去!”



林之江当然不会回去,但也不敢峻拒,只好说了一大堆不得已的“苦衷”,顺便发几句牢骚。



陈华是个干脆的人,不跟他多说废话:“一时无法回去也可以。你们不妨将计就计,就算你们打进伪组织里,马上开始做反间工作好了!”



这一下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林之江不得不说出一句心里话:“想来师母不会不晓得,老板对待叛变的人,手条子一向很辣!”



陈早料到他有这一说:“我当然晓得,这也就是我所以要亲自来一趟的原因所在。除了亲口代你们老板传话,我这里还有一封他的亲笔信!”



陈华回忆说:“我从皮包把戴笠的亲笔信掏出来,同时密切注意到了林之江的眼睛登时一亮,很急切的伸出双手来接。我却迅速的缩回了我的手,稍稍吊他一下胃口,把着封信在他眼前一扬,好整以暇的说:‘老板这封亲笔信的内容,正是他要我向你们亲口传达的几句话。’”



对此,林之江自然“洗耳恭听”。



陈华说:“你们老板不管你们动机如何,谁起的意?只认为你们能在这个时候打进敌伪组织,正好合乎他的工作要求。因此,他可以既往不究!”



陈华回忆说:“先不把信交给他,而由我的口中说出。我的主要用意,在于就便观察他的神情反应,看看他们!至少是林之江个人、究竟能否接受戴笠让他们悬岩勒马,戴罪立功的要求。”



到了晚年,回忆起当年这一段,陈华不无自得地说:



“那一年我三十三岁,人说我陈华有情报工作天才,实则是我交游广阔,阅人多矣,比较容易看穿别人的心事。那天下午,最后我还是把信交给了林之江。要他立即转交王天木。”



通过与林的几句交谈,陈华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她回忆说:“根据我直觉的判断,至少要林之江拨乱反正,重归军统局阵营,显然是绝无可能的事。”



因此,临别之际,陈华又“语重心长,颇有弦外之音”地对林说:



“全中国人都在打东洋人恨煞东洋人,你们反倒去向东洋人投靠。我不必跟你们讲什么大道理,但却要提醒你们一声,你们尽可以替洋人卖命甚而至于变成了东洋人。但是你们家里的人和祖坟,恐怕未必能够搬到日本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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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回忆说,当年她说这话,其实是代替戴笠、向王天木等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八九名军统局的敌后干员变节降敌,他们可能受到日本特务和伪组织特工的暂时庇护。却是他们的家人和祖宗庐墓,故乡产业,绝大多数部还捏在戴笠的手里。”



如果说得再直白一点,那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小子可放明白点,不要把自己的路走绝了!



当然,戴笠的手段毒辣,林之江很清楚,王天木更清楚。因此,第二天,杜白山就带回了令陈华满意的答复:“林之江已经把戴笠的亲笔信交给王天木了。许是双方的老交情还在,许是王天木惮于戴笠的声威。他果然答应下来,愿意担任戴笠的死谍,潜伏在伪组织的特工总部,仍旧替我方担任更危险的工作。”



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王天木没这么简单的。陈华回忆说:



“我正在高兴头上,隔了一夜,杜白山又打电话来,着急紧张的问我道:‘师母,你的使命顺利达成了,功德圆满。可否早些动身回香港去呀? ’我心中明知其间必有缘故,但我仍然故作悠闲之状,反问他道:‘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我走呀?我这趟回上海,还没有逛过街呢? ’”



听陈华这么一说,杜白山不得不说出了实话:“师母你千万不要逛街!我岳父和我都得到了消息,林之江派出了四根枪,说什么也不让师母离开黄浦滩!”



所谓派出了“四根枪”,即安排了四名杀手,要取陈华性命之意。



陈华回忆说:“当年我年轻气盛,斗志昂扬,起初还有点生气,心想林之江不过区区一个小萝卜头,他想对付我,也就是他一心一意下水当汉奸了。我又何妨趁此机会跟他别别苗头,一则显显我和戴笠的威风,来上一次杀鸡儆猴猴。二来也可开开杀戒,让林之江和他的手下闻风丧胆,也算得上是为国除奸。



陈还说:“在那时候,只要我伸手拨个电话,干掉林之江和他的那批手下,应该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的事。然而就在那几天里,从军统局上海站转来戴笠的急电,真个像是雪片般飞来,而每一通电报都在催我尽快离开上海,最后几通电报还提出了请我即日到重庆一游的要求。”



在戴笠的催促和大家的劝说下,陈华最终放弃了与林之江“计较”的打算,“应戴笠的邀请”,赴重庆“观光”去了。



此时,戴笠已经改变了主意,同意刘戈青返回上海,他给刘写了一封信:



“廿三日手书均悉,吾弟忠勇为国,思虑周详,至为感佩,沪上环境险恶,我固不愿弟赴沪工作。但为打开目前之僵局,与挽回工作之劫运,以期得到最后胜利计,亦不得不派弟一行。兹已另电冠夫同志,拨弟国币五千元,希即妥为部署,秘密赴沪,万希胆大心细,严密进行。事之成败,系于弟身,一切可以照来书办理。……。”



就这样,拿着戴笠给王天木的又一封“亲笔信”,刘戈青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见到了王天木,并对他说:“戴先生告诉我,你们已经打进伪组织。你这样做,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派我回来,由你协助我完成制裁汪精卫的工作,好阻止汪精卫的伪组织出现。对你们投靠伪组织,绝不追究。”



王天木听了,并不领情,说:“我现在走这一步路子,完全是赵理君逼出来的。你老弟既然回来,一切问题我们慢慢商量。”



同时,王给戴笠写了一封极简单的回信:“违仁背义,男盗女娼。”



至此,戴笠、王天木这对兄弟,就算“掰了”。



如果说,军统上海站的14个秘密办公地点的暴露,主要出于陈明楚的叛卖的话,那么,诱捕王鲁翘,就算是王天木为日伪办的第一件事。现在与军统又彻底“翻车”,王天木已经没有任何顾忌,能抖搂出来的,他绝不客气。



这次,被王天木“抖落”出来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抗战前才加入上海区的“直属情报员”,他叫袁殊。



说起袁殊,其经历之丰富与充满“戏剧性”,直可当小说看。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



袁学易的父亲袁晓岚是秀才出身,但他却是同盟会会员,从成婚以后就在外搞反清活动,袁殊的儿子袁龙这样评价他的祖父:



“他在国民党内官职低微但资格不浅。辛亥革命时袁晓岚参加了湖北的日知会,辛亥革命后不久,祖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仅带了一支手枪便杀回了蕲春县。大约在黎明时分,他们在城关土地庙附近放了一枪,便宣告了革命党人的夺权,算是给中国腹地小城镇补了革命课。没多久,便又扬长而去,街市依然如旧。”



袁晓岚在外边搞“革命”,家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不管,袁学易回忆说:“他是国民党右派(同盟会会员),在北伐后做了几任县长,因身残志懦,以一个反动的、没落的小官僚而终其生。他不照顾、也无能力照顾家庭。”



因此,袁学易和他的弟弟袁学礼完全是由母亲带大的。袁龙回忆说:“祖父在外奔走革命,基本上弃家不顾。奶奶带着袁学易(袁殊)和小学易4岁的袁学礼在家乡讨生活,虽谈不上困苦但很艰难。奶奶身材矮小又是小脚,不能务农,由于出身富户也不太知道稼穑,生活主要靠娘家的周济和典当东西来维持。”



据袁殊说,当年他家的生活“温饱不成问题”,“在当时低下的生活水准中,也算得上过着小地主式的生活。”因此,袁5岁就上了私塾,直到举家迁往上海,他一共读了3年书。据袁自己说:“这3年私塾打下了国学的一点根基。”



1919年,袁晓岚打算到法国去留学,结果在上海摔断了腿,他的太太闻讯,遂带着两个孩子、即袁学易和他的弟弟袁学礼到上海来看他,从此一家人离开了故乡蕲春。



此后,国民党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设立地下“市党部”,早已转为国民党员的袁晓岚在市党部中负责工团工作。按说,袁本就有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现在又成为国民党的“地工”,家里生活应该有所好转,偏偏就在这当口,袁晓岚移情别恋。袁龙说:“可袁晓岚其人品行不端,他和所教的一位女学生发生了姘居关系,竞弃袁殊母子三人于不顾。”



没办法,袁家母子三人只得投亲靠友地过了一年多,此后就搬出来,租了一间房子单过。袁龙回忆说:“祖母当年30出头,一个外乡身材矮小的妇女拖带着两个孩子在上海何以为生呢?我在上中学时就问过奶奶这个问题,她似乎不愿多谈,只说靠教书为生。”



袁龙说:“当时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我知道奶奶认识字看过些旧小说,认为教个小学也是可以的,就没多问。后来我自己做了教师,有了一些阅历,想起此事就感到奇怪了:一个外乡的小脚女人怎么竟能在鱼龙混杂的旧上海滩占有讲课的一席之地呢?袁晓岚有正规受教的学问根底,有许多国民党朋友尚且常常失教呢。”



后来,袁龙带着这个问题去问晚年的袁殊,袁殊说:“所谓教书,就是你奶奶带着我在浦东棚户区给工人上识字课。每天晚上,我们去后,做完工的几个工人围拢来,我们就教他们认写几个字。”



袁龙自然要问:“那么工资谁给呢?”



袁殊说:“哪里有什么工资,有时有人拿点米,有时有人拿点菜蔬,就算是工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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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龙说:“从这种前所未闻的乞讨式教书中,我深深地感到袁殊童年时代的不幸。他确实在饥寒交迫的贫困深渊里苦苦地挣扎过,我以为这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说过,袁殊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袁殊小时候帮人卖过大饼、油条,擦过皮鞋,什么杂活都干过。”



袁龙回忆说:“12岁的袁殊找过袁晓岚多次,均无结果。不是袁晓岚不帮助自己的儿子,而是无力帮助。祖父那时已不教书了,他在环龙路44号全力搞国民党工团工作,生活上自顾不暇。几个月过去了,不合情理的执拗和读书要求始终不能解决。多了一个人吃饭,少掉了每天十几个铜板的收入,祖母挑不起三口之家的生活重担,那几个月中袁殊经常挨饿。怎么生活下去呢? 袁殊非常着急,他再一次饿着肚子走到环龙路44号。”



这次,袁学易遇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袁晓岚依然无计可施,绝望的袁殊急饿攻心,当场晕倒在地上。环龙路44号的几个工作人员围拢过来,对小孩子袁殊动了侧隐之心。其中有个袁某人和立达学园有些关系,他当场答应介绍袁殊免费到立达学园读书。”



在动了“侧隐之心”之心的人当中,就包括萧赞育,此后袁学易曾得到他的帮助。



立达学园的创始人是曾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驱张”的匡互生。所谓“立达”,即取《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因此,匡互生崇尚“人格教育”,不采用“灌输”的方式,强迫学生去接受自己的观点:“教育者决不该以一种主张束缚被教育者,使他们不能自然地发展。教育者应像园艺家一样培植被教育者,使他们茁壮成长,开花结实。这样的学校便是理想的学校。”



袁龙说:“袁殊进入立达学园只能免交学费,但饭费仍无着落。他自述,每到开饭时就和同学们一到走进饭厅吃饭,并且泰然处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而且也不应该的。但在当年的立达学园,袁殊不仅这么做了,而且没有受到非议,为什么呢?因为立达学园标榜人类的爱,‘教职员学生宛如父子兄弟,亲爱无间’。”



立达学园的学术氛围也颇为宽松,什么都可以谈。袁龙说:“袁殊在立达读书时,参加了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成为恩想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人。”



按:在上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极为时兴,即以国民党的“四大元老”蔡元培、李煜瀛、吴稚晖、张静江而言,后三位都曾在一定程度上持“无政府主义”态度。另外像张继、像褚民谊,都曾是“无政府主义”者。



袁龙说:“和袁殊同住一个宿舍的一名高中年级学生名叫黄其启,他是湖南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爱的弟弟。袁殊和黄其启两人别出心裁地办了一份《窗报》,即在宿舍玻璃上不定期地‘出版报纸新闻’。《窗报》的内容大多是道听途说来的各种消息和自己的评论。为得到消息,他们两个人大列列地和复旦大学生交朋友,进行‘采访’。据说,《窗报》很有些人来看,甚至教员也有时前来读‘报’。为此,在立达读书的袁殊得了个‘报馆先生’的绰号。袁殊以后成为职业报人,始于办《窗报》。”



l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走出校园,投身学生运动,袁龙回忆说:



“作为立达学园游行队伍的宣传队员之一,袁殊认识了不少大中学的学生代表。他特别提到大夏大学的邵华和刘真如两个人,他说刘、邵二人是‘五卅’学运的核心人物,但后来都成了国民党的党棍子。”



按:刘真如,1905年生,原名刘成山,安徽涡阳人。



邵华,原名邵子英,1901年生,安徽颍上人。



后刘、邵均曾短暂地参加了北伐,并先后投入C.C系。



也是在此时,袁学易改名为袁殊。



1926年,袁殊离开立达学园走上社会。这时,他遇上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导师”——胡抱一。



胡抱一,1891生,江苏淮阴人。



胡抱一曾当过孙中山的卫士,他的孙子胡明说:“(胡抱一)体格魁梧,天资聪慧,记忆力尤过常人。清末,朝政日非,国力萎顿,外侮日迫,民族遭难,祖父只身走沪,从事革命活动。及至1912 年民国成立,转赴南京担任中山先生卫士(前后达5 年之久)。



胡明回忆说:“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灰心变节者颇多,祖父仍始终如一,与张继、杨虎、景定成诸先生从事地下工作。积极参加由中华革命党发动的‘讨袁运动’。史载:民国四年袁氏谋称帝,胡抱一等谋取淮海,再举‘讨袁’。”



胡明说:“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苏沪一带民众风起云涌,响应革命军,祖父与有力焉,时上海别动司令中有胡愚其人者即为祖父。”



袁殊结识胡抱一,就在这个时候,晚年的袁殊曾对袁龙说:“你记住这个人(指胡抱一),我同他的关系要比同你祖父的关系更好。”



胡抱一也曾供职于国民党上海地下市党部,与袁晓岚算是同事,因此他是袁殊的父辈。袁龙说:



“胡抱一是资格很老、官职不大的国民党政客。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此人做过孙中山的学生队队员。20年代前期到上海,在国民党环龙路44号机关和袁晓岚共事。胡抱一的社会关系很复杂,认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在戴笠没有发迹的20年代就结识了戴笠。胡本人也是洪帮人物,在帮内人称胡二爷。胡信仰无政府主义,但他仅仅概略地了解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而没读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书籍。”



袁龙说:“国民党在南方崛起后,胡抱一在上海也活跃起来。国民党委任胡为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要他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去煽动、组织江浙一带无政府主义者起来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攻打上海。但是胡的司令头衔是空的,他竖起大旗,应者寥寥。袁殊因为反对军阀、信奉无政府主义,便投到胡的门下。也许因为袁晓岚的缘故吧,胡把袁殊当成贴身小秘书。袁替胡奔走联络、传递信件。”



胡抱一与胡宗南也有点交情,袁龙说,袁殊曾替胡抱一送信给胡宗南,当时接待他的是胡宗南的副官何天凤,当时何只是个中尉,十几年之后,袁殊与何在汪伪阵营中“重逢”,何已经是伪军里的“中将”了。



袁殊拿着胡宗南的回信交给胡抱一,胡看了,很高兴地说:“部队开到南京后我就要成为副师长了。”



但好景不长,不过两个月的功夫,“江南别动军”即解体,胡抱一的“副师长”也没当成,只好带着袁殊来到南京,到处托关系,找路子。



某天,胡带着袁去看望一个叫做戴笠的人,结果戴没在家,于是胡指着墙上的照片介绍说:“此人是戴笠,这位戴先生欢喜冒险,现正在上海搞绑票活动以筹资金,准备收集无职的黄浦同学成立一个秘密团体。”



袁龙说:“这次客访的收获是,袁殊认识了戴笠的面孔。”



这时,袁殊意外地遇见了一位“故人”——“五卅运动”中大夏大学的学生领袖邵华——此时,邵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的“政治部主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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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华原本是南京工业学校学生,与后来成为著名史专家的郭廷以是同学。后厦门大学闹学潮, 一部分师生转到上海成立大夏大学, 邵转入该校,学教育学。



“五卅”惨案发生后,邵成为学生领袖,晚年的吴开先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地工”生涯时,曾说:“现在的立法委员邵华,当时就是大夏大学的学生代表,后来学生联合会的常委也是邵华。”



此后,邵华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孙传芳部第三混成旅投靠了北伐军,并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王普任军长,年纪轻轻的邵华则成为政治部主任。



袁龙说:“胡抱一把袁殊托付给邵华,袁成为政治部宣传股的少尉股员。为什么打到南京后27师才组建政治部呢?原来27师是皖系段祺瑞手下倪道良的部队,刚刚投到北伐军一边不久。袁殊先陪邵华回上海办私事,自己也买书探家,然后再到芜湖驻地报到。宣传股的股长孙祖基后来做过无锡县县长。”



袁龙说:“在芜湖时期,袁殊的公事是写标语口号,安民告示,内容不外是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蒋介石之类;工余则给芜湖日报投稿写文章。记得袁殊说过,他第一次发表文章时是15岁,看到自己写的东西成为铅印文字,非常兴奋,但内容则忘得一干二净。”



许多文章称袁殊曾参加过北伐,其实指的就是这一段。



此后不久,第二十七军即被蒋介石收编,番号取消,袁殊则改投第六军河南人张轸所部,旋即离开,结束了这一段极为短暂的“军人”生活。



至于邵华,于1928年脱离了共青团,投入“改组派”。“蒋汪合流”之后,邵又得到陈立夫的赏识,改换门庭成为C.C系大将,从此扶摇直上。1935年,邵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1935年底,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邵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任安徽省党部委员。



前面说过,1937年5月, 国民党曾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赴延安考察,团长为涂思宗,其成员中就包括邵华。当时以“秘书”身份参与该团的军统干部杨蔚,在回忆中就曾提及邵华。



离开部队,袁殊重返上海,并奇迹般地与一个富商的女儿谈上了恋爱。



——袁殊表姐叫曼尼,是启明女中的学生,她有个女同学叫马景星,经常找曼尼玩,一来二去,与袁殊也搞得很熟。



作为富家女的马景星怎么会看上一贫如洗的袁殊,这要从她的出身说起。袁龙说:



“马景星的父亲马蝶生,早年留学过日本,回国后一度提倡教育,晚年抽上了鸦片烟。马家传到第二代时,已有良田几千亩、浦东乡下遍布着马家的米店和货店。马蝶生的正室无子嗣,50多岁时马蝶生讨使唤丫头为妾,生养了马景星。没过两年马蝶生死了,马家正房太太就把马景星的生母赶出马家,但承认马景星为马家之后。马的生母被赶出马家门之后,只得嫁给附近的一个老实农民,他们以种菜度日,过着平民的生活。”



因为生母的遭遇,马景星痛恨她的家庭。袁龙说:“马景星自幼就知道这件事,也具体知道谁是自己的生母,但由于旧社会的等级观念,她从没有认自己的生母。在马景星内心深处,她极为不满自己名义母亲的恶毒作法,对生母抱以同情。这个实际背景不仅使马景星和马家的关系极为淡薄,而且由此引发了她同情社会革命的倾向。”



也正是出于马景星这种心理,她与“穷小子”袁殊走到了一起,袁龙说:“马景星爱慕袁殊的才干,希望并且帮助袁干一番事业;袁殊因马的同情革命和不嫌弃袁家贫穷而对马发生好感。”



马景星从启明女中毕业以后,原本已被保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但袁殊提出要去日本“留学”,马于是放弃了报送,与袁同行。袁殊拿不出去日本的路费,马从家里要了700块大洋。



钱是有了,可袁殊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他连小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有,先不说去了日本能不能申请到学校,连赴日的签证都办不下来!



对此,袁龙说:“半个世纪前的袁殊也采用了‘金钱开路走后门’的办法闯过了最后一个求学难关。首先他花钱买到一张四川成都大学的肄业证明,又通过曼尼的关系在南京教育部开出了一张肄业证明的官方证明。一切手续齐备后,他们两人约于l929年9月间到达日本东京。”



这是袁殊的第一次“留日”。这次留学,用袁龙的话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这三个“收获”,都对袁殊的后半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袁殊虽然没有上过几年学,但在语言学习方面,他绝对是个天才。袁龙说:“袁、马二人先上东亚日语预备学校初级班,学了几个月后,没有再上高级班即能应付一般的学习、生活所需了。”



袁龙回忆说:“袁殊说他学习和掌握日语的速度显然很快,一年多以后他就能一般地谈讲,做到对付实用之需有余了。原因是他学习方法对头:他买了一台旧收音机,有空就听日语;他没有羞于开口的心理负担,逛书店、看电影,尽量多实践应用。《沦陷区的中国文学史》一书,除了攻击人身的诸多贬词之外,还说他‘讲一口极流利的日语’,其实也不尽然。袁殊自评他的日语,以实用见长、而日文造诣并不特殊深厚。”



此后,袁殊还曾第二次到日本“留学”,回来之后,他的日语水平就更高了,袁龙说:“其特色是日本俚语、俏皮语、骂街的土语他都听得懂,而且所说的日语可令日人认为是本国人所说。”



语言过关以后,袁殊进入日本新闻学校,这是一所相当于大专程度的专科学校。此后,袁殊被人看成“新闻界人士”,就是从这里开头的。



袁殊的学习方法很独特,袁龙说:“他交讲义费却很少听课,主要在宿舍里自修。他在学习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他也读书也写札记,将书本所学知识经理解消化后加进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很多新闻学短稿,回国以后陆续发表在国内各个刊物上。自1929年起,到l935年止,他一直坚持了新闻学的研究,写和译了好几本新闻学专著,取得了学业上的一定的成就。”



很奇怪的是,作为一名职业报人(或者说以“职业报人”为掩护身份),袁殊却对记者这一行颇为轻蔑,据袁龙回忆:



“在晚年琐谈时,他对旧社会记者这一职业却多有不敬之语,常贬之为‘报屁股文人’、‘无聊记者’等等。他这样说并非是同行相轻之故,对于他自己这个当年的记者则讲得更尖刻。他曾说过约在1937年时他请表哥董纯才等人吃饭,自我介绍说:’我现在做流氓记者。’当时我听了不禁暗暗好笑,记者之前冠以流氓二字我实前所未闻。”



当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袁殊还颇为“严肃”地对袁龙说:“旧社会的新闻记者绝大多数都有政治背景、许多人都兼搞情报活动或作某个集团的喉舌以领取额外的津贴,纯正清白的记者极少或者没有,中外都是一样。”



袁龙评价说:“尽管他从事过多年的新闻记者工作,在新闻学方面有建树,但在晚年,始终认为他毕生的事业是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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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30年代的日本,也是一个各种思潮十分活跃的地方,正是在这里,袁殊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渐对他所持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袁龙说:



“这是因为袁殊当时读了他首次接触的马列书籍,即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达科学》。这本书正是用科学的共产主义去批判否认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袁殊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一连读了几遍,不得不承认那种无为而治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行不通的。他认识到,社会意义的人具有阶级属性,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必然具有权威性,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历史的变革而最终消灭阶级差异。社会主义的空想是美好但不实际的,袁殊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在以后的实践中他开始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达科学》今译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文献。



袁殊的第一次“留日”,为时非常短暂,这是因为他正好赶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袁龙说:



“为应付危机,日本当局宣布把经济上的银本位制改变为金本位制。这一变动使中日货币兑换比从原来的0.7比1猛增到1.5比1。对于袁殊这样的穷留学生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袁殊当时尚有l00元钱,依原对换率可换得140日元,尚可维持7个月的生活;依现在的兑换率只能换得70日元、只能维持四个月生活,考虑到回国路费,等于没钱了。袁殊不得不回国。”



回国以后,袁殊携马景星回了一趟蕲春老家,途径南京时,认识了几个“文艺青年”,其中一个叫张天翼,一个叫聂绀弩,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大学英文系的女生,叫做胡楣。



此后,袁殊就加入了联合剧社,负责对外联络,袁龙说:“参加联合剧社的南京公演,是袁殊从日本回国后流浪生涯的结束,也是真正走向社会生活的先导。在这次为时不长的活动中,袁殊扩大了社会联系,初次做了政治亮相。”



在联合剧社中,当时还籍籍无名的袁殊一下认识了许多知名人士,袁龙说:“在袁殊的遗物中,保存着几张当年戏剧界人士的照片。一张是袁牧之、陈沉樱和马彦祥的合影,一张是南京公演时的舞台照(内有王莹扮演的角色);还有两张是狂飙演剧部的照片,一张是柯仲平、陈凝秋、高歌和不知名者的四人合影,一张是内有柯仲平扮演角色的演出照。”



南京的演出很成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重视,起了“收编”之意,连南京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都出面宴请联合剧社,结果袁殊“捅了篓子”。袁龙说:



“在两次宴会上,负责对外连络的袁殊代表联合剧社致了答词。袁殊借着半醉的酒态,大骂了国民党,痛斥了国民党当局摧残进步文化,教育界一片黑暗的腐败现象,发泄出了郁积多时的对文化、教育界黑暗现状的不满。袁殊的左倾言论自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大概王莹也有左倾言论吧,总之有消息传出说联合剧社内的袁殊和王莹是左倾分子。”



由于担心出事,联合剧社负责人马彦祥令袁殊、王莹二人连夜离开南京,转往上海。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就是萧同兹,袁龙说:“萧同兹就是在环龙路44号目睹过袁殊昏倒在地的那个姓萧的人。南京市党部训练部部长方觉慧也是环龙路44号里面袁晓岚的同事,而且是湖北人。这两个官场里的人物几次对袁殊开了绿灯。这次他们以袁殊是党内老同志的孩子为由,把袁的言论说成是小孩子的胡闹,从而起了缓解矛盾的作用。”



真正令袁殊在文艺界、新闻界崭露头角的,是他所创办的《文艺新闻》。



1931年3月16日,袁殊在上海创办《文艺新闻》,并自任主编,着重刊登上海左翼文化界消息。



我们都学过鲁迅的著名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中提到“……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



事实上,《文艺新闻》是第一个刊登并评论“五作家遇难”事件的,在现代新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袁殊这个20岁的年轻人也由此起步、逐渐受到了各个阵营的重视和青睐,日渐活跃。



“《文艺新闻》出了十几期后,由于披露了五作家遇难的消息以及和冯雪峰左翼文化人的接近,文总动员袁殊参加左翼文化工作。当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是潘梓年;文委领导各左翼文化团体成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文总下属左联、社联、剧联等组织。据袁殊说,当时文总左联方面的代表是丁玲,社联代表是朱镜我,剧联代表是田汉。



潘梓年即著名的宜兴“三潘”之一,袁龙说:“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弟,当时任大学教授,实际负责党的文化工作,他当时头带瓜皮帽、身穿长衫,生活很简朴,人称‘裁缝先生’,袁殊说这位老革命家‘光荣一生’。”



袁龙说:“潘梓年找了袁殊后,袁即以个人名义加入文总,在潘梓年和朱镜我的领导下三人负责文总下属各文艺团体的通讯联络工作。”



因参加过“文总”的工作,袁殊认识了许多左翼文化人,比如,在谈到周杨时,袁说:“周当时相对地说出来活动比较少,经常勤奋读书。”



袁殊也曾谈到鲁迅,袁龙回忆说:“一天,鲁迅与袁殊恰巧都在内山书店看书,有人向鲁迅介绍说这就是办《文艺新闻》的袁殊,鲁迅站起来和袁殊握握手寒暄几句没有深谈。以后他们常在内山书店见面,也仅止相互点头示意。”



袁龙还说:“我问袁殊当时为什么不主动与鲁迅先生多联系,多请教。袁殊说得很诚恳,他说尽管他对鲁迅的文章非常钦佩,但当时年轻偏激而对鲁迅一直领取蔡元培的教育部发的薪俸表示不以为然。”



袁殊跟姚蓬子也很熟悉,并说:“蓬子为人平和随便。”袁龙回忆说:



“文革时期,有个身穿军大衣的人带领一批红卫兵到秦城提审袁殊,要袁交待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坛‘内幕’,开始袁因长期坐监无人讲话竟只能啊啊发音而说不出话来了,在提审过程中才逐渐恢复了讲话功能。那批人特别要袁殊交待姚蓬子的事,后来袁看报上的照片才知那个穿棉军大衣的带头人是姚文元。”



袁龙回忆说:“60年代初,我在上海去参观鲁迅纪念馆发现一份当时文化界宣言之后的署名中有袁殊的名字,当时感到很奇怪:袁年纪青青怎么会成为上海文化界中的能签名的人物呢?过了20年才知道,当时的袁殊在文化界颇为活跃。1931年12月28日,在四川路青年会食堂,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根据记载到会的约有30多位文化人,推出胡愈之,姚蓬子和袁殊作为九人组成的执委会的召集人。几个月以后该组织扩大了、分工明细了;该组织发表了对东三省事件的宣言,积极进行了抗日宣传活动。”



由此可见,至迟在1931年底,20岁的袁殊已经一跃而成为上海文化界的一位知名人士了。



通过潘梓年和朱镜我,袁殊认识了那位影响了他一生的人——潘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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